【文艺观潮】

　　作者：林隆强（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媒介研究中心研究员）

　　近期，《镖人：风起大漠》收官，最终累计票房14.48亿元，观影人次3142.6万，刷新中国影史国产武侠电影票房纪录。该片由著名武术指导袁和平担纲导演，真人真马、真摔真打，拳拳到肉，让无数观众重拾对武侠电影的热情。不过，叫好又叫座的同时，该片重武术场景、轻侠义表达，也引发了一些争议。而比争议更值得深思的是，一部电影固然能证明武侠片依然有市场，却无法独自撑起一个电影类型的复兴。银幕暗下、掌声渐息，武侠电影市场再度归于沉寂。下一部破圈的作品在哪里，尚无人能答。如何才能实现类型复兴，再现昔日辉煌，成为摆在武侠电影创作者面前的课题。

　　每一次类型发展与衰落背后，都和“武”与“侠”的天平倾斜有关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先回望来路。武侠电影并非第一次面临式微之困，而每一次类型发展与衰落的背后，都与“武”与“侠”的天平发生倾斜有关。

　　中国武侠电影的源头可追溯至1920年的《车中盗》。1928年《火烧红莲寺》横空出世，三年间连拍18集，形成独特的“火烧片”样式。隐形遁迹、空中飞行、口吐宝剑、掌心发雷、剑光斗法，奇观化的武打场景成为吸引观众的重要因素。然而，作品侧重于神话法术，导致越拍越荒腔走板，最终被当时的政府以宣扬怪力乱神之名查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张彻、胡金铨以“阳刚美学”和“影戏美学”重塑武侠电影。在张彻执导的《独臂刀》中，方刚以断臂残躯苦练神功，为报师恩而不计前嫌，将重情重义的人格力量注入每一个动作。胡金铨导演的《侠女》更是将禅意与武学相融。竹林大战中，竹影摇曳与人物腾挪穿梭，营造出富有诗意的动作空间，并以竹之坚韧刻画人物品格。这时期的武侠电影实现了“武”与“侠”的融合。

　　之后，李小龙以《精武门》《猛龙过江》将中国功夫推向世界。他的电影中，武术不仅是技击之术，更是民族文化的象征。陈真打碎“东亚病夫”牌匾时的表情，腾空迎向枪口的身影，成为影史经典。成龙则以《醉拳》《蛇形刁手》开创谐趣功夫片样式，将喜剧元素融入武打。侠义之风不再为神话英雄独有，而融入百姓生活。20世纪90年代，徐克的《黄飞鸿》系列将家国情怀注入江湖叙事，影片中黄飞鸿在狮王大会上对李鸿章进言“广开民智，智武合一，那才是国富民强之道”，将侠义的文化精神推向新高度。2000年，导演李安以《卧虎藏龙》中的竹林大战致敬胡金铨，以竹叶摇曳外化人物内心的波澜起伏。影片中，李慕白与俞秀莲情感克制、玉娇龙对自由执着追求，侠义从外在的行为准则升华为内在的文化境界。这让观众意识到，实现“侠”的方式不一定是武力，也有可能是对自身欲望的克制与超越。2002年，张艺谋以《英雄》开启了华语武侠的“大片”时代——刺客无名为天下苍生放下刺秦之剑，体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格局，自此江湖恩怨延展到家国天下。然而盛景之下也埋下隐忧：此后《无极》《夜宴》等作品延续了大片的视觉路线，却在绚丽场面与个人爱恨中，渐渐淡化了侠义的精神内核。之后，武侠电影陷入低谷。创作者或沉迷于特效制造的奇观，或拘泥于个人情仇的叙事，能展现“为国为民”等宏大情怀，“言必信、行必果”等价值观念，且成为爆款的作品有所减少。

　　回望百年，一条规律清晰可见：武侠电影每一次走向繁荣，都是“武”与“侠”达成平衡之时；每一次走向衰落，都是“武”脱离了“侠”，或“侠”脱离了“武”。骨架可以迭代，灵魂不能丢。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看清当下武侠电影的症结所在。

　　视觉技术与动作设计上屡有突破，却在表现侠义文化层面有些乏力

　　盘点近些年的创作，从《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三少爷的剑》到《绣春刀》系列、《镖人：风起大漠》，再到大量从网络文学改编而来的仙侠玄幻作品，它们在视觉技术与动作设计上屡有突破，却在表现侠义文化层面显露出不同程度的乏力。《绣春刀》系列以冷峻写实的笔触，将锦衣卫的生存困境刻画得入木三分，沈炼在官场夹缝中的挣扎确实带来了一种不同于以往武侠电影主角塑造的新鲜感，但当动机最终收束于个人情义与生存本能，曾经照亮江湖的公义与担当悄然退场。观众记住了沈炼的刀法与无奈，却很难说清他究竟为何而战。《三少爷的剑》的偏移更大。主角谢晓峰厌倦杀戮、逃避江湖的内心挣扎，本可以通向更深层的自省，但影片沉溺于情感纠葛，将“剑神”放下绝技、归隐尘世的传说演绎为缺乏思想重量的爱恨悲歌。《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将“侠之大者”置于片名上，然而影片叙事却更多倚靠视觉奇观与情感线索推动，家国底色停留在台词宣示与场面渲染层面，未能下沉为人物每一次抉择的内在动因。《镖人：风起大漠》在武术设计与大漠美学的视觉呈现上不乏亮点，但对漫画原著中隋末乱世的历史背景内容有所删减。众人原本是为护卫抗击腐朽王朝的花颜团领袖知世郎而集结，这一层大义在影片中退居幕后，让位于刀马保护外甥、阿育娅为父复仇等私人化的情感动因，扎根于乱世苍生的侠义之风难以聚拢成形。

　　武侠新作陷入“侠义乏力”的困局，根源在于视听奇观的过度依赖与叙事自觉的相对退让，挤压了武侠电影赖以生存的精神根基。武侠的黄金时代，无论张彻镜头里的阳刚男儿、胡金铨画面中的禅境江湖，还是李安故事里的人性幽微，都依托厚重的价值叙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侠客以血肉之躯守护公义，与现实社会的伦理秩序、家国想象形成深沉的精神对话。而近年新涌现作品的叙事结构向“主线任务+动作节点”的游戏化逻辑靠拢。打斗场景成为宣传物料的核心素材，剧情则被压缩为场景之间的填充物，人物动机、伦理冲突、精神追问等文戏层面的投入被压缩。在莫家集桃花树下的伏击、火油潭中的鏖战、大沙暴里的厮杀等奇美环境和高光时刻中，刀剑挥洒、长镜流转，每一段都足以剪成短视频，获得大流量。然而这些精心构造的场景有些割裂，未能凝聚成一个有机的精神世界。

　　观众渴望看到纯粹且精彩的武侠世界，这种需求始终存在

　　要让武侠电影复兴、让武侠文化重新扎根银幕，需要正视几个问题。首先是人才稀缺。一个合格的武打演员，不仅要打得漂亮，还要演得走心，演出人物的精神底色与侠骨柔情。以此为尺度回望今日影坛，合乎条件的演员较少。李连杰、成龙等老一代武打演员慢慢淡出银幕，吴京等中生代也转型其他题材或风格，而新生代演员中能完成高强度实打又具备演技的，尚未成长起来。“一部电影集齐四代武侠人”,《镖人：风起大漠》片方将这句话放在宣传文稿里，恰恰说明当下武打演员队伍的青黄不接，武打人才的储备不足。破局之道或在于建立系统化的动作人才培养机制，与中国戏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等院校的相关专业深度对接，让“学院派”的功底与“片场派”的经验相互补位。其次是创作生态的退化。武术指导是武侠电影的灵魂人物，他们不只设计动作，更用武打讲故事、用招式塑造人物。而当下大量影视作品的动作设计沦为“特效辅助”，武术指导从创作核心降格为技术工种。尤其是AI出现，炫目的打斗画面可由算法快速生成，武术指导原本承载的叙事价值被稀释，而真正区别“武”与“侠”的人物心性、招式背后的伦理逻辑，恰恰是算法难以复制的部分。因此，确立武术指导的“作者”身份与叙事话语权十分重要，应让动作设计参与剧本阶段的叙事构思，而不是等剧本定稿后再“填”打戏。

　　在直面这些现实困境后，武侠电影的复兴还要回到文化层面。武侠文化的核心，不是武功高低，而是忠孝、信义、智勇等中华传统美德。从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写侠士“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到曹植笔下游侠儿“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金庸笔下郭靖“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武侠文化始终与家国情怀、民生冷暖紧密相连。学者严家炎将金庸笔下武侠文化的内涵概括为三个层面：“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路见不平，舍身相助，扶困济厄，不畏强暴”；“为群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这三层分别对应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与承诺，对不公、强暴的反抗，超越个体的担当。它们并非古人的专属，而是每一代人都需要的精神资源。当下观众并非不爱看武侠电影，而是渴望在电影院看到一个与现实世界相比更富戏剧性、更纯粹，但又能对现实生活有所滋养、启迪和指引的戏剧世界。《镖人：风起大漠》以硬桥硬马的武打唤醒了观众心中尘封已久的武侠情结，也给侠义文化的表达留下了些许遗憾。影片结尾彩蛋中，袁和平、张鑫炎、吴彬三位武林前辈望着刀马与小七的画像，留下一句“那是年轻人的事了”。这句嘱托背后，是武侠电影代际传承的殷切期盼。交接的不应只是武术的招式套路，更应是侠义的文化内核，那种在刀光剑影中流淌的对公义的守望、对人性尊严的捍卫。筋骨已立，魂兮当归。

　　配图均为资料图片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10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