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范成大诞辰900周年】

　　作者：胡传志（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

　　编者按

　　范成大（1126—1193），号石湖居士，谥号“文穆”，平江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是我国南宋时期知名的文学家，尤工于诗。他的诗歌学习江西诗派，又效仿白居易、张籍等新乐府诗人，题材广泛，风格平易浅显、清新妩丽、自成一家，而以使金纪行诗和田园诗成就最高。他以《四时田园杂兴》为大众所知，与陆游、杨万里、尤袤合称“中兴四大诗人”。明人蒋一葵称“乾、淳间，诗人称诚斋（杨万里）、范石湖及陆放翁（陆游）为巨擘”，清人则有“家剑南（陆游）而户石湖”的说法，可见其诗歌影响之大。今年是范成大诞辰90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千古湖山人物”，我们特辟此专题，以飨读者。

　　乾道六年（1170）六月十三日，范成大自杭州出发，出使金国，八月十一日渡过淮河，九月九日，到达金中都（今北京），入住会同馆。九月十六日折返，十月十二日回到南宋境内。在八月十一日到九月九日近一个月的时间内，他写下了72首七言绝句。这组诗歌向来被视为南宋爱国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受到后人的一致推重。如果将之放在纪行组诗发展史中来看，这组诗还具有突出的文体意义。

　　一

　　纪行组诗早已有之，唐代之前已有曹丕《黎阳作二首》、陆机《赴洛道中作二首》、谢灵运赴任永嘉途中《过始宁墅》等名作。入唐之后，纪行组诗数量增多，王勃《入蜀纪行三十首》已成规模，均为五言律诗、五言绝句。乾元二年（759），杜甫自秦入蜀，先后写下两组纪行诗，各12首五言古诗，成为纪行组诗的典范之作。其后，刘长卿《湘中纪行十首》皆为五言律诗，元稹《使东川》22首出现了重要转变，由常用的五言改为七言，其中七绝19首，七律3首，而晚唐的钱珝《江行一百首》规模更大，但全是五绝。到了宋代，王安石曾于嘉祐五年（1060）送伴辽国使节回国，途中写下20多首诗歌，其中七绝仅《涿州》《出塞》《入塞》3首。苏轼的纪行组诗数量多，规模小。据路成文、宋定坤《论苏轼的纪行组诗》统计，苏轼一生共创作106组355首纪行诗，其中少于5首的组诗有89组，体裁多样。元祐四年（1089）苏辙出使辽国，途中作《奉使契丹二十八首》，性质与范成大使金组诗基本相同，体裁仍然不主一格，其中七律11首，七绝10首，七古3首，五古3首，五律1首。元祐六年（1091），彭汝砺使辽，途中作52首诗歌，其中七绝多达32首。总体来看，七绝在纪行组诗中的地位呈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陆续体现出长于即景抒情的体裁优势。

　　七言绝句原本是范成大所喜爱和擅长的体裁，他晚年所写的《田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也是七言绝句。他的使金组诗顺应了纪行组诗的发展趋势，不仅规模超过杜甫、刘长卿、元稹、苏轼等人，而且发挥个人特长，全部采用七绝体裁。无独有偶，他的朋友杨万里一生最著名的爱国诗歌《初入淮河四绝句》，也是一组七绝体裁的纪行诗歌。他们一起提升了七绝在爱国题材、纪行组诗中的地位。

　　二

　　纪行组诗与其他性质组诗的一大区别在于记录地理行程，通常以地名为诗歌题目。杜甫《发秦州》以下12首、《发同谷》以下12首、刘长卿《湘中纪行十首》都是如此，但是后来者并未完全遵守这一定式。元稹《使东川》组诗有《清明日》《亚枝红》《江山行》《好时节》《夜深行》等多首非地名诗题，钱珝《江行一百首》更在总题下没有逐一设立题目，苏辙《奉使契丹二十八首》有三分之一诗题中不含地名，如《绝句二首》《奚君》《伤足》之类。这类诗歌固然丰富了纪行组诗内容，但也削弱了纪行组诗的纪行特色。范成大使金组诗中，除《橙纲》《踏鸱巾》《耶律侍郎》三诗外，其他诗歌均以地名为题或含有地名。

　　范成大在继承杜甫纪行组诗传统之时，又有所发展和完善。杜甫在地名诗题下，普遍未加自注，仅《凤凰台》题下有“山峻，不至高顶”等简略交代，未涉位置信息，这导致有些地点难以确考。刘长卿《湘中纪行十首》仅在《洞阳山》题下有“浮丘公旧隐处”的说明。元稹《使东川》组诗部分诗题下有注，但往往不是地理位置之类信息，而是以纪事怀人为主。苏辙《奉使契丹二十八首》中有三首诗题下有注，也不关地理位置，如《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题下注曰：“十一月二十六日，是日大风。”范成大则异于是。除《京城》《李固渡》二诗之外，其他七十首诗题下全部有自注，短则五字，长则四五十字，自注总字数接近组诗四成篇幅，内容大为丰富，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完整呈现自盱眙渡过淮河到达金中都的线路。有些题注标明位置信息。如《渡淮》注：“八月十一日渡盱眙，过泗州，顺风如飞。”交代了日期、线路和天气。《虞姬墓》注：“在虹县下马铺北三十七里。”《伊尹墓》注：“在空桑北一里，有砖堠刻云‘汤相伊公之墓’。相传墓左右生棘，皆直如矢。”地点更加具体明确。将这些地名连在一起，就是南宋使金线路图，可以供后人参考。嘉定四年（1211），程卓途中撰《使金录》，大量引用范成大这组诗题注，就是将它当作交通指南。

　　其次，记录众多历史遗迹及其文化内涵。如《福胜阁》注：“曹太皇所建，奇崛冠京城中。”说明福胜阁是当年开封城的地标建筑之一，为太皇太后曹氏所建，可惜鲜见吟咏。范成大更关注旧遗迹的新变化。如相国寺尤其著名，《相国寺》题下完全可以不用加注，范成大则云：“寺榜犹祐陵御书。寺中杂货，皆胡俗所需而已。”他要告诉读者，大相国寺还保存了宋太宗题写的寺名，值得欣慰，但寺内各色物品却多了些金人特色，令人遗憾。又如《宣德楼》题注：“虏加崇葺，伪改曰承天门。”这座北宋建筑，金人有所维修，却改了名称。再如《市街》注：“京师诸市皆荒索，仅有人居。”北宋故都繁华不再，一片萧条景象。这些题注都寄寓了范成大面对时世变迁的感慨。

　　最后，记载北地风土人情。人物方面，如《望都》题注谓“县人多瘿，妇人尤甚”，《清远店》题注载一女婢“两颊刺‘逃走’二字”，《耶律侍郎》题注谓金国馆伴使、兵部侍郎耶律宝“不识字”。风物方面，如《内丘梨园》题注称“内丘鹅梨为天下第一”，《临洺镇》题注称“洺酒最佳”，《松醪》题注称苏轼当年命名的中山松醪酒，如今酒味“甚漓”，《固城》题注称当地“水味极恶”，《灰洞》题注称其地“尘土坌积，咫尺不辨人物”，这些题注既能增广见闻，又是研究相关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

　　范成大之所以在使金纪行组诗题下增加大量自注，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一行程在被金人统治的故国境内，是南宋朝野普遍关心却难得一去的地区。范成大以南宋使节的独特眼光，发现诸多金国诗人熟视无睹、未被写进诗歌的内容，用说明性的题注，与诗歌结合起来，不仅很好地满足了南宋读者的期待，也为后世读者提供诸多助益。纪行组诗的体制，因此变得更加完善合理。

　　三

　　前代的纪行组诗，或作于赴任、贬官、出使等公务途中，或作于回乡、逃难等私人行程中，普遍是私人化写作。陆机《赴洛道中作二首》“世网婴我身”之类的忧思，谢灵运《过始宁墅》“违志似如昨”的感慨，杜甫入蜀组诗“我后鬼长啸，我前狨又啼”之类的流离困顿，都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元稹《使东川》原本是他作为监察御史出使东川之作，在这一公务行程中，却多次怀念白居易、崔韶等友人。王安石送伴辽国使节，途中无聊，无所用意，“时窃咏歌，以娱愁思当笑语”（《伴送北朝人使序》）。苏辙《奉使契丹二十八首》有十余首酬赠同僚之作，另有四首寄赠其兄苏轼诗、一首寄内诗。这些诗歌的公众性都不突出。而范成大的使金组诗，已由私人化写作转向公众化写作。

　　南宋使金队伍通常由数十人组成，包括正使、副使、三节人员。在范成大一行中，见诸记载的有副使崔湑、书状官赵磻老、新安故交李嘉言等人。按照规定，范成大撰写行程语录《揽辔录》上奏朝廷，在完成这一任务之外，他又写作纪行组诗，原本就具有与《揽辔录》相互补充的动机，其写作也就不完全是私人化写作，而是代表整个使金队伍的集体表达。他的这组诗首先会面向同行之人。因此，在这组诗中，不再有个人酬唱、怀亲思友类作品。即使部分涉及范成大本人的内容，也不是一己之私情。譬如《渡淮》“昨夜南风浪如屋，果然双节下天来”，以“双节”指称，避免突出个人；《桥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以“使者”这种群体性称谓代替个体；《宣德楼》“他年若作清宫使，不挽天河洗不清”，有意省略主语，主语可以是自己，也可以是他人。只有在《踏鸱巾》题注中出现一次“予”字：“接伴使田彦皋爱予巾裹。”但其重点是其“巾裹”而非其人。直到最后一首《会同馆》，范成大才独自走上前台：“万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沤浮。提携汉节同生死，休问羝羊解乳不？”这时，面对金人扣留使节的传言，他以南宋“孤臣”之姿，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以苏武自励，公开坚定地表明以身许国的志气，掷地有声，既是个人情怀，又代表南宋使节团体精神。

　　与苏辙、彭汝砺等人的使辽组诗相比，为什么范成大的使金组诗出现这种大转变？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此番出使，充满艰难、危险和不确定性。他的任务是请求金世宗归还宋王朝陵寝，免除南宋皇帝站立接受金国国书的礼仪，年近古稀的名臣胡铨深知此行非同寻常，特意作《送范至能使金序》为他壮行，文中不仅以班超出使西域相比，认为如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还充满对范成大生命安全的担忧。范成大无疑意识到这一点，这使得他格外重视此行。既然未必能够“立功”，那就不妨努力“立言”。于是，从跨越淮河，进入金国开始，平均每天写作两三首诗，全程书写见闻和感慨，为他一生最重要的经历，也许还是最后的人生阶段立言，同时也借助使金团体的力量扩大传播，回应南宋朝野的关切。正因为有此时代背景和个人心理，范成大这组纪行诗才会突破此前纪行组诗常见的私人化书写，上升到更高的家国层面，爱国情感得到了充分彰显，七言绝句的体裁优势得到了更好发挥。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01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