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钩沉】

　　作者：常国栋（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乡邮即指“乡村邮政”。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北解放区乡村邮政在抗日根据地交通事业发展的基础上，“为了群众，组织群众”，建立起覆盖广泛、便捷高效的基层邮政体系，并逐渐由保障战时通信向服务乡村建设的角色过渡。在此期间，乡邮建设与党报党刊发行互为表里，既为解放战争胜利凝聚民心、积蓄力量，又以邮政为纽带，衔接城乡流通渠道，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复苏，推动着乡村社会的进步与革新，为新中国邮政事业发展与乡村建设积累了宝贵历史经验。

　　一

　　我国近代邮政事业自晚清时期开办，彼时清政府对于乡邮建设无力进行，乡村民众使用邮政极为不便。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虽计划建设乡邮，然效果欠佳。抗战胜利后，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有感于国统区乡村“大都尚滞留在十八世纪状态”，曾呼吁乡村邮政建设应重于都市（《竺可桢全集第24卷》，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449页）。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邮政普及工作，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曾建立苏区邮政。但受限于革命战争环境，未能全面扩展。及至抗战时期，为提高邮政效率、拓展邮政网络、推进党报党刊发行，乡邮制度应运而生。以太行区为例，1940年9月冀太联办交通总局成立，实行邮交发合一，并提出建设乡邮、推动党报发行，“以转递公文报纸为主，同时捎转群众信件”（成安玉主编：《华北解放区交通邮政史料汇编（太行区卷）》，人民邮电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这是太行区乡邮建设的开端。乡邮的开辟推动党报党刊在华北解放区乡村广泛传播，而报刊发行所需的时效性及准确性也助力了乡邮的发展。毋庸讳言，华北乡邮受限于抗战时期复杂的战时环境，也存在邮路不稳定且效率较低的缺陷。在太行区未经整顿的乡邮，五千多邮工负责“邮路38000多里，平均每人每天七八里”，人力浪费严重（《华北解放区交通邮政史料汇编（太行区卷）》，第232页）。抗战胜利后，党的工作重心仍在农村，乡邮工作虽已开展，但效率不高、分工不明确，加之部分地方政府认为邮政部门与乡邮之间“已建立垂直领导关系”，便很少关心（《华北解放区交通邮政史料汇编（北岳区卷）》，第269页），致使乡邮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为解决上述问题，华北各解放区先后明确了邮政部门及地方政府应分工领导乡邮工作的思路。1946年9月，太行行署发文，要求政府负责乡邮建设的组织工作，邮局负责邮务技术工作，还强调双方应彼此配合（邓辰西：《财政经济建设》，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7页）。同时，各解放区因地制宜，适时调整邮路，构建起贯通城乡的“县—区—村”三级邮政网络。随着乡邮普及，其业务有所拓展，不仅负责邮件投递，也开始承担包裹与汇兑等业务，初步实现了从“服务党政军”向“军民兼顾”的转向。

　　二

　　解放战争开始后，乡邮不仅担负着传递党政指令、宣传土改政策的重要职责，还成为服务乡村生产、繁荣乡村文化的重要信息渠道。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华北成为敌我双方较量的主要战场，支援前线、巩固后方是各解放区的核心任务。一年后，中共中央正式公布实施《中国土地法大纲》，土地改革运动使广大乡村群众得以翻身解放。华北各解放区对此积极响应，大力完善乡邮制度并提高效率，以配合党中央重要决策在基层的贯彻落实。太岳区邮政管理局提出，改进乡邮建设，深入农村发行党报党刊，“为服务于翻身、平分土地，彻底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而努力”（《华北解放区交通邮政史料汇编（太岳区卷）》，第201页）。太行区行署强调，要将乡邮建设与民主整党、土地改革、生产运动有机结合，老区、半老区要全部组织，“使广大农村在乡邮工作上畅通无阻，做到普遍、迅速、经常、节省的标准”，游击区要贯通重点县、区、村，“做到秘密、安全、灵活、定期的标准”（《华北解放区交通邮政史料汇编（太行区卷）》，第129页）。

　　以此为契机，华北各解放区基本形成了边区总局、分区管理局、县邮局、区邮务所（乡交站）、村代办所（收发站、代收人或信柜）五级邮政组织，乡邮制度渐趋合理，乡邮网络日臻完善。这一时期，华北解放区乡邮建设的成就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乡邮网络整体优化。太行区注重在游击区、新解放区建设邮路，扩大乡邮网络覆盖面。太岳区继续拓展乡邮路线，在1948年以后，全面畅通了区—村之间的邮路。灵石邮局因地制宜，“将一条大轮回干线改为四条小轮回线”，加快投递速度的同时，拓展了乡邮网络，从而取得良好效果（《华北解放区交通邮政史料汇编（太岳区卷）》，第257页）。其二，乡邮制度更加完善。各解放区确立了乡邮人员的选拔、考核等用人制度。冀南区规定乡邮代办所主任要“肯为群众负责任，能固定，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而且对社会身份也有要求，“由过去较好的代办所以及商店合作社教员及荣誉军人老弱退休的工作人员充任”。乡邮工“必须是忠实可靠”，而且“最好粗识文字”（《华北解放区交通邮政史料汇编（冀南区卷）》，第190页）。各解放区还完善了邮件接收、封发、经转、投递、查验、报告等业务制度，减少邮件及报纸丢失、积压，提高了投递效率。此外，“等价交换”原则得到广泛应用，稳定了乡邮队伍。其三，乡邮业务持续发展，不仅报刊发行深入乡村，包裹寄递、汇兑等新业务亦有拓展。1948年6月，太行区全区“发行党报39835份，发行到农村的就有34000份，占86%”。华北交通会议还提出：“今后要试办农村储蓄、贷款，发挥邮局组织的普遍力量，以大量开办业务，繁荣农村。”（《华北解放区交通邮政史料汇编（太行区卷）》，第293页、第129页）

　　解放战争后期，地方化转型是乡邮改革的重要特征。1949年初，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迎来全国胜利，邮区规划也面临重新调整。乡邮工作重心从“支援解放战争”转向“服务乡村群众”。彼时，人民邮政事业尚处于“组织统一化、管理规范化、经营企业化”的转型阶段，难以承担贯通乡村所需的成本，乡村群众则无力负担邮政企业化后的资费，一些地方政府亦不愿因此增添开支。这一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城乡交流将受到影响。

　　此前，邮政部门与地方政府对乡邮实行双重领导，但实际由谁主导，情况不一。随着乡邮工作重心的转向，将其统归地方政府主持，并与邮政部门之间明确权责，更贴合乡村建设需求及邮政发展需要。地方政府能够又好又省地解决乡村群众的通邮问题，邮政部门业务技术优势得以保留，邮政网络末梢通达得以实现，有效统筹了乡村建设与邮政发展。冀鲁豫边区早在1948年即开始协调“邮地关系”，将乡邮建设作为乡村建设的一部分，发动各村群众积极参与，其基本精神是“为了群众，组织群众”（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财经组编：《财经工作资料选编（下）》，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93页）。1949年2月，华北人民政府作出明确指示：“决定自本年起，乡邮归地方政府领导与供给。在一县之内，由县到区由邮局负责；区到村及村与村之间，整个乡邮组织领导与供给开支全归各地方政府负责；邮局只在业务技术方面予以帮助，各级政府应将乡邮工作列为交通部门工作的一部分。”（《华北解放区交通邮政史料汇编（太行区卷）》，第216页）此后，各解放区纷纷响应，为新中国成立后建设人民乡邮奠定了扎实基础。

　　三

　　解放战争时期华北乡邮的繁荣，离不开土地改革、支前运动、文化普及等触及乡村社会根基的群众运动。乡邮通过发挥自身功效，也推动着乡村社会的新陈代谢。

　　在政治方面，乡邮肩负着保障政令畅通、规范乡村治理的政治责任。乡邮工不仅是传递者，更是重要的宣传者。太岳区规定：乡邮工要“利用休息时间进行宣传，特别要注意宣传《土地法大纲》和土改消息”。同时，乡邮工作有着服务群众，依靠群众的鲜明特色。乡邮工都来自基层，“工作情绪是热烈的，往往比我们专门从事邮政的同志更觉得有兴趣”。通过广泛组织群众参与，乡邮获得群众认可，“我们的乡邮工到村，群众招呼得很好”（《华北解放区交通邮政史料汇编（太行区卷）》，第233页），有力地支持了我党我军在解放战争中的政治工作。

　　在经济方面，乡邮有着节约民力成本、助力乡村经济的实际效果。抗战时期“沿村转送”的模式，被更为合理的“等价交换、差役分工”方式取代。由专人负责乡邮工作，其他群众可以安心从事生产。随着乡邮的完善，群众在本村就能寄信，不必长途跋涉到镇上找代办所。1948年据太行区武安一地计算，仅此一项，“一年可节省小米10000余斤，省工2200余个”。乡邮业务的拓展，促进了乡村经济的恢复与交流。1948年7月，除“长江以南解放区尚未通邮外”，东北、西北、中原等各解放区均已实现通邮。同年，太行区共收寄平信、挂号信867000余件，包裹1430余斤，汇兑款项2700余万元。为了工商业需要，“汇款限额已增至15万元至100万元，包裹重量扩大到40斤”（《本区邮政走上正规，普建乡邮，大大便利群众》，《新华日报（太行版）》1948年7月11日）。乡邮包裹与汇兑业务的普及，便利了乡村群众之间的物资与资金流通，繁荣了乡村经济。

　　在思想文化方面，乡邮起到了普及文化知识、提升群众素养的作用。乡邮网络的完善推动党报党刊在乡村广泛传播，极大提高了群众政治觉悟，丰富了群众精神生活。太岳区《新大众》报“主要内容是土改翻身问题，文字通俗，办法多，又具体，报价小”，因而广受好评。此外，乡邮还助推了乡村读报热潮。长子县劳动英雄杨金和互助组“因家庭负担、畜力不足等问题”产生矛盾，通过读报找到解决方法，其他互助组也从中借鉴经验。读报能使群众受益，读报组自然获得发展，进而有效推动了乡村文化的除旧布新。这也密切了休戚与共的党群关系，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及华北乡村社会的革新奠定了坚实群众基础。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0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