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美玲、刘忠（均系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魏晋南北朝上承秦汉，下启隋唐，是我国古典兵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在长达四百年大分裂与大融合交织的历史背景下，兵学并未因“王纲解纽，主权外分”的政治乱局而沉寂，反而在激烈的存亡竞争与统一诉求中，迎来了继先秦之后又一个谋略思想与战争实践高度繁荣的时期。重智竞谋的战略擘画，战略指导与作战理论的融合嬗变，以及理论研究回归实用主义的导向，共同为这一时期的兵学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使得兵学在军事碰撞与民族融合中肩负起承前启后的历史使命。

　　多极格局下的战略擘画

　　长期的割据战争与多极并存的政治格局，为战略家的竞谋逐智提供了纵横捭阖的广阔舞台，进而促进了谋略思想的兴盛。继春秋战国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略谋划思想再次繁荣。以诸葛亮、羊祜等为代表的战略家，着眼战争全局，运筹帷幄，形成了《隆中对》和《平吴疏》等不朽的战略经典著述。

　　作为刘备集团谋篇布局的经典方略，诸葛亮的《隆中对》绝非单纯的军事方略，而是一套谋生存、图发展、致统一的系统性战略规划。其高屋建瓴之处，在于以“成霸业，兴汉室”为终极目标，既清晰勾勒出“跨有荆益”“两路出兵”的军事路线，为“三分割据纡筹策”奠定根基；又展现出深远的全局视野，将战略思考延伸至立国兴邦的全维度：善用刘备“帝室之胄”的政治优势凝聚人心，以“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的外交策略营造稳定外部环境，更以“内修政理”筑牢国力根基，使内外政策相辅相成、本末兼顾。这份方略兼具全局视野与前瞻意识，不仅为彼时困顿的刘备集团指明了发展方向，亦成为中国古代战略思想中兼具格局与实操性的典范，尽显传统政治智慧的深邃与精妙。

　　相较诸葛亮着眼未来的前瞻分析和长远谋划，西晋名将羊祜的《平吴疏》更侧重于将战略优势转化为一统天下的实践指南。羊祜深刻洞察历史趋势，深信统一战争的历史时机已经到来，并以清晰的战略谋划为晋朝擘画了平定东吴、统一天下的具体路径。羊祜通过对晋、吴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核心条件的全面对比与深度剖析，系统论证了全国统一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可行性。疏中既从道义正当层面点明伐吴一统“合于天意人心”，又从现实态势出发阐明晋军伐吴的时机已然成熟，更在此基础上拟定“多路进兵，水陆俱下”的具体作战部署，使战略目标与实操路径紧密衔接。这份疏策不仅消弭了朝堂争议，坚定了晋朝统一的决心，其严谨的论证逻辑与周全的谋划考量，亦彰显出传统兵学谋略中“谋定而后动”“不打无准备之仗”的理性光辉，为后世谋划大事、推动统一提供了重要镜鉴。

　　长期战争实践中的融合与嬗变

　　西晋末年，北方诸民族纷纷趁乱入主中原，加剧了中央王朝的统治危机，随后衣冠南渡和南北隔江对峙演化成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局面。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南北各政权在军事上相互影响作用，经历了一个不断融合与嬗变的过程，并表现为“南船北马”的军队建设思想特征。

　　边疆政权的内迁，将其“翕而云合，忽而星散”的骑战传统带入中原，对传统兵学产生了巨大冲击。这种冲击显现出双向互动性，这种深度的军事互动交融，最终催生了西魏宇文泰融合鲜卑部落旧制并结合汉制创立的府兵制，该制度的重大创新为北周、隋、唐所继承发展，成为隋唐大一统帝国坚实的军事支柱。

　　战争空间由黄河流域拓展至淮河、长江流域，促使兵种建设呈现地域性特征。北方政权依托平原旷野，普遍以骑兵作为主力，发展出了冲击力极强的重甲铁骑。马镫的普及，彻底解放了骑兵双手，使其成为真正的突击力量；明光铠等防护装备的完善，也极大提升了士兵的生存能力。南方则凭借河湖纵横之利，大力建设水军（舟师），楼船、艨艟等战舰体系，水战成为决定江淮战局的关键。“南船北马”的格局催生了不同的战略指导思想：南方重水战，讲求“以长击短”，如周瑜赤壁之战的自信源于曹军“不习水战”，曹丕两次临江观兵，亦只能“望江兴叹”，足见水军优势；北方重骑战，主张“诱敌深入”，力避水战，而将南军诱离水道依托，再发挥骑兵优势予以歼灭。在此背景下，“控扼上流”成为南北攻防的战略关键。南方政权历来重视荆州、夷陵等上游要地，而北军南伐，亦以控制上游、顺江而下为锁钥。西晋灭吴正是依靠王濬在长江上游修治战船，组建强大水师，最终率水师顺流而下，“沿江直下，势如破竹”，终成统一大业。

　　回归实用主义的兵学研究导向

　　魏晋南北朝兵学发展的另一显著特征，是其研究导向的“回归实用”。因应群雄竞立的政治环境和争霸战争的现实需要，军事思想家自觉摆脱两汉繁琐注疏的经学传统，转而汲取兵家、法家的经世思想，强调学以致用，主动适应多极争霸的现实。

　　这一时期兵学理论的最大成就来自曹操。曹操精研兵学，一方面源于他的浓厚兴趣，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满足指挥作战的需要。其所作《孙子略解》（又称《注孙子》），史称其“自统御海内，芟夷群丑，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此书的贡献不仅在于“删校”以还原和规范《孙子兵法》的版本，更在于他结合自身丰富战争实践所作的“注解”，是对《孙子兵法》中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结论所进行的修正，使深奥的兵“谋”与鲜活的战“勇”实现了紧密结合，成为诸将征伐的准则。

　　经世致用风气还遍及当时各个政权。如诸葛亮融汇儒、法、兵诸家之学，自成一体，“兼收并蓄，学以致用”；后汉主刘渊“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苻坚“作教武堂于渭城，命太学生明阴阳兵法者教诸将”；后赵主石勒虽不识字，亦礼请士人为其读史，并灵活运用于战争实践。对以往战争历史经验的总结，为争霸和统一战争提供指导，成为这一时期兵学发展的突出取向。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兵学的最鲜明特征，便是在“大一统”这一终极“道”的理想指引下，将“谋”的深远、“术”的精研与“器”的创新紧密结合。它既有运筹帷幄的宏大叙事，又有金戈铁马的实践细节。正是这种理论与实践的深度结合、谋略与勇武的辩证统一，使其不仅成功地为前代兵学作了总结，又在民族融合与战争实践中开拓新境，更关键的是，为即将到来的隋唐盛世及军事制度的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中国兵学史上书写下承前启后的重要篇章。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2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