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百家争鸣时期的儒家

　　演讲人：白奚 演讲地点：北京国子监彝伦堂 演讲时间：2025年10月

　　白奚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孔子研究院咨询委员。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哲学、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现代化。曾获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首批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首批北京学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著有《稷下学研究》《先秦哲学沉思录》以及《老子评传》（陈鼓应合著）等。

　　战国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最繁荣的时期，其标志就是百家争鸣。这里的第一个关键词是“百家”，中国古代所有原创性的思想学说在这一时期都出现了，号称诸子百家，此前只有孔子、老子、墨子三位大思想家和他们创立的学派，尚谈不上“百家”。第二个关键词是“争鸣”，诸子百家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鸣，而在此之前，为数不多的学者们大体上处在互不知晓的状态，很少有交流，更谈不上“争鸣”。形成这一巨大反差的关键，是齐国稷下学宫的创立和长期存在。

　　在战国百家争鸣持续的一百多年间，诸子百家都在尽可能地宣传、展现自己的思想主张。但在我们今天的研究视野中，儒家却只有孟子、荀子被经常提到和重点研究。虽然这两位是战国时期重要的思想家，但毕竟儒家只有这二人出场，出场的时间也彼此不连续，显得儒家这一时期似乎尚未形成有规模的学术群体，呈势单力孤之态，而儒家之外的其他学派则显得人多势众，由此给人感觉战国百家争鸣主要由来自儒家以外其他学派的各色人物在表现、争鸣。这显然既不符合情理也不符合事实，实际是低估了儒家学派在战国时期的地位和重要性。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对那个时期的儒家重视不够。事实上，儒家是战国百家争鸣时期最重要的一个学派，他们不仅在人数上有明显优势，并且在这一时期还承担了其他学派尚无法承担的重要任务，那就是基础教育。关于这一点，长期以来几乎没有被提及。本期讲座，我们将围绕战国时期儒家群体的活动展开。

　　游客在山东省曲阜市尼山圣境景区参观。新华社发

　　百家争鸣时期的儒家群体

　　孟子和荀子无疑是我们最熟悉的战国百家争鸣时期最负盛名的儒家学者，但这一时期儒家学者数量众多，远不止孟、荀二人。从重要的儒家经典著作来看，《易传》《周礼》《仪礼》《礼记》《大戴礼记》《公羊传》《穀梁传》等的作者，或是儒家学者，或是其中有儒家学者。还有一些这一时期的儒家学者，由于未有著作流传后世，导致他们在历史上的影响力有所降低，而其中有些人的著作现在被考古挖掘重新发现了，但我们尚不知这些佚籍的作者是谁，如郭店竹简中以《性自命出》为首的十四篇儒家文献，以及上博简中的很多儒家文献，而且这些文献只是目前发现的，相信还有更多的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在近些年来地下出土的简帛文献中，儒家文献的比例是最高的，这也可以证明儒家是战国时期规模最大的一个学术群体。此外，考虑到给思想家们划分学术流派是汉代才有的事情，先秦时期的学者们虽然各有师承，但当时还普遍缺乏明确的学派意识，这些学者中并不缺少受过儒家教育或具有一定儒家思想的人，有些还是文献中有记载的、有名有姓的人，后世的研究者们由于种种原因把他们忽略了，甚至未能把他们归入儒家。下面我们就对这些儒家学者进行一些简要的梳理。

　　临淄齐故城模型。齐文化博物院供图

　　首先介绍的是淳于髡。淳于髡的一生几乎都是与齐国稷下学宫绑定的，他是稷下学宫早期最重要的学者，《史记》有多处记述齐国稷下学宫的学者，淳于髡均列于首位，足见其在稷下学宫不仅影响重大且资历之深也无人能比。根据史料记载，淳于髡活跃于齐威王和齐宣王在位时期，是稷下学宫的元老，在学宫中具有领袖级的影响力。《孟子》记载了两次淳于髡与孟子的辩论，这些辩论都发生在稷下学宫，考虑到孟子在齐国和稷下学宫的活动主要是在齐宣王时期，故而推测他与淳于髡的辩论亦应发生于这一时期。另有史料记载，淳于髡去世时，有弟子三千人为他服丧，可见淳于髡终老于稷下学宫。

　　淳于髡出身微贱，身材矮小，为人幽默风趣，能言善辩。资料记载淳于髡喜欢给人出难题，齐威王任邹忌为相，他曾往见邹忌，连说了五个“微言”欲难倒邹忌。他曾与孟子辩论人性问题和仁义的问题，也曾向孟子发起嫂溺是否援之以手等一连串层层递进的论辩。后来盛行于稷下学宫的论辩风气，最初很可能是由淳于髡带动起来的。

　　《史记》说淳于髡“博闻强记，学无所主”，是一位学贯百家、思想上不拘一格的学者，通常被后世的学者看作是杂家。有材料表明，淳于髡很可能是《王度记》的主要撰写人。可惜《王度记》早已失传，从残存的相关材料看，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国家政治制度和法律法规等方面的构想，和儒家的《礼记·王制》相似，这表明淳于髡十分熟悉儒家的礼制思想，而礼制的思想恰恰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之一。

　　《孟子》记载的淳于髡与孟子的两次辩论，主要围绕着仁、礼、尊贤、名实关系等话题进行，这些话题都事关儒家的核心理念。在这两次辩论中，淳于髡并没有对这些儒家理论本身提出挑战，他是在儒家理论框架内同孟子进行辩论的，他和孟子的争论点是对儒家一些理论问题有不同的理解，属于儒家内部不同派别的争论。因此我们认为，淳于髡的学派归属应为儒家。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书香海昏”展厅内，讲解员注视齐《论语·智道》简。新华社发

　　再看告子。告子通常被认为是墨家或是道家，东汉赵岐《孟子注》认为告子是一位“兼治儒墨之道者”，这至少表明告子被视为具有儒者的背景和学养。告子因与孟子有过深度的辩论而为我们熟知，同时可能由于告子是孟子论敌的缘故，人们很容易想当然地把他排斥在儒家的行列之外，其实他也是一位儒家人物。告子与孟子的辩论主要是围绕着人性问题、心气关系、仁内义外等儒家话题进行的。关于告子其人其言的记载只见于《孟子》，所以我们可以认定他是和孟子约略同时活跃于稷下学宫的一位思想家，他和孟子的辩论也发生在孟子游齐期间。

　　从《孟子》书中的记载来看，人性问题是告子和孟子辩论的主要内容。告子的基本主张是“生之谓性”，这是他对“性”的定义。“生之谓性”命题的思想内涵正如其字面意义，即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就是人之“性”，战国时期绝大多数学者都持有这样的观点，近年出土的郭店战国儒家竹简相关内容也持同类观点。荀子的主张也和告子相同，认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可见“生之谓性”是一种十分久远且普遍的传统看法，也是战国时期除孟子外的儒家学派的共同主张。

　　告子提出了几个著名的例证来论证“生之谓性”的观点。首先就是“食色，性也”，“食色”即所谓的饮食男女，这是人的自然天性，是人类生存和繁衍的必要条件，此天性是普遍存在的，任何人都绝无例外。告子以“食色，性也”来论证“生之谓性”，可谓抓住了关键。孟子是战国时期唯一主张性善论的思想家，他反对告子“生之谓性”的传统观点，这是出于性善论的理论需要。但是，他所说的“性”和告子所说的“性”在内容上有重大差别：告子之“性”其实是指的人的自然本性，是人与禽兽之所“同”；孟子之“性”则是指人所独有的道德属性，是人与禽兽之所“异”。孟子的这一思想无疑是对儒学的一个重要贡献，他和告子的争辩实际是儒家内部对人性问题的不同观点。

　　告子既然主张“生之谓性”，这个“性”就无关乎道德，就无所谓善还是不善，所以他说“性无善无不善”“无分于善不善”。他举例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告子认为，人性本身没有善与不善可言，但人的行为却有善也有不善，就像水的流向不同一样，这取决于环境等因素的引导和影响，告子的这个论证可以说是比较有力的。孟子也以水为例来反驳，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认为人有先天的善性，此善性导致的行为必然是善举。但孟子也认为不能保证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善的，在外部条件（“势”）作用下，不善之行为亦可以发生，不过这却不能归因于人之“性”。可惜《孟子》并未记载告子是如何回应孟子这一反驳的，似乎这次辩论以孟子的获胜而收场。

　　《孟子》记载，告子为了反驳孟子关于人性本善的观点，又提出了一个例证：“性犹杞柳”，论证自己关于性无分于善与不善的观点。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杞柳”是一种木材，“桮棬”是用杞柳制成的用具，告子这句话的意思是，杞柳可以制成桮棬，当然也可以制成其他器具，同样道理，由人性可以形成仁义等道德观念，但也能形成不道德的观念，而孟子的“以人性为仁义”，等于把杞柳直接当成了桮棬，等于认定杞柳只能做成桮棬。告子这个比喻和论证也是比较有力的，逻辑上是可以自洽的。孟子认为告子的这个比喻是错误的，他指出把杞柳加工成桮棬是对杞柳之性的“戕贼”，而人性本来就是仁义的，不需要外在的加工，“以人性为仁义”不存在对人性的“戕贼”。孟子的观点其实还是重申仁义是人性中之本有，实际上并没有对告子的观点形成有效的反驳。告子是否对孟子的这一指责作出回应，《孟子》中并未记载，这次辩论似乎又一次以孟子的胜利而收场。

　　告子关于人性论的另一个基本主张是“仁内义外”，这是他关于人性无善无不善主张的第四个例证。他认为“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并举证说：我看见一个人年纪大了，所以我恭敬他，这种恭敬之心并不是我固有的，而是因为这个人的外表看起来年纪大而生发的，这就好比我说一个东西是白色的，是因为它的白色是表现于外的，所以“义”是外在的而不是内在的。但是“仁”就不一样了，我爱我的弟弟，却不爱别人的弟弟，这是因为亲情的关系而内外有别，所以说“仁”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告子“仁内义外”的主张，同孟子四端皆善的主张是相冲突的，孟子明确反对“仁内义外”的主张，坚持认为仁和义都是人性中所本有，这是出于性善论的理论需要。关于道德属性是不是人先天本有的，不仅是孟子同儒家之外其他人性论的区别，也是孟子同告子为代表的其他儒者的区别。人性本善的主张在战国时代只有孟子一人提出并坚持，这是孟子对儒学的一个特殊贡献，也是孟子在后世儒家的道统中居于亚圣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仁内义外”其实是儒家早已有之的一种主张，郭店楚墓竹简《六德》篇中就有“仁，内也；义，外也”的说法。经相关专家考定，郭店楚墓竹简的入土年代不晚于公元前300年，考虑文献入葬之前必有一个创作、流传、传抄的过程，可知这批文献的创作年代应该还要更早一些，学术界目前皆认可庞朴先生做出的“孔孟之间”的定位。这批新出土材料证明“仁内义外”的观点并非告子首倡，而是传统儒家本有，很可能是孔门七十子之弟子的思想。此外《管子·戒》篇亦有“仁从中出，义从外作”之语，与告子的“仁内义外”相一致，显然是接受了儒家的说法，亦可见此种说法不仅由来已久，而且流传甚广，为更多的学派所接受。孟子的观点在后世被奉为正统，“仁内义外”这种更为久远、影响力更广的主张则被视为反面教材。但是放在孟子和告子辩论的具体情境下来看，告子的观点代表了当时的多数派，孟子则是少数派，他们的争论实为儒家内部不同流派之间的观点之争。

　　综上讨论，告子并未对儒家学说提出挑战，他和孟子的所有争论都是围绕着儒家固有的话题和理论展开的，他们争论的是儒家学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如果不是他们都坚持儒家立场并善于思考，这些辩论其实根本不会发生。从论辩逻辑来分析，对于这些儒家理论的深层次问题，当时其他学派的人物是不会感兴趣的，也没有能力如此深度地参与辩论。因此，我们认为告子应是儒家学者。

　　百家争鸣时期孟、荀之外的儒家人物，除了淳于髡、告子，还有鲁仲连、颜斶、孔穿、徐劫、黔娄、匡倩、田过等人，皆持儒家之论，研究者也大多把他们归入儒家。这些儒者的存在足以显示儒家群体具有较大的规模，只是有关他们的资料存世太少，我们已难以把握他们思想的概貌，故不拟讨论。

　　此外，稷下的儒家人物还有跟随孟子的诸多弟子，诸如公孙丑、万章、乐正子、公都子、彭更、徐辟等人，可惜他们只出现在《孟子》书中。这些人在后世的知名度之所以不高，可能是他们的光芒被孟子所掩盖故而不甚显赫，还可能是因为他们未有自己著作传世。

　　儒家与稷下学宫的基础教育

　　齐国君主创立稷下学宫的目的是吸引人才、聚集人才。齐国的人才计划可以分为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短期目标是尽快地吸引列国人才来此为齐国所用，长期目标是为齐国的长远发展源源不断地培养人才。稷下学宫不仅吸引人才，还培养人才，这是齐国的人才政策同战国时代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齐国在人才储备和选用上领先于列国，为齐国的长盛不衰提供了有力保障。因此齐国又是战国的文化教育中心，教育远比其他列国发达。稷下学宫存续了一百多年，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因此我们认为培养人才是稷下学宫最重要的一项职能，教学活动是稷下学宫最主要的日常工作。

　　稷下学宫的教学活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面向投到各位知名学者门下的弟子，比如孟子的弟子公孙丑、万章、公都子等；另一类则是面向来自列国的全体青少年学子的，这一类属于基础类型的教育，主要由儒家人物承担。

　　稷下学宫中各家各派的学者都在讲学授徒。但如果考虑到儒家在稷下学宫中担当着基础教育的重任，则数量众多的青年学子在这里接受教育，接受最多的当是儒家思想，因而从总人数上看，儒家应是稷下学宫的主体。稷下学宫是当时列国唯一的学术文化中心，也是列国中最大的、存在时间最长的教育中心，来自列国的青少年学子数以千计，史载稷下先生淳于髡去世时为其服丧的“诸弟子”达三千人。这三千人应该不全是淳于髡的弟子，但即便假设这些人是当时稷下学宫的全部学子，也足见当时稷下学宫教学规模的庞大。这些青少年来到稷下之前，推测也接受过一定的教育，但这些教育大都是个别的、零散进行的，其中大多数人应只具有识文断字的初等文化水平，稷下学宫则为他们提供了规模化的、系统性的、通识性的基础教育。

　　我们认为，这种基础教育主要是儒家承担的。众所周知，儒家之外的其他学派当时尚无普及化、系统化教育的传统，且缺少传承体系、经典著作和系统的教材，这些学派的代表人物也多为单独活动的学者，无法承担稷下学宫庞大的基础教育工作，只有当时的儒家具备承担基础教育的条件。年轻学子们在初来稷下时接受的只能是旨在提升文化水平、培养基本人格的儒家式教育，当他们具备了一定的文化水平之后，才可能投到其他学派各位知名学者门下继续深造，逐渐形成具有各自学派属性的学术思想或成长为实用型人才。因而我们认为，稷下的学子大多都接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他们的思想都具有儒家的底色。

　　稷下学宫为青少年学子提供的教材是以六经为主的儒家经典，六经是三代文明的文字载体，凝聚着上古文化的思想精华。当年孔子“删诗书”，对六经等古代文献进行了系统整理，使其以教材的形式得以继承和传播，这不仅奠定了儒家教育的根基，也为后世历朝历代的古代基础教育确立了基本范式。孔子以私人身份招收学生，首开民间教育的先河，开创了教师这一千古职业。在孔子身边，聚集了一个以传道授业为职志的规模宏大的群体，即所谓的弟子三千和贤人七十二。孔子殁后，以七十子及其后学为代表的儒家不断分化，形成了不同的支派，即所谓“儒分为八”。这些支派虽然分别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学说的特定内容，但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是以延绵不绝的教学活动传承着孔子的事业和思想，如曾子、子夏、子思等无不以此名世，他们在培养了一批批、一代代学生的同时，也把儒家思想传播到古代华夏文明所能传播到的四面八方。

　　儒家学派自开创以来，就承载着普及文化教育这一重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是他们培养学生和传承儒家思想的主要工具。荀子是战国后期稷下学宫的首席教师，以“传经”名世，他用以教育学生的就是儒家传承下来的六经。

　　为了勉励和指导年轻的学子，荀子特地为他们写下著名的《劝学》篇，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劝学》篇列于《荀子》全书三十二篇之首，主要内容是劝导年轻人努力学习，论述后天努力的重要性、学习的内在规律和主要方法等等。从这些内容看，《劝学》篇并非写给个别读者的心血来潮之作，应该是写给大批年轻读者看的，这个读者群体一定是相对稳定的且具有相当的规模；这个读者群体一定是流动性的，不断有新的年轻人加入。从这个角度来看，《劝学》篇很像是现代大学里历届新生都使用的通用教材或通识读物。

　　稷下学宫不断有学子学成之后走出去，也不断有新的学子前来学习，有出有进，就像流水一样，和如今的大学较为相似。在稷下学宫存续的一百多年间，培养的人才难以计数，为那个时代的文化普及作出了极大贡献，这里面可以说儒家人物的贡献最大。可以想见，稷下学宫中应该长期地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定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以儒家为主要思想特色的教师群体。

　　由于前来求学的学子源源不断、为数众多，学宫为了有效地管理这些青年学子，还制定了统一的学生守则，这就是收入《管子》书中的《弟子职》一篇。从《弟子职》的内容看，稷下学宫很像一个很大的校园，或者说很像后世的书院。学子们集体住宿、集体生活、集体学习，每天的学习与生活都根据安排有条不紊地进行，紧张而有序，其中对学生们的品德修养、待人接物、学习纪律、饮食起居乃至衣着仪表等方面都有具体的要求，这些要求有着鲜明的儒家色彩。稷下学宫为学子们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和学习条件，也提供了未来的发展机会，因而在一百多年间成为列国学子们向往的游学场所。

　　总而言之，稷下学宫虽然是荟萃百家，但学宫中的领袖人物无论是早期的淳于髡，还是中期的孟子和后期的荀子，都是儒家人物。再考察活跃在百家争鸣时期的诸多具有儒家色彩的其他人物，如告子、鲁仲连、颜斶、孔穿、徐劫、黔娄、匡倩、田过等人，以及孟子在齐国时期的弟子公孙丑、万章、乐正子、公都子、彭更、徐辟等人，还有接受儒家基础教育的众多青少年学子，我们认为儒家在战国百家争鸣时期始终具有主流的地位。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25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