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莹（北京联合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何洪峰（1956—2020），湖北团风人。1978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1982年毕业分配至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今汉江师范学院），1999年到华中科技大学任教。曾兼任《语言研究》副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上海政法学院外聘教授、韩国安东大学客座教授等。长期从事汉语语法研究和方言研究，著有《汉语语法的多维探究》《汉语方式状语》《中学语法修辞手册》等。

　　1956年隆冬，何洪峰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上巴河镇。7岁时父亲离世，兄妹6人全赖寡母一人艰难抚育长大。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自童年至大学，何洪峰一面求学，一面劳作：割谷、盘田、扯秧、插秧、捡粪积肥、劈山修路、移河造田，乡间重活几乎做遍。在艰难困顿中，他始终保有一种鲜活的灵性，对声音、形状和器物自有敏锐感受。在山间田野，他以竹筒为笛箫、用牛角做螺号、采树叶当哨子、用蛇皮制琴筒，还自制土二胡，竟能无师自通操弄成调。

　　就这样，岁月磨砺出了何洪峰坚忍勤勉的性格，而母亲对于知识改变命运的坚忍信念，更给了他巨大的支持和希望。晨昏奔走，稍有暇息，他便于田头地边、陋室寒窗勤学苦读。从小学到高中，他学业优异，书写绘画、吹拉弹奏皆有可观；埋头苦干、不声不响的朴实个性，又为他赢得了乡邻的信赖。1976年，他放弃了被推举为大队会计的好机会，主动选择到上巴河高中当民办教师。对于当时的农村青年而言，这并不是一条轻松、“实惠”的人生道路，但恰恰显示出他对读书、教书、知识生活的自觉选择。两年后，高考恢复，他以高出分数线百余分的成绩，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

　　对一个自贫苦乡村走出的青年而言，这当然是命运的重要转折；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他终于从乡间中学的讲台、从故乡狭小而熟悉的生活圈子里走了出来，进入大学课堂系统地读书，也第一次有机会在更开阔的知识世界中，探索他一直熟悉的语言现象。1982年大学毕业后，他服从国家分配，赴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今汉江师范学院）任教，逐渐成长为学校教学与学科建设的骨干，任中文系主任。1999年，他作为专业人才被引进至华中科技大学任教，于此辛勤耕耘二十载，直至生命的尽头。

何洪峰拍摄的飞鸟

　　治学

　　学贵心悟，守旧无功

　　何洪峰的学术道路，以近代汉语语法、现代汉语语法为主，而上巴河这片浸润着楚语乡音和方言土语的土地，始终滋养着他。他的老师、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称赞何洪峰，不仅有普、方、古的大三角视野，也形成了大三角研究空间。所谓“普”，是现代汉语共同语，即普通话；“方”是现代汉语方言；“古”则包括古代汉语与近代汉语。何洪峰的研究兼涉普、方、古三角，其学术始于近代汉语语法，在断代研究的基础上拓展为对普遍语法的观察，同时始终坚持方言描写与田野调查。有意思的是，他虽打通了三角壁垒，文风却不以开阔取胜，处处可见他少小以来务求质实、具体而微的底色。

　　何洪峰的研究从专书开始，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对《金瓶梅》句法系统的研究。成书于明代中后期的《金瓶梅》，保留了当时活生生的口语面貌，为研究明代中后期的汉语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从语法史角度看，明代汉语经历了一系列重要变化，正处于承上启下的阶段，《金瓶梅》就像是语言化石，保存了这些变化的关键证据，是观察新旧形式共存与演变的最佳窗口。

　　何洪峰对《金瓶梅》的研究，既有句子成分和单句结构的历时演变，也有若干特殊结构的句法关系，即以句法类型串联相关的结构特征，建立起对《金瓶梅》句法系统的整体认识；“被”字句的演变、“把”字句的发展、状语的复杂化、特殊句式结构的形成，这些细密的考察共证了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过渡过程中关键变化的形成轨迹：许多古代汉语句式在衰减，现代汉语句式在发展和定型。他关于《金瓶梅》的句法研究，为汉语语法史提供了扎实、丰富的断代论证，使这一时期的语法事实清晰起来，成为具体可证的语法史线索。这一系列成果集结于《汉语语法的多维探究》，2007年被列入“喻园语言文学论丛”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多维探究”，既是指书中汉语共时、历时及方言的多维视角，也体现在对普、方、古等语言材料的多维运用上。

　　进入21世纪后，他的研究视野从近代汉语语法史转向更具普遍性的现代汉语语法问题，他在《金瓶梅》中观察到的各种特殊句式，成为思考理论问题的直接经验来源。比如，他发现，《金瓶梅》中状语的复杂化是造成近代汉语与古代汉语重要差别的缘由，也是现代汉语的直接源头。以《金瓶梅》第六十八回中的一个典型句子为例：“才待出门，忽平安儿慌慌张张从外拿着双帖儿来报。”这句话中动词“报”的前面，同时堆叠了三个不同语义类型的状语“慌慌张张、从外、拿着双帖儿”。这种多层状语的堆叠并用在先秦两汉文献中极为罕见，在《金瓶梅》中却成为常态。何洪峰由此敏锐意识到，状语的复杂化绝非偶然的修辞现象，而是近代汉语区别于古代汉语的一项关键句法特征。

　　正是这一发现，将他从对具体句式的描写引向了理论追问：现代汉语的方式表达从何而来？它怎样从动作描写、伴随状态转化为状语成分？为什么从近代汉语时期开始涌现？状语语序又如何逐渐稳定？要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能只停留在《金瓶梅》一部专书上，必须放眼整个汉语史。于是，何洪峰的研究路径自然地从专书描写拓展为历时考察，从现象观察深化为机制解释，他由此进入了汉语方式范畴的系统研究。方式状语在一般语法教学中只是状语的一类，回答“怎样做”的问题，如“拿刀切菜”“照规定办理”“以书面形式通知”“通过协商解决问题”。但何洪峰看到的是，汉语的“方式”涉及动作如何实现、工具如何介入、依据如何表达、介词结构如何形成、状语语序如何稳定等一系列问题，其对语法化过程的考察与讨论，理论与事实兼容并蓄，使得汉语的方式状语研究面目一新。专著《汉语方式状语》以近60万字的厚实体量，印证了他事实第一、决不游谈的朴学风格。

　　这部书的一个关键创见，是把“方式”明确处理为语法结构中的一个范畴，而不是附属于“状语”的一个小类。《汉语方式状语》把一些原本分散的现象，如“以”字结构、介词结构、方式谓语、“地”字状语、语义指向和主观性，整合到“方式范畴”这一问题中，使方式状语研究从静态分类推进到历时解释和系统分析。它不仅说明哪些成分作方式状语，更说明方式状语如何形成、如何发展、如何与介词结构和语序变化产生关联，把方式状语从一个普通句法成分提升为观察汉语语法演变的重要窗口。

　　在这部书中，何洪峰没有只讨论现代汉语，而是把方式状语放入整个汉语史中进行考察。以往学界对汉语史的分期多着眼于语音演变或词汇变化的大时段，对于状语这一句法成分的发展几乎没有专门的分期标准。何洪峰另辟蹊径，提出了一个简洁有力的分期框架。他将“以”字结构的语序和状语标记“地”的成熟程度作为标准，将汉语方式状语划分为三个时期：先秦至西汉为语序不定时期，方式状语大多结构简短，没有专门的状语标记；东汉至宋代为语序确定时期，这一时期方式状语的句法化程度大幅提升；元代至今为状语标记广用时期，方式状语长度增加，多层状语的堆叠成为常态。这个分期方法将状语语序的调整（从“前置或后置”到“基本前置”）与状语标记的产生及普及（从“无标记”到“有标记”）这两个重要转变有机联系起来，反映了汉语从事件连写、动作伴随到明确修饰关系的漫长发展过程，很有解释力。

　　方式状语研究的成功推进，将他的眼光又引到了介词上，因为方式表达不依赖于介词结构，但介词结构却常常表示方式。在汉语语法研究中，介词是一个颇为特殊的类。它数量不多，却承担着引介时间、处所、工具、依据、对象等重要语法功能；它几乎全部由动词虚化而来，却始终与动词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学界一般认为，汉语中的许多介词都源于动词，即实词虚化。但问题在于：动词究竟是在什么结构中、通过什么机制转化为介词的呢？何洪峰以《汉语方式状语》为起点，基于充分的语言事实，围绕动词介词化、介词更新与介词演变发表了二十余篇与介词有关的研究成果，不仅为汉语的介词系统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揭示了动词介词化的句法语义底层机制、介词系统生成与运作的若干重要规律，也使介词研究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热点。

　　经典语法化理论有一个著名的“单向性假说”，认为语法化沿着“实词→语法词→附着成分→词缀”的方向单向演进，不可逆转。何洪峰通过对汉语历时语料的大规模考察，发现了一个有趣且重要的现象——绝大多数汉语动词在发生介词化后，并没有成为纯粹的介词，而是长期保持着动词和介词两种用法并行的状态。以“用”字为例，它在上古汉语中就用作动词（“用其力”）和介词（“用刀杀之”），这一动介并行的格局从先秦一直延续到现代汉语，历时两千多年；同样的情况也见于“拿”“给”“把”“凭”“依”“随”等一大批介词。“动介并行”概念的价值在于，准确描述了汉语里大量词项处于动词和介词之间的连续状态，说明汉语虚词演变不是简单的单向演变，而常常存在并行、竞争、类推、消退和系统重组。这一发现对经典语法化理论构成了基于汉语事实的重要修正：语法化不一定以源词的消亡为终点。在汉语这样缺乏形态变化的语言中，功能的“分化”与“并存”可能比“单向替代”更为常见。他由此提出，应当重新审视汉语语法化进程中的“共存”阶段——它不仅是过渡状态，也可能是长期稳定的格局，反映出他对汉语语法事实的充分尊重和理论创见。

　　为了让读者更直观地理解介词系统的动态演变，何洪峰用了一个精彩的比喻——“流星介词”。他发现在近代汉语（元明清时期），曾有一大批方式介词爆发式地涌现出来，例如“投”“托”“仗”“倚”“倚仗”“仗托”等。这些介词在当时的白话文献中频繁出现，但大多使用不久便又迅速消失，如同夜空中划过的流星。一般认为，一个新介词产生以后，要么稳定下来，要么只是偶然用法，不值得讨论。何洪峰的看法与此不同：它们的产生有动词源义、类推、表达需要、古白话句法结构和介词系统等原因；它们的消失则与语义复杂、类推过度、系统成员竞争和词汇语义系统更替有关。这其实是在解释汉语语法化中的“失败路径”：不是所有虚化都会成功，也不是所有新介词都会留存。比如某个动词在特定时期可能临时发展出介词用法，但如果它语义过于复杂，或者已有“把、被、给、从、向、用、拿”等成员占据了相应功能位置，它就可能被系统淘汰。这样，介词研究就从词义来源考证推进到介词系统如何更新、竞争和淘汰的层面。

　　可以说，何洪峰走了一条从专书精深描写到普遍理论构建的经典学术道路。他几十年来对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语法的探索，始终以实证为本，在充分对比和描写事实材料的基础上，据实思辨而生发新的创见；研究均建立在语言事实基础之上，包括历史文献、方言调查和语料库，根本上是一种“从事实出发”的学问。他1986年在北京大学进修语言学一年，深受朱德熙先生的影响，笔风十分洗练，认为文章的写作必须表达精准，“寸土寸金”。他总是说：“文章例句绝不可用得太铺张，每一例应当反映不同的语法特点，如果用处相同，就不妨只举一例；尽量讲事实，分析也不能太‘大方’了，要‘小气’一点。”凡经他改过、发表的文章，其内容和语句都很难再删减。这既见功力，也见学品。

　　在“古”“普”以外，“方”亦是何洪峰学术道路中一条重要的生命线索。对他而言，方言既是理解汉语全貌的路径，更是他个人生命经验的来源。他少小艰难，成年后心系故里，穷究家乡方言土俗，本科毕业论文就是对家乡方言的调查成果——《上巴河方言语音调查报告》。此后三十年中，他从未间断过方言语法研究，对湖北省内不同地区的方言都有所关注，他人生中最后一项课题、最后一本专著也都与家乡方言有关。

　　湖北地处我国中部，处于南北方言的交汇地带，语言状况复杂，研究湖北方言对方言史、汉语史和语言接触问题都有重要意义。赵元任等先生曾全面调查湖北方言，1948年就出版了《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时隔七十多年，语言学界重启湖北方言调查工作，何洪峰负责主持其中江淮官话区、黄冈团风县的方言调查。何洪峰生长于斯，掌握一手方言材料，又有语法理论武装，所以对团风方言语法论述详尽，揭示出其与普通话诸多相通又有差异的语法现象。不幸调查进行到中后期，他病情恶化，由他曾经的学生、江西师范大学教授陈凌将这一重任接过，最后形成50万字的《团风方言研究》，辑入“湖北方言研究丛书”。

　　综观何洪峰的治学道路，其可贵之处在于，他始终能够把普通话、方言与古代汉语贯通起来，把专书描写、理论解释与田野调查贯通起来，把生命经验与学术判断贯通起来。所以，他的实证研究都是从细部入手，又不失整体眼光；由历史求解，而能回观现实；从故乡一隅起步，探求的却是普遍规律。最值得称道的是，他治学不喜持盈守成，每有收获，总求自省创新，“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也因为如此，他的治学守正而不泥古，求新而不逐俗，深耕材料而终见通识。学问如此，待人授徒亦如此。

何洪峰（前排中）和学生们在一起，前排右一为本文作者。

　　育人

　　君子三变，也温也厉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何洪峰的学生、重庆师范大学教授朱怀曾以此语追忆老师，颇得其神。“望之俨然”，是其持身严整；“即之也温”，是其待人温和；“听其言也厉”，则是其言辞刚正。在我们这些学生眼中，他正是这样外具威仪、内怀温情、言必守正的君子，为学、为人、为师之间，皆自然流露。

　　何老师对专业要求严厉不苟、务求周全，加之个性内敛、沉静少言，所以学生初见他时总有远敬之心，熟悉之后，才会发现他待人真诚、耐心倾听、关切尊重，从不摆架子，也不轻易谈自己，总是细细询问学生的近况，倾听他们的困惑与打算，给予帮助与安慰。学生陈凌说他亲切健谈如皎皎纤云、习习山风，也如夏夜凉风、冬日暖阳般照拂，数年如一日。

　　每隔一周，何老师都会组织在校硕博生举行学术沙龙。学期伊始，主讲人和报告题目便已排定。他经常到场，认真听学生们报告、参与讨论、给出指导意见，一丝不苟、从不敷衍，这份严格与认真令学生们既生敬意，又有压力。他还为沙龙题词：“心静参真经，悟道有顿渐。沙聚方成塔，龙潜可飞天。”以此勉励门下学生珍视每一次报告与讨论，善疑多思才能积累真知，积累沉淀才能丰厚羽翼。学生多的时候，他同时要带二十几个硕士生和博士生，劳神费力，但他从没有放松对他们的要求，也始终严格约束着自己。在他生命的末期、确诊癌症住院之时，他最担心的竟是门下十余名研究生没有毕业。在病床上等待手术的时候，还在夜以继日地给学生批改论文；同时对自己的病情守口如瓶，不愿劳人探望，怕浪费他所剩无几的时间。

　　他不仅操心着在读学生的学业和前途，也同样尽心对待已经毕业的学生，为新婚的学生备好红包，给新生儿的家庭准备婴儿车，宴请招待离汉、回汉的学生们。我硕士毕业多年后，他还告诉我作为教师要重视标点符号的规范用法，新版《标点符号用法》出来了，让我学习；一次因为查不到“恰”字的确切字源向他求教，他送我《故训汇纂》，并建议我将之当作手边书，与《汉语大字典》互相印证；我2017年8月的一份笔记里，记录着他为我批改文章时说的话，“引文最好用原著，关键的新概念可以随文注出，其次引用权威大家，体现作者的眼界和视野”。他虽尊重规范与经典典籍，但并不囿于成规，经常说研究语法要开阔眼界，要破除“唯语法”的执念，古今中外的语言学书籍要看，哲学、逻辑学的书也要读，不能只困在传统语法的藩篱里。因为在他看来，语言问题从来不是孤立自足的，它总是牵连着概念的辨析、判断的形成、论证的展开以及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他推荐给我很多书，比如陈嘉映的《语言哲学》、赫德森的《社会语言学》、陈宗明的《汉语逻辑概论》、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太田辰夫的《中国语历史文法》。

　　早年做过民办教师的他，始终对教师这一身份有着特殊的责任感。他一直关心中学语文的语法教学，21世纪初叶便编写《中学语法修辞手册》，立足中学教材，帮助中学和师范院校师生系统学习汉语语法修辞知识。他多年受聘于湖北省考试院，参与湖北省语文高考命题工作，高强度的命题工作从未让他退却，教师的使命感反令他甘之如饴。在韩国安东大学任教期间，他不仅完成了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还根据教学经验编著出版了韩汉对照的《现代汉语》与《中国话的会话基础》，务求使学习汉语的韩国留学生能够尽快了解、习得汉语的表达特点、方式及规律。

何洪峰著《汉语语法的多维探究》

何洪峰著《汉语方式状语》

　　为人

　　怀真抱素，文圆质方

　　何洪峰坚毅内敛的个性，与其天性有关，也未尝不是早年家境艰难、母亲坚强支撑的精神的延续。在一篇怀念母亲的祭文里，他写读大学以后常在农忙时节回乡割麦，劳作一整天，傍晚回家筋疲力尽，母亲做好家常饭菜，年轻的他吃饱喝足躺进蚊帐，母亲在蚊帐外做针线活，聊着聊着他就进入梦乡……这是他人生最幸福、最安宁的时刻。他珍惜在这样的劳顿中与母亲的珍贵相伴，来时路那样艰难，却从不抱怨。他就这样省身克己、居仁由义地对待他周遭的一切。

　　在他沉静寡言的外表之下，内里始终保存着一种极可珍贵的纯真与清朗。他爱弹吉他、拉二胡、吹口琴，爱写诗；写得一手好书法，拍得一手好照片，可谓左宜右有，才性过人。穷苦孩子出身，在生活的重担下，这些才艺不只是闲暇时的点缀，更是他对美与自由的追求与向往。这样的他，总是抱持着一颗赤子之心，怀真抱素，文圆质方，有着一种不肯率由旧章的纯粹。

　　2020年12月26日，何洪峰与世长辞。我们这些学生来到上巴河，在他家老宅堂前追忆往昔，讲起他的许多趣闻轶事，仿佛他并未真正远去，仍像以前那样与大家开心说笑、推诚相待。依稀往事涌上心头，仿佛又听到陶渊明的这首诗：“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何尝不是先生一生的写照呢？愿他终如飞鸟越过群山，抵达自由、宁静与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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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08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