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

　　作者：罗康隆（湖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秦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王朝，其构建的大一统治理体系，奠定了此后两千余年我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里耶秦简以一手实物史料展现了秦代基层行政与社会治理的历史图景，被誉为“秦代县级百科全书”。里耶秦简还原了秦代大一统制度在西南武陵山区的落地实践，揭示了以郡县制为骨架、户籍制为根基、法治为保障的早期中国大一统国家治理形态，蕴含着秦代民族融合与社会治理的历史智慧。

更名方简 资料图片

　　里耶秦简的考古发现与史料价值

　　2002年出土于湖南龙山里耶古城的里耶秦简，是21世纪秦代考古与简牍学领域的重要发现。这批约3.7万枚、总计20余万字的官署档案，年代跨度自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至秦二世元年（前209年）。里耶秦简完整留存了秦洞庭郡迁陵县的行政运转实录，涵盖行政建置、户籍管理、赋税徭役、仓储邮驿、司法诉讼、民族治理、祭祀礼仪等诸多维度，成为迄今所见数量最大、保存最完整、内容最系统的秦代地方行政档案。秦代因国祚短促和禁毁图书，传世文献史料奇缺，如此规模且具有持续十余年连续记载的秦代简牍公文出土，具有宝贵历史价值。

　　从史料价值来看，里耶秦简彻底改写了秦代地方行政史的研究格局。传世文献如《史记》《汉书》对秦代基层治理的记载寥寥，而里耶秦简以迁陵县为样本，完整呈现了秦代县级行政的全流程：从郡、县、乡、里的层级架构，到吏员设置、考勤考核、失职追责；从户籍登记、人口管控，到田亩丈量、赋税征收、徭役调配；从仓储管理、物资转运，到司法诉讼、刑罚执行、民族事务处置，真实而系统。简牍中频繁出现的“洞庭郡”记载，弥补了以往仅靠传世文献认识的不足，实证了秦灭楚后在西南地区设立洞庭郡的历史事实。里耶秦简作为秦代社会治理的“活档案”，不仅是研究秦代基层行政、财政税收、法律制度的核心史料，更是探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早期形态的珍贵遗存。

　　武陵山区地处湘、鄂、渝、黔四省交界，境内山地纵横、酉水贯通，是先秦时期巴、楚、越等多族群聚居之地，秦汉时期属中原王朝经略西南的要地，亦是连接长江中游与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秦灭楚后，在此设立洞庭郡，下辖迁陵、酉阳、沅陵三县，其中迁陵县地处武陵山区腹地，扼守酉水航道，成为秦代推行郡县制、实施民族治理的前沿据点。秦代以强力行政手段将武陵山区纳入中央大一统体系，构建起自上而下的治理网络。秦汉更替后，汉高祖二年（前205年）改黔中郡为武陵郡，郡治设于义陵，辖十三县，形成稳定的行政格局。治理模式上，秦以严刑峻法与严密行政体系实现全域管控，汉承秦制并加以调适，推行羁縻安抚之策，轻赋宽役、承认土著首领自治权，奠定了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地区“刚柔并济”的治理基调。里耶秦简作为秦代治理武陵山区的直接记录，串联起该地从部族分散到国家整合的历史进程。

迁陵以邮行洞庭简 资料图片

　　层级严密：秦代基层行政体系的建构与运行

　　秦代大一统国家治理的核心，在于构建中央政令直达基层的行政网络，里耶秦简清晰呈现了这一体系在迁陵县的完整状况。秦统一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打破先秦分封制下的地方格局，将国家权力不断延伸。在县以下设立乡、里基层组织，形成郡—县—乡—里四级行政架构，而里耶秦简所载迁陵县的行政实践，主要反映了县—乡—里三级基层治理体系。

　　简牍明确记载，迁陵县下设都乡、启陵乡、贰春乡三乡，乡以下分设里邑，目前可考的达16个，包括南阳里、南里、高里等，形成“县统乡、乡统里”的层级。县级行政架构完备，设县令为行政长官，总揽一县政务；县丞辅佐县令，掌管文书档案、司法复核与行政督查；县尉执掌军事治安、徭役征发与地方防卫。此外，县廷内部设诸曹，包括令曹、户曹、仓曹等，体现专业化分工。乡级设乡啬夫，为基层行政核心，负责户口核查、赋役征收、治安维护、民事调解等具体事务；里级设里典，为最基层治理节点，承担邻里管理、政令传达、人口上报、征赋役等职责，是连接国家与民众的关键纽带。

　　吏员管理是行政体系高效运转的保障，里耶秦简中的吏员簿（如9-631载“大隶臣积九百九十九人、小隶臣积五百一十人、大隶妾积二千八百七十六”）、考勤简（如9-728载“守丞枯五十五日、守丞平五十七日”）、追责简（如11-243载“七月己巳朔己丑，迁陵守丞有告尉主：下劾，亟定当坐者名吏〔事〕里、它坐、訾，遣诣廷，以书言”），记录了迁陵县吏员的配置、考核与监督机制。据简文记载，迁陵县吏员总数达百余人，涵盖令史、佐史、牢监、邮人等诸多岗位，分工细致、权责清晰。秦代对基层吏员实行严格的考勤与考核制度，出勤记录精确到时日，政务成效纳入“伐阅”考核，年度以“上计”形式向郡府上报户口、赋税、司法等数据，如简8-1481载“敢言之上计，陵将计丞”，作为升迁奖惩的依据。简牍中多有吏员失职处罚的记载，如文书延误、赋役漏征、刑徒管理不当等，均按律追责，体现了秦代行政体系的刚性约束。这种自上而下、权责分明、考核严格的基层行政架构，彻底打破了武陵山区原有的部族分散格局，将中央集权的触角延伸至里邑，实现了政令自上而下、民情自下而上的运转。

户主黄得简 资料图片

　　编户齐民：户籍管理与基层社会整合

　　户籍制度是秦代基层治理的根基，亦是国家掌控人口、征发赋役、维护稳定的核心手段。里耶秦简中的户籍简，还原了秦代在武陵山区推行“编户齐民”的实践，展现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整合。

　　秦代户籍登记实行严格的标准化规制，里耶户籍简记载每户的户人（户主）姓名、身份、籍贯、家庭成员、年龄、身份等级、财产状况等信息，涵盖户主、妻子、子女、奴婢等全部人口，实现“一户一籍、一人一记”的管理，如简K1-2550载“南阳户人荆不更黄得；妻曰嗛；子小上造台，子小上造，子小上造定；子小女虑，子小女移，子小女平；五长”。秦代将武陵山区的秦人与归附族群均纳入户籍体系，打破族群界限，实现对人口的统一管理。

　　户籍登记并非单纯的人口统计，而是与赋役、征兵、治安、司法深度绑定。依据户籍信息核定田亩面积，征收田租；按人口数量与年龄等级，征收口赋、征发徭役；根据户籍所在地划分治安片区，处理邻里纠纷、缉拿逃犯；流动人口需持符券凭证，经关卡核验方可通行，实现对人口流动的严格管控。简牍中“南阳里户人”“大女子某为户主”等记载，不仅证实秦代女性可单独立户，更体现户籍制度对社会各阶层的覆盖。

　　秦代将户籍制度推行至武陵地区，对归附的土著族群，也实行羁縻编户，这既保留其原有部族组织的部分功能，又将其纳入国家户籍体系，实现以籍控人。这种治理策略，一方面保障了中央王朝的赋役来源与兵源，为国家治理提供人力物力支撑；另一方面强化了国家的控制力，削弱土著部族的离心力，推动武陵山区从部族社会转型。

　　因地制宜：秦代经济治理的差异化实践

　　经济治理是基层社会稳定的基础，秦代立足于武陵山区的多山地形、多族群聚居的地域特征，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构建起差异化治理体系。里耶秦简中的田租简、赋税简、仓储简、邮驿简，记录了这一实践细节。

　　对迁陵县内的他乡之民，秦代严格遵循国家律令，实行统一的赋役制度。田租按土地面积与产量征收，实行“什一之税”；口赋按人口征收，成年男女定额缴纳；徭役按年龄与体力征发，主要用于修城、筑路、戍边、转运物资等公共事务与军事需求。对土著族群，秦代则实行轻赋宽役的差异化政策，不征收田租，允许以“賨”（土著族群的特产布帛、矿物、牲畜等）抵充徭赋，里耶秦简中记载的羽赋、义赋、幏布等，如简8-1746载“廿七年羽赋二千五百”，均为賨赋类型，徭役亦根据族群实际情况予以减免。这种策略既维护了中央财政利益，又契合武陵山区的生产生活实际，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保障了社会经济稳定。

　　仓储与邮驿体系是经济治理的重要支撑。迁陵县设专职粮仓，储存粮食、物资，统筹调配全县赋粮、赈济、行政开支；建立完备的邮驿系统，以“迁陵以邮行洞庭”简为证，通过邮人传递文书、转运物资，连接县、乡、郡与中央，保障行政指令、物资调配、信息传递的高效畅通。简牍中详细记载仓储物资的出入库登记、粮食廪给标准、邮驿人员配置与行程时限，体现秦代基层经济管理的精细化与规范化。秦代在武陵山区的经济治理，以差异化赋役平衡国家与地方利益，以仓储邮驿保障治理效能，实现了集权管控与民生兼顾、统一规制与地域适配的有机统一。

　　推崇法治：律令体系与基层社会秩序维护

　　秦代以法治国，律令体系全面覆盖，成为维护社会秩序、化解民族矛盾、强化中央权威的保障。里耶秦简中的司法简、律令简、刑徒简，完整呈现了秦律在西南地区的实施流程与实践细节，印证了秦代“事皆决于法”的治理理念。

　　秦律在武陵山区的推行，坚持“一体适用、平等施治”原则，无论族属均纳入法律规制范围，触犯律令一律按律处罚，打破族群特权，树立国家法律的绝对权威。简牍记载的司法案件涵盖民事纠纷、债务偿还、刑事犯罪、族群冲突等多种类型，审理流程规范：起诉、受理、取证、判决、执行环环相扣，县丞、狱史等专职司法人员负责案件复核，如简8-918载“六年六月丙辰，迁陵拔爰书即讯，为求得嫠其产，咎安成不更孝”，确保司法公正。刑罚体系完备，包括耐刑、徒刑、罚金、赎刑等，刑徒按罪行轻重分配至司空、仓等机构服劳役。同时，秦代专门制定《属邦律》，规范少数民族事务管理。

　　秦律在武陵山区的实践，规范了基层社会行为、化解了族群矛盾，强化了中央王朝的政治权威；以法律为刚性约束，实现基层社会的有序运转。里耶秦简所载司法实践，证实了秦代律令体系的统一性、实用性与执行力，不仅维护了社会的稳定秩序，更强化了民众对国家法律的认同，推动了大一统国家治理理念的传播。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25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