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理论道】

　　作者：曾楠（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作为凝聚民族的“根”与“魂”、激发创新的“源”与“泉”，其战略性、基础性、引领性作用日益凸显。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文化之所以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源于其通过对象化、规范化、商品化、内在化过程深度嵌入社会再生产各环节，形成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澎湃动能。

　　一

　　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也是文化赋能的基础环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生产资料界定为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的总和。在传统经济形态中，生产资料主要表现为土地、原料、工具等物质要素；进入知识经济与数字经济时代，文化遗产、文化符号、数据资源等文化形态，已从纯粹的意义载体转化为重要的生产条件。它们既是创意开发的内容素材，也是支撑数字生产与智能制造的基础资源。通过转化发展，沉睡的文化资源可激活为生产性资本，形成“资源—资产—资本”的循环链条，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内生动力。

　　实现上述转化，就要以现代产权制度与要素市场体系为支撑。文化资源不同于一般物质资源，具有非标性强、确权困难、估值复杂等特征，内在要求建立分类清晰、权责明确、流转顺畅的产权制度框架。针对文物、非遗、数据等不同类型资源，探索差异化的确权登记与保护机制，尤其应关注集体性、活态性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与利益分享结构。在保障文化安全与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推动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适度分离，为资源开发利用提供稳定制度预期。同时，建设多层次文化产权交易平台，培育专业化评估、经纪与代理服务主体，借助标准化与数字化手段完善从确权、评估到交易、托管的全流程服务，切实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要素配置效率。

　　需要强调的是，文化作为生产资料嵌入生产，其公益性的底线不可失守。保护永远是开发利用的前提，共享永远是增值的归宿。生产环节对文化资源的汲取，应以不损毁文化根脉、不断流文化传承为刚性边界。在生产中激活文化，在激活中守护文化，是必须坚持的可持续的文化赋能之道。

　　二

　　分配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介环节，直接关系社会公平与人民福祉，分配公平与否直接反作用于生产效率与社会稳定。在物质生活资料分配之外，文化资源与文化服务的享有状况，构成现代社会衡量分配正义的重要维度。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广播电视、网络信息等基础文化服务，本质上属于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公共供给。这一属性决定了文化分配不能单纯依赖市场机制，必须依靠公共财政与制度安排，确保文化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筑牢社会公平正义的文化根基。

　　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构建均等化、标准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文化均等化不是简单的平均分配，而是以保障底线公平为核心的结构性均衡。当前，城乡、区域、群体之间文化服务能力的差距依然存在，构成文化分配领域的突出矛盾。破解这一矛盾，要健全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机制，建立稳定增长的文化投入长效机制，形成向基层、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倾斜的转移支付制度。在设施布局上，统筹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以标准化促进均等化。同时，纵深推进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以统一的公共文化云平台为枢纽，将高品质文化内容以数字形态输送到城乡各处，以技术赋能实现分配公平。

　　三

　　交换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桥梁，是价值实现的关键环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商品能否顺利完成交换，取决于其中凝结的劳动能否获得社会承认。文化产品进入市场交换，交易的不只是实体介质，更是附着其上的符号意义、审美体验与身份认同。这些非物质内核赋予文化产品区别于一般商品的特质：其使用价值具有非耗竭性甚至边际递增的可能性，其价值量难以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简单测度。这决定了文化交换是一种复杂社会过程，不仅关系文化产业自身的价值循环，更以“文化+”的形态融入制造业、农业、旅游业等产业肌体，成为牵引产业融合、重塑价值链分工的纽带。

　　释放文化的交换价值，需要构建多层次、有韧性的文化流通体系。文化产品的交换不同于标准化工业品的大宗流通，其交易频率高、异质性强、价值实现周期长，对流通渠道的多元性与灵活性提出更高要求。应推动形成线上线下融合、国内国际衔接的文化市场网络。线下重点建设面向版权交易、艺术品流转、演艺票务等的专门化市场平台，线上依托数字技术搭建云端展示、虚拟洽谈、远程交付等新型流通场景。针对文化贸易中信息不对称突出的问题，建立健全文化市场信息披露与信用评价制度，让供需双方在透明、可信的环境中完成交易匹配。在此基础上，鼓励发展文化产品跨境电子商务与数字内容出海，在更大市场中实现文化价值。

　　在此过程中，文化的强渗透性使其能够跨越制造业、农业、信息技术产业等边界，以“文化+”融合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同时，文化产品交易的达成高度依赖契约精神、知识产权保护与审美共识，内在推动着诚实守信、公平竞争、尊重创造的市场伦理建设，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深厚的文化支撑。

　　四

　　文化在消费环节的功能，集中体现为文化产品与文化体验在满足人民精神需求的同时，引领消费结构整体跃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消费视为生产的目的与动力，消费的能力与层次直接体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与质量。当社会生产力越过温饱门槛，文化消费便成为衡量美好生活的重要标尺。文化消费的本质，不是对物质实体的消耗，而是对意义的吸收与内化，是消费者与创作者共同完成的精神生产过程。

　　引领文化消费升级，要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以新消费场景拓展增长空间。当前，文化消费呈现数字化、沉浸式、个性化、体验型等新趋势，对供给体系的质量与弹性提出更高要求。应顺应消费升级方向，大力发展数字文化内容、沉浸式演艺等新型文化业态，激发多层次、多样化的消费潜力。统筹推进城乡文化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壮大县域文化消费市场，让消费升级红利惠及更广泛人群。在政策层面，完善文化消费补贴与引导机制，使“愿消费”与“能消费”良性互动。

　　丰富文化消费的最高意义不在于经济指标，而在于人本身。马克思主义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在文化消费中，人不再是被动的商品消耗者，而是主动的意义建构者与自我实现者。阅读塑造认知能力、艺术涵养审美情操、创意活动激发创造潜能，消费与生产的边界在此模糊，消费本身就是人的能力再生产与个性再创造。因此，繁荣发展文化消费，必须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要警惕消费主义对精神的异化、消费鸿沟对社会的分化。以文化消费涵养完整人格，以精神富足定义美好生活，在消费中实现发展、在发展中超越消费，是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最深刻的人本逻辑。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0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