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贞子（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贞观七年，未央宫设宴，太上皇李渊命突厥归义王颉利起舞、左武卫将军冯智戴咏诗，不禁拊掌赞叹：“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一语道出各族同乐的盛唐气象。

　　唐章怀太子墓《客使图》 资料图片

　　当时，长安是东亚乃至世界的文化中心。各国学子跨海越漠而来，其中不少人居留十余年，深深融入这座“世界之都”。新罗的崔致远与日本的晁衡（阿倍仲麻吕），便是这段“唐漂”岁月中最具成就的两个人。他们留下的诗篇，不是客套的酬唱，而是对一个时代和一座城的深情告白。

　　崔致远十二岁辞别故土，赴唐求学。临行前，其父告诫：“十年不第进士，则勿谓吾儿。”这个新罗少年背负着家族的期许，也怀揣着自己的抱负，远渡重洋，奔赴长安。咸通九年（868），他踏上大唐土地。勤学苦读六年后，十八岁即进士及第。这番成绩即使在唐人中间，也极为出色。此后他任溧水县尉，入淮南节度使高骈幕府，一路做到都统巡官。在唐十六年，其中近一半时光在长安度过。对崔致远而言，长安是他的梦想启航之地，是功成名就的理想之乡。然而，作为异邦人，他心中仍不免生出自惭之意：“上国羁栖久，多惭万里人。”（《长安旅舍与于慎微长官接邻》）

　　他笔下最接近“长安印象”的句子，是“烟低紫陌千行柳，日暮朱楼一曲歌”（《长安柳》）。写尽唐长安春日的典型景致，紫陌垂柳，暮色朱楼，一曲歌声飘自楼中，也勾勒出暮色中的都城风韵。长安的繁华、雅致、温柔，还有一丝挥之不去的疏离感，皆蕴含其中。

　　中和四年（884），崔致远以“国信使”身份东归新罗。船至巉山（今山东即墨），候风待渡，面对浩渺烟波，他写下这样的诗句：“目极烟波浩渺间，晓乌飞处认乡关。”（《将归海东巉山春望》）诗中未提长安，却处处是对长安的眷恋，他深知此去恐难重返。这种苍茫与阻隔，只有在真正离开长安之后，才能深切体会到。长安在回忆中变得愈发遥远而珍贵，成为他后半生不断回望的精神坐标。

　　崔致远是年少赴唐、功成归国，晁衡则把一生留在了长安。

　　日本灵龟二年（716），十六岁的阿倍仲麻吕以遣唐留学生身份启程，翌年抵达长安。他聪颖好学，诗文出众，不久考中进士，入朝为官。他深得唐玄宗赏识，先后被授予左补阙、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等职，又担任秘书兼卫卿等职，这是许多唐人一生都难以企及的官职。他还取了汉名“晁衡”。在长安，他与李白、王维等诗人交往密切。开元年间，他曾赠予李白一件日本裘，李白在诗中写道：“身著日本裘，昂藏出风尘。”（《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并序》）两人相交之深，可见一斑。

　　天宝十载（751），晁衡在长安遇见昔日同船入唐的好友吉备真备。久别重逢之下，他向唐玄宗告假，请求随遣唐使船回国探亲。此时他已在长安生活了三十五年，年近花甲。临行前，王维赋诗相赠：“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晁衡回赠《衔命还国作》，其中有这样两句：“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他将对唐朝君主的感恩与对故乡父母的思念并置一处，道出三十余年来身处两难境地的真实心境。他崇拜中华文化，感恩知遇之恩，但故土亲情同样无法割舍。然而命运弄人，载有晁衡等遣唐使的船队遭遇风暴，被吹散漂流至安南（今越南一带），幸得当地居民相救。船只倾覆、晁衡等人遇难的消息误传回长安，李白以为好友遇难，痛哭流涕，写下“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哭晁卿衡》）。待晁衡身体恢复、辗转返回长安，已是两年之后。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这座城市，并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直至终老。

　　如果说日本是晁衡的出生地，那么长安则是他的成长之地与归宿之地。与崔致远一样，长安之于他，不是单纯的旅居之地，而是一个让他实现自我价值并甘愿托付余生的精神原乡。他见证了盛唐的开放与包容，联结了中日之间千年的情谊，更让后世看到了那时的长安。

　　崔致远在归国的海路上，留下“目极烟波浩渺间”的叹息；晁衡在遇险之后辗转重返此地。他们怀揣着对文明的向往，跨越山海，奔赴长安。在这里求学入仕、交友赋诗，也在这里终老。长安之于他们，既是功名的起点，也是生命的归宿；既是“烟低紫陌”的繁华都城，也是“天中恋明主”的情感坐标。透过这些跨越千年的文字，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两位留学生个人的命运，更是开放、包容的盛唐气象。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08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