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如何走向现代”，或者说，“中国传统哲学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个问题之所以在百余年的思想实践中反复被提出，并不是因为中国传统思想本身缺乏回应现代世界的思想潜能，而是由于我们尚未真正完成从方法反思到理论构建的自觉转换。长期以来，中国哲学研究在“解释传统”与“引介西学”之间徘徊，分析的方法不断深化，但理论构建的成果还相对薄弱。从根本上看，现代化并非单纯的时间概念，而是一种研究范式与理论形态的转变。中国哲学能否实现现代化，不取决于是否讨论现代问题，也不取决于是否运用现代术语，而取决于是否形成了以问题为中心、以理论构建为指向的思想形态。在这一意义上，“分析”与“构建”并不是两个彼此割裂的阶段，而是中国哲学走向现代应当同时具备的两个基本维度。

　　以问题为导向的分析方法

　　长期以来，“分析”常被误解为西方分析哲学的技术工具，似乎与中国哲学传统格格不入。但从更广义来看，分析是一种以问题为中心的理性方式，其核心在于澄清概念、拆解结构、转化议题，使复杂问题能够进入公共讨论视野。正是这种问题导向的分析方法，推动中国哲学逐步摆脱经典注解的研究模式，转向现实问题与理论反思，使中国哲学在现代语境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转向，就是从以经典为中心的义理诠释，逐步转向以哲学问题为中心的理论讨论。无论是对“理”“气”“心性”等传统范畴的重新解释，还是对主体性、认识结构、价值根基等问题的现代化表达，其内在动力都来自分析方法所引入的问题意识。通过分析，中国哲学不再只是文化传统的历史展示，而开始在知识论、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等领域形成可对话的理论表达。例如，冯友兰的“新理学”不再只是解释《论语》或《孟子》，而是关注“共相与殊相”等哲学议题。他采用西方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重新审视宋明理学中的“理”与“气”。在他看来，“理”代表超越时空的潜能，而“气”是实现理的载体，这种观点将传统的道德形而上学转化为一种逻辑建构的本体论。牟宗三围绕“康德问题”，以康德的“理智直观”为起点，考察人类能否认识“物自身”。他认为，西方哲学缺乏理智直观，限制了形而上学的发展；反观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通过“心体”与“性体”的实践，肯定了人类拥有理智直观。这一思路成功地把中国传统心性论转化为可以与世界对话的道德形而上学。通过问题导向的分析方法，中国哲学从历史讲述转向哲学思辨，让传统思想能够被知识论、伦理学和逻辑学等现代研究范式重新理解和评价。

　　自主意识与学科范式的转换

　　“自主意识”在这里指的是中国哲学对“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的自我反思。传统上，中国思想并不以“哲学”命名，而是以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等实践理念为核心，展现出高度融合与综合的理论特色。而现代西方哲学则重视概念分析、逻辑推理和体系构建，这样的差异使得中国哲学在进入现代学术体系时遇到了不可避免的解释困难。因此，如何在继承中国哲学精神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其现代转化，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必须面对的核心议题。而分析方法的引入，又直接推动了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深刻转换。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以实践智慧与整体理解见长，其理论表达往往融贯于经典文本与修身工夫；现代西方哲学学科则强调概念清晰、论证严密与体系建构。这种差异，也使得中国哲学在进入现代学术体系时，面临着不可回避的结构性挑战。

　　近代历史表明，中国哲学逐渐由传统经学转型为现代“哲学”学科。这一变化在中国哲学的理论构建上体现得尤为突出。过去，中国哲学研究多以经典文本为核心，注重注释、义理和传承；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则更加关注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等思想问题。这种转向并不是否定经典，而是通过问题化的方法赋予经典新的生命，使其能够进入现代哲学讨论场域。没有理论构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就只能停留在诠释层面。中国哲学的理论发展，在继承传统精神的基础上积极回应当代难题，比如技术理性的扩张、价值观的多元化冲突以及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等。通过重新诠释天人合一、仁义礼智信等思想核心，中国哲学为世界贡献了与西方不同的价值视角。它在理论结构上并非简单模仿西方体系，而是在比较和对照中建立了独特的逻辑和问题意识。例如，通过重新理解主体性、实践理性和伦理共同体，中国哲学在全球范围内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主张。

　　中国现代哲学的范式转换，首先体现在研究对象的变化上。中国哲学研究不再以“如何正确理解经典”为最终目标，而是将经典视为回应哲学问题的思想资源。这一转变，使中国哲学得以进入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等现代哲学讨论领域，也使传统思想获得了新的解释维度。其次体现在研究话语的构建上。中国哲学若要在现代学术共同体中被理解与讨论，就必须形成一种既具有普遍可理解性，又不丧失自身思想特质的话语形式。这种话语并非对西方哲学概念的简单翻译，而是在比较与反思中生成的理论语言。

　　然而，如果这一范式转换仅停留在方法更新与话语调整的层面，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仍然是不完整的。范式转换的真正完成，必须以新的理论构建为标志。没有理论构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就只能停留在诠释层面，难以形成具有原创性的思想成果。

　　从分析走向理论构建

　　如果说“分析”与“范式转换”主要指向反思与调整，那么“构建”则意味着积极的理论创造。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并没有停留在对传统的解释或对西方的回应层面，而是始终致力于在现代语境中形成具有原创性的思想成果。在不断推进理论创造的过程中，中国哲学不仅注重本土思想资源的发掘与创新，还积极吸收世界哲学的多元智慧，实现了思想的深度融合与自我超越。通过对历史经验的反思、对现实问题的批判和对未来图景的展望，中国哲学展现出强烈的开放性和前瞻性。例如，面对全球科技进步带来的价值挑战与伦理危机、社会环境的复杂变革等，中国哲学以其独特的整体视角与和谐理念，为人类共同体的未来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

　　相较于分析方法的广泛运用，理论构建始终是中国哲学现代化过程中较为薄弱的环节。长期以来，中国哲学研究更多致力于说明传统思想“可以如何现代化”，却较少回答“中国哲学能够为现代世界提供什么样的理论视角”。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构建”成为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关键任务。

　　当然，理论构建并非否定传统，而是在继承传统思想精神的基础上，对当代问题作出系统回应。当今世界正面临技术理性扩张、价值多元冲突、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等深层挑战，这些问题既是现代性的普遍难题，也为中国哲学提供了展开理论创造的重要契机。只有当传统思想被转化为回应这些问题的理论结构时，中国哲学的现代意义才能真正显现。通过重新理解天人合一、仁义礼智信等思想核心，中国哲学能为现代社会提供不同于工具理性与个人主义的价值路径。

　　构建的关键，在于形成具有自觉意识的理论形态。中国哲学的现代构建，不应是对西方哲学体系的简单复制，而应在跨文化比较中生成自身的问题结构和理论语言。例如，在对主体性的理解上，通过实践理性和伦理共同体的视角，对抽象主体理论作出补充；在对社会关系的理解上，通过整体性和关系性思维，回应现代社会的碎片化倾向。这种理论努力，既立足于自身传统，又面向普遍问题。

　　理论构建的最终目标，并非确立一种封闭的思想体系，而是在开放对话中形成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表达。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哲学不再是单一文明内部的思想活动，而是不同文明间交流互鉴与共同反思的实践。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既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哲学多样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持续的理论创造，中国哲学将在全球哲学格局中占据独特位置。这种位置，并非来自文化身份的自我强调，而是源于对共同问题的原创性回应。当中国哲学能够以自己的理论语言，参与对现代问题的普遍讨论时，它才真正完成了从传统思想到现代哲学的转化。

　　因此，中国哲学现代化的现实路径，正在于以问题为导向的分析方法，推动自主而有创造力的理论构建。当分析与构建形成内在统一时，中国哲学才能在现代语境中获得持续发展的思想动力，并为理解当代世界贡献具有中国立场和普遍意义的哲学智慧。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25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