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耀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系教授）

　　从长时段来看，文艺复兴时期到19世纪的近代西方史学经历了三个重要的节点，即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以及19世纪的兰克史学和史学的专业化时期。在一般的史学史教材中，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通常被称为“人文主义史学”。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人文主义”并非强调“人的尊严”或“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文主义，而是学习古典语言和模仿古典作家意义上的人文主义。由此，有学者认为，将“人文主义史学”称为“新古典史学”，或许更能概括文艺复兴时期史学的基本特征。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新古典史学家”跳过中世纪的编年史，直接对接古典史学，从而实现了史学范式的复兴或转变。

　　人文主义史学的诞生自然与人文主义运动是分不开的。简单来说，人文主义运动是从复兴优雅的古典拉丁语和拉丁文学开始的，它本质上是一个文学运动（古文复兴运动），对文采或风格美的追求始终是这个运动的核心特征。作为人文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史学通常被视为“修辞”（或文学）的一个特殊分支。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拉丁语的推崇和对文采的追求影响了人文主义史学，这首先体现在人文主义史学家模仿古典史学家的叙事体例，通常他们的理想模仿对象是李维或撒路斯特等古典史学家。当时意大利半岛上存在许多大小不等的城邦，这些城邦居民皆把自己所在城邦视为“祖国”，李维的“建城以来的罗马史”体例适合于撰写这些城邦的历史；其次，人文主义史学家选用古典拉丁语而非俗语写历史；最后，史学家在叙事的过程中喜欢插入虚构的演说词，这是古典史学叙事的规范（在古典时代，只有波利比乌斯对此提出批评和反对），深受人文主义史学影响的马基雅维利和圭恰尔迪尼也照抄了这一做法，不同的是他们用俗语（即意大利语）而非古典拉丁语撰写历史。16世纪的一些出版商把人文主义史学家史书里的演说词单独抽出来编辑成册，当成“范文”供初学者研习。

　　不过，人文主义史学家偏好文采的做法，与其宣扬的另一个史学目标即历史的真相发生冲突。人文主义者一方面强调修辞，另一方面强调历史的真相，他们希望二者有机结合，达到完美和谐的状态。从总体上来看，人文主义史学家坚持形式和文采高于内容，因此，他们在史料的运用上显得不够严谨，他们经常从中世纪的编年史中摘取史料，然后用自己的话转述一遍。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在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批评了人文主义史学的程式化和华而不实的弊端。他认为，虽然中世纪的编年史在文字表达和文风上不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史学家那样优雅，却比后者更有事实价值、更丰富多彩。17世纪的史学家对人文主义史学家虚构演说词的做法予以批评和抵制，到18世纪时，虚构的演说词逐渐从史学著作中消失，反过来，史学家越来越强调历史事实的准确性，并倚重原始的文献和物质的证据。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史学家秉承了古典史学家所宣扬的“历史尊贵”的观念，他们认为历史是一种高贵的文体，因此它只能用于讲述大人物的政治和军事活动的叙事史，即“帝王将相”的历史。无论在古希腊罗马史学（古典史学），还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史学（新古典史学）的著作里，都鲜见普通老百姓的身影。普通老百姓成为西方史学家关注和写作的对象是十分晚近的事情，其中最有名的就是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讲述老百姓故事的“微观史学”。人文主义史学著作常常为政治服务，被认为是“官方历史”。共和国和君主们的秘书厅雇佣史学家歌颂自己的城邦或君主，不论是莱奥纳尔多·布鲁尼的《佛罗伦萨人民史》和皮埃特罗·本博的《威尼斯史》，还是米兰宫廷史学家撰写的历史，都属于官方历史，它们或多或少具有政治宣传的性质。即使洛伦佐·瓦拉的名作《〈君士坦丁赠礼〉辨伪》也难逃“宣传品”的嫌疑，因为它是应那不勒斯王国的要求写成的一部论战文字。当时那不勒斯王国和教皇因为王国封地问题发生冲突，瓦拉运用非凡的语言和历史考证的能力，指出教会倚重的这个基本文献是后世的伪造品。后来的学者通常认为，瓦拉给教会予以“沉重的打击”，事实上，罗马教廷在当时依旧安然无恙，更有趣的是，瓦拉后来离开那不勒斯宫廷进入罗马教廷任职，直至去世。由此可见，在脱离历史语境的情况下孤立地解读历史文本，可能会产生相当大的偏差。

　　人文主义者对古代文学的崇尚也延伸到对古代历史和物质文化的偏好，这体现在史学家的兴趣从当代的叙事史扩展到对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研究，其中人文主义者弗拉维奥·比昂多的古物研究堪称典范。其代表作《复原的罗马》和《胜利的罗马》，不仅是关于古罗马制度史和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而且包含了“古为今用”的意图：他希望欧洲人能重振罗马帝国的威风，应对奥斯曼土耳其的威胁。比昂多的事业在16世纪有了更多的追随者，不过这些人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古罗马的物质文化方面，其中皮罗·李古里奥关于古罗马研究的成绩最为突出。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史学家还继承了古典史学家对史学功能的看法。古典史学家对史学功能的论述可以浓缩为西塞罗的一句名言：历史是生活之师。这句话与古代中国的名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皆强调历史要为后世提供道德的教化，在这一点上，欧洲的古典史学和古代中国的传统史学非常相似。人文主义史学家经常引用西塞罗的名言，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历史著作能成为“君主的镜子”或实现良好政治（“资治”）的工具。布鲁尼说：“如果说老人被认为更睿智，因为他们的阅历比别人更丰富，如果仔细地阅读历史，它给我们提供的智慧是何其大啊！因为它包含了历代的事迹及其缘由，人们很容易发现应当效仿和避免的行为，史书里记载的伟人的丰功伟绩激励我们践行美德的行为。”迟至18世纪，英国政治家博林布鲁克在《关于历史学习和用途的通信》里依旧强调史学肩负伦理教化功能，他还补充了一句“历史是一种通过榜样教导的哲学”。但19世纪的兰克反对这种观念，他认为史学的首要功能是如实地呈现过去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而不是为了指导未来的行动。

　　综上所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史学家通过复兴古典史学的方式实现了史学范式的转变。随着人文主义文化在欧洲各国的传播，这一时期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新史学”成为欧洲其他国家学习和效仿的榜样。例如，英国的第一部人文主义史学著作《英国史》（1534年）和法国的第一部人文主义史学著作《法国史》（1520年）分别出自两位意大利人之手：波利多尔·维吉尔和保罗·埃米利奥。显而易见，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史学依旧是在古典史学的延长线上，并未超出古典史学的范围。只是到18世纪，伏尔泰、吉本和温克尔曼等人才首次系统性地突破了古典史学和新古典史学的范式。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前半部分依旧讲述的是路易十四时代的政治和军事，这些内容属于传统古典史学的范畴，其余部分则讨论了路易十四时期的商业、财政制度、文学和艺术、科学、宗教等，这些是古典史学家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古典史学家未曾涉猎过的主题，属于18世纪“新史学”的内容。吉本和温克尔曼则把叙事史和古物学传统结合在一起，实现了优雅叙事和坚实证据的完美结合，开辟了史学的新篇章。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18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