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缉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学人小传

　　魏心镇，1927年生于辽宁沈阳，1953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计划系、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读研究生，1957年毕业。1955年到北京大学工作，曾任北京大学地理系经济地理教研室主任、城市与区域开发研究所所长，曾兼任中国建筑学会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独著完成中国工业地理学奠基教材《工业地理学（工业布局原理）》，与人合著《唐山经济地理》《新的产业空间——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与布局》等。

魏心镇 作者供图

　　魏心镇先生是中国工业地理学的开创者与重要奠基人。他自1955年起在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任教，长期致力于工业地理学理论与实践的融合研究，系统研究工业布局规律，积极推动地理学服务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经济地理学和城市规划人才。他在求学期间深受“地域生产综合体”等理论影响，注重资源导向与计划性工业布局。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他敏锐地将研究视野拓展至高技术产业布局、城市群发展战略等新方向。这一转变既反映出时代变迁的烙印，也彰显其立足中国实际、不断推动工业地理学理论创新的开拓精神。

　　奠定中国工业地理学的基石

　　魏心镇1927年生于辽宁沈阳，1953年于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本科毕业后，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这期间又被选中到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跟随苏联专家读研究生，在工业生产布局领域积累了深厚基础。1955年，还在读研究生时，魏心镇随著名经济地理学家仇为之先生从中国人民大学调入北京大学，他们与胡兆量、杨吾扬、林雅贞等学者共同创办了北京大学经济地理专业。

　　1959年，魏心镇与朱银成合著的《唐山经济地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以唐山这一典型工业城市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其资源条件、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结构，强调资源禀赋与工业配置的空间逻辑，这体现了魏心镇早期受苏联生产力布局理论的影响。在方法论上，该书注重实地调查与实证分析，为计划经济时期的区域工业开发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魏心镇后来开展沿海工业、高技术产业布局等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实证基础。该书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具有代表性的区域经济地理研究著作，也是中国工业地理学在实践应用层面的重要里程碑。

　　1982年，魏心镇编写的《工业地理学（工业布局原理）》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工业布局基本原理和规划技术经济问题的专著。那时正是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工业建设进入新高潮。他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布局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基于环境、社会和技术三方面要求，因地制宜开展生产力布局的想法，一方面强调通过成组工业布局，有计划地推动区域性大规模工业生产专业协作，另一方面积极引介当时国内还非常陌生的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业地理学理论，此外还特别设置了“工业布局与环境保护”一章，体现了对中国区域工业发展路径的前瞻性。

魏心镇著《工业地理学（工业布局原理）》 作者供图

　　他在书中指出：“要使工业建设工作符合客观规律，达到预期的经济效果，做好工业建设的前期调查研究工作是极其重要的。在国外通常称之为可行性研究（feasibility studies）。我国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重点工业项目之前，亦曾进行过‘方案研究’‘建设意见书’等类似可行性研究的技术经济分析工作。虽然搞得粗浅些，但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可是从1958年以后，这些工作完全被忽视了……有的项目原材料、燃料、动力、运输等不落实，水文、工程地质不清就盲目上马、仓促兴建；有的项目工艺技术不过关，产品未定型，长期出不了合格产品；有的项目技术落后，消耗过大，产品没有销路，建成后就着手改造；有的项目前后左右协作不配套，建成后不能正常生产；有的项目重复建设，重复生产，争原料、争销路，打乱了综合平衡，破坏了计划经济等，大量事实说明，只依靠工业筹建单位编制的计划任务书，提出有关项目、投资和产品纲领以及占地面积等几项简单内容进行工业建设，会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很大损失。因此，在工业建设中，应当强调做好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大力提倡开展可行性研究。”

　　魏心镇后来回忆说，《工业地理学》的最后一章“工业地域组合（工业集中区域）”是他编书的时候才加进去的。在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上对于工业集聚的认识还是相当模糊的，还存在着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大型工矿单位各自为政、“大而全”“小而全”、生产专业化协作水平低、“条（部门）块（地区）分隔”等遗留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他深刻认识到工业集聚所产生的工业地域组合（工业集中区域）是有共生规律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集聚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希望通过人为计划的相关工业成组布局来效仿这样的集聚效果，却因缺乏市场竞争的动态激励，而难以适应技术和市场的变化。认识到这些问题，对此后工业地理学产业集聚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魏心镇的工业地理理论研究扎根于他对本溪、唐山、淄博、邯郸等工业城市，以及渤海湾沿岸、柴达木盆地等区域案例分析的基础之上，生动展现了资源组合如何具体引导工业综合体的形成路径。这些案例均源于他长期的实地调研，体现出其强调“因地制宜”的工业地理思维。

　　魏心镇对教学工作充满热情。在教材编写与课程设计中，他将“因地制宜”的思想延伸至能源、冶金、机械、纺织、食品等更广泛的行业领域。他从工业生产流程与技术经济特性出发，解析各行业的布局规律，推动工业地理学从宏观理论走向细分领域的应用实践。尤为重要的是，他极为重视教学与实践的结合。他在北京大学开设的工业地理课程中，每年组织学生赴首钢、燕山石化、清河毛纺厂等企业开展实地实习，使学生得以在生产一线理解工业布局的实际逻辑。他常强调：“学习工业地理，必须走进工厂，至少需要十年的积累。”这种强调调研、注重实证的学术风格，不仅塑造了一代学人的研究方法，也彰显了魏心镇作为教育者深植于实践的理论功底与教育热忱。

魏心镇、王缉慈等编著的《新的产业空间——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与布局》 作者供图

　　构建石化产业区位理论框架

　　20世纪80年代，我亲身参与了魏心镇有关中国炼油与石油化学工业布局的研究，见证了他凭借扎实的田野调查，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石化产业区位理论框架的过程。这个理论框架对相关领域的学术发展与政策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全面提速，石化产业作为支柱性新兴产业，其布局优化成为一个关键课题。魏心镇敏锐把握这一趋势，带领团队开展中国首次系统性的石化工业地理研究。1982年，他组织团队深入湖南、湖北、山东、浙江、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的重点石化基地，调研年加工能力250万吨以上的炼油厂与石油化工厂，实地观察生产、流通、消费链条。在充分掌握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他指导我们从资源、市场、交通、政策等多维度提炼出中国石化产业的布局逻辑：在原油富集区（如大庆），依托原料就近优势形成规模化加工集群，降低运输成本，确立区域产业核心地位；在工业基础雄厚、人口密集的区域（如上海、天津），即使缺乏本地原油资源，仍因强大的下游需求吸引炼化产能集聚，实现产销一体化；在港口及原油管道枢纽（如大连、镇江），凭借物流节点优势发展加工与中转能力，提升资源跨区域调配效率。

　　此外，魏心镇还特别强调基础设施、配套产业与政策支持对产业落地的重要作用，体现出其将技术经济分析与地理空间思维相结合的学术特色。

　　魏心镇注重团队分工与专题深化。他指导研究生李秉仁聚焦炼油工业布局，建议我侧重石油化纤工业，形成互补视角。在此基础上，团队于1982年发表系列论文，系统分析20世纪70年代上海、天津、辽阳、长寿等地化纤项目布局类型，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工业地理学的实证研究体系。

　　魏心镇的研究不仅填补了当时中国在石化产业地理领域的空白，更以其“理论联系实际”的范式，为区域产业规划、国土开发与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科学依据，彰显了工业地理学在国家战略决策中的重要价值。这些成果至今仍是理解中国重化工业空间演变的重要参考文献。

本文作者王缉慈（右）与学生童昕（左）一起看望魏心镇。作者供图

　　开拓国土规划研究

　　魏心镇在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国土规划研究，是其将工业地理学理论与区域发展实践紧密结合的又一重要体现。1983年至1984年，他赴日访问，归来后，敏锐地将国际前沿的区域规划理念与中国本土实践相融合，带领团队承担了山东省淄博、潍坊、惠民（今滨州）等地的国土规划工作，在理论探索、方法创新与政策推动方面均具有开拓意义。

　　在基础设施尚不完善的年代，魏心镇带领团队频繁往返北京与山东，常于凌晨出发，乘汽车历经颠簸抵达调研地。尽管条件艰苦，他仍坚持深入工矿企业一线，系统分析区域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城镇结构，指导绘制规划图、提出发展建议。这种强调“用脚做学问”的扎实作风，不仅为规划提供了可靠依据，也深刻影响了团队的研究范式。

　　1987年，魏心镇在淄博市国土规划学习班上的讲话，提出国土规划的七大核心问题：国土规划的性质与工作要求；地域特点与优势分析；资源开发与工业结构、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目标体系设计；区域经济发展方向；城镇体系布局；重大基础设施规划。这一框架既涵盖资源评价、产业布局等传统地理学议题，也纳入目标体系、城镇网络等系统性内容，体现出他对区域发展多维度的综合把握。

　　魏心镇鼓励团队吸收国外先进理论，例如在调研中鼓励我融入加拿大区域发展理论的新视角，但始终强调规划必须立足中国实际。他通过对淄博（重工业基地）、潍坊（农业与轻工业结合）、滨州（相对滞后地区）的差异化分析，提出“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规划原则，从而避免了简单套用统一模式。

　　魏心镇的国土规划工作不仅赢得当地政府的高度认可，其理论框架亦成为当时区域规划的重要参考。我在2021年将他当年的相关讲话重新发表在“产业集群研究网络”公众号，再次引发学界对其前瞻性思想的关注。他通过此类实践，成功将工业地理学的空间分析逻辑进一步延伸，推动了地理学参与国家战略决策的进程。魏心镇在山东多地的国土规划工作，既是其学术思想的实践延伸，也是中国区域规划从“资源布局”向“系统协调”转型的早期探索。其强调调研基础、注重多维整合、兼顾理论与应用的规划理念，至今仍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探索科技园区布局

　　魏心镇在高科技产业地理学领域的探索对我个人的学术成长影响深远。从1989年6月到1992年12月，他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我国科学工业园区的发展与布局的理论研究”，我有幸成为该项目的骨干成员。我们对当时国家认定的27个开发区进行全面调查研究，总结评述大量国内外实践经验，以此为基础，合作完成了专著《新的产业空间——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与布局》。

　　该书是我国经济地理学领域一部具有开创性与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著作。它系统、深入地构建了面向高技术时代特征的新型产业空间理论体系，并以此为指导，对全球主要国家及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实践进行了全景式、多维度的实证分析与深度反思。全书以“新的产业空间”（new industrial spaces）这一核心概念为统领，突破了传统工业区位理论以“成本—运费”最小化为核心的物质资源约束范式，转而聚焦于智力、信息、网络、制度等“软资源”要素及其协同作用机制，明确提出高技术产业是“智力型”“柔性”“网络化”的产业，其最优区位并非由矿产、能源等硬资源决定，而是由“智力密集区”（智密区）、“开发性技术条件”、“网络要素”（信息网、人才网）、“区域驱动因素”及“生产生活环境”五大软性要素共同构成的“优区位”。

　　针对全球纷繁复杂的高技术园区（如科学园、技术城、高技术加工区），该书进行了严谨的溯源与功能分类，摒弃了仅以物理形态或名称罗列的简单归类，确立了以“内部功能”为标准的科学划分体系，揭示了其各自不同的起源逻辑与发展路径，并深入剖析了支撑科学园政策的多元理论基础，包括强调“中心—扩散”的增长极与创新扩散理论，以及强调“环境培育”的企业家能力、孵化器与地区创造性理论，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坚实的学理依据。

　　通过对美、英、加、日、韩、澳等国的详尽案例研究，此书指出“并不存在统一的高技术园区发展模式”。美国硅谷代表市场驱动与风险资本主导的自发集聚；英国剑桥模式凸显大学应用导向与创业文化；日本技术城则体现国家意志主导下的“产、学、住”一体化规划；韩国等地则展示了通过“加工区升级”实现技术跃迁的路径。这些案例不仅有硅谷的创新生态、剑桥的大学衍生创业这些成功案例，更深刻揭示了日本技术城计划的“潮流效应”、部分美国州政府盲目模仿导致不良后果等问题，体现了高度的学术批判精神与实践警示价值。

　　全书系统梳理了我国首批27个国家级高新区的宏观区位分布和微观选址策略，及各具特色的规划结构，指出当时发展中存在的核心矛盾，如宏观区位优势与具体区址选择脱节、开发区同质化竞争以及如何平衡“引进来”与“本地孵化”、“硬环境”与“软环境”建设等关键议题。该书还提出了一系列极具前瞻性的战略构想，例如将高新区定位为城市“增长极”，推动其从单一功能区向“科、工、贸、居”融合的新型城市形态演进；强调中西部开发区应立足自身宏观区位差异，走特色化发展道路。这些观点对今天创新驱动的区域产业升级依然有着不可磨灭的启示意义。

　　这是国内首次系统运用经济地理学视角，对高技术产业空间组织进行理论建构的专著，填补了学科空白，标志着我国工业地理学研究从传统重化工业向知识经济时代的重大转向与理论升级。其最大贡献在于彻底颠覆了以韦伯经典工业区位论为代表的传统区位理论，成功构建了一套以“软资源”为核心、以“网络”和“集聚”为机制、以“创新”和“知识流动”为动力的理论框架，为中国迈入全球知识经济时代的空间规划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工具。

　　这些工作经验和研究成果深刻影响了我之后的研究方向与学术道路选择，并激励着我在技术创新、产业集群发展等领域不断开拓。

　　薪火相传

　　20世纪60年代我在北大经济地理专业读书时，没有机会听魏心镇老师的课程。1978年，我考取了北大的二年制进修班，“回炉”补课，作为进修班七人里唯一的经济地理专业学生，上了魏老师的工业地理课。正是因为他的推荐，我得以留校任教，在北京大学讲授工业地理课程，从此正式踏上工业地理学研究的道路。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工业地理学面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挑战。魏老师以其深厚的学养和前瞻性视野，引导我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共同开展石化工业布局、国土规划等重大课题研究。我们一同奔赴全国各地调研，从炼油厂到高新技术开发区，他的言传身教让我深刻理解了“工业地理学必须扎根实践”的治学理念。20世纪90年代，我撰写新教材、参与国际地理联合会活动，逐渐聚焦产业集群研究，每一步都离不开魏老师早期为我打下的坚实理论基础和田野调查习惯。

　　魏老师曾风趣地说：“咱们是一根绳上拴的两只蚂蚱”，这句话生动刻画了我们亦师亦友的密切关系。在他退休前，我们共用北大逸夫二楼3462办公室十余年，这里不仅是工作空间，更是学术思想碰撞的摇篮。我退休后，我的博士生童昕接任课程并继续使用这间办公室，由此形成的“3462”微信群已会聚51人，包括魏老师、我、我的学生以及童昕的学生。这个群组成为学术交流的“大家庭”，实现了魏老师“薪火相传”的夙愿。

　　2021年1月，我带着新完成的书稿《探索产业区位》初稿看望魏老师，本以为只是简单汇报近期工作，他却主动提出要批注修改意见。尽管我因排版紧密未留足够空间而心怀歉意，他却坚持用颤抖的手写下详尽的“看稿杂记”。即使在医生叮嘱不宜多用脑的情况下，他仍耗时两日整理出工整的评语，并在封面谦逊地写道：“草稿凌乱无序，不足翻阅……仅供交流。”这次交谈中，我们竟就“云办公”“钢铁产业流程”等前沿议题讨论了一小时。2025年底，我和童昕一起去看望魏老师，已近百岁高龄的魏老师谈起每日看时政新闻的心得，特别提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工业地理学非常重要。他一贯敏锐的思维和紧跟时代脉搏的学术热情令后辈震撼动容。

　　魏老师退休后，我们联系虽渐少，但他对我的影响早已融入学术血脉。他渊博的工业地理知识、深入实际的调研方法、以天下为己任的学术担当，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我的治学风格。更重要的是，他将这种“求实作风”通过我传递至我的学生，形成三代学人的精神接力。如今，每当我站在讲台或深入田野时，常感念魏老师当年的教诲——学术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社会责任与人文关怀。

　　魏心镇老师与我这两代学者，在时代变迁中相互扶持、共同求索，我们的学术历程是中国工业地理学发展的一段缩影。他严谨的治学态度、温暖的师者风范以及对学术真理的永恒追求，不仅是我学术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而且将继续照亮后学之路。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18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