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亮（南京大学认知与社会研究中心、哲学学院教授）

　　科技创新实践是关于科技的哲学反思的思想之源。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历史表明，哪里是科技创新的中心，哪里就能孕育出关于科技的新哲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开创了资本主义时代科技的社会批判传统，韦伯、卢卡奇及法兰克福学派等德国传统思想家于20世纪早期发展出系统的技术批判理论，科技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在二战之后得到蓬勃发展，其社会历史根源都在于此。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中国日益成为世界科技创新的参与者和引领者，我们亟须构建一种中国形态的建设性科技批判理论，以回应这个伟大的科技变革时代。

　　新使命已经落在中国身上

　　对科技的创新性哲学反思，自然少不了哲学家头脑中的灵光一现，但其本质却是，于适宜土壤中的自然孕育与茁壮生长。面对横空出世的科技创新实践，人们不免会感到突兀，却不知新的历史使命早已扎根，后续令人惊艳的破土而出不过是历史必然的壮丽日出。

　　新使命扎根中国，是因为中国已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广阔而深厚的沃土。科技创新的思想萌动与实践成功在空间上并非总是一致的，例如地理大发现的理念最早出现于意大利，最终却是由西班牙的舰船完成验证的。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而言，中国虽非首倡之地，但却是最受世人看好的引领之乡：拥有重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战略，以新型举国体制推动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断提升，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快速突破，并跑领跑领域日益增多；拥有清晰连贯的产业政策，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迅速实现集群发展和规模化发展；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高效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及向新质生产力转化；健全教育科技人才战略统筹实施机制，有力促进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超常规、大规模培养各类拔尖创新人才。

　　新使命扎根中国，就在于中国是科技以人为本的坚定捍卫者和践行者。现代科技主要发源于并长期活跃拓展于西方，此前对科技的哲学反思因此主要由西方思想家承担。面对科技发展带来的奇迹与灾难、繁荣与贫困、福祉与奴役，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思想家们经过长期艰难探索最终凝聚起基本共识：科技是工具，人才是目的；科技发展应有利于人的自由与发展、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人类的和平与可持续发展，而不是相反。这些共识在联合国的系列文件中得到明确体现，成为现代科技文明的基石。然而令世人始料不及的是，今天的西方高科技企业为了利润最大化，不惜遏制开放共享甚至主动参与筑墙设垒，西方国家为了维护其领先地位，大搞技术霸权主义，小院高墙、脱钩断链，无所不用其极。与此相反，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既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目标，也始终以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国家发展、推动国际合作、造福人类社会为追求，坚定站在现代科技创新的道义制高点上，成为科技文明的捍卫者与践行者、对科技进行新哲学反思的当然承担者。

　　彰显科技批判理论的建设性

　　西方的科技批判理论传统都具有鲜明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具体表现为激烈的对抗与冲突，而中国形态的哲学反思则具有平和的建设性特质。

　　建设性的彰显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科技本身是中立的、工具性的，问题在于科技存在其间的社会及掌握科技权力的主体。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借助科技实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革命性变革，“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同时，他们深刻揭示了，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质决定了资本必然会千方百计地利用和占有科技，将科技转化为专属于资本的统治权力，使科技成为统治工人及社会大众的异己力量。源于西方的既有科技批判理论传统为什么主要以批判性和否定性形象示人？究其原因，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看来，科技异化与科技霸权的根源深植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而其理论旨趣必然集中于对这一制度的揭露与批判。然而，非马克思主义传统，或未能认识到、或有意回避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为问题根源，故其理论选择往往停留于对科技异化与科技霸权等现象层面的剖析，冀望以此促使资本主义制度实现某种程度的自我调整与反思。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由科技发展所导致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属于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能够通过改革和以团结为目标的对话加以和平解决。因此，中国的科技批判理论不再需要用暴风骤雨式的激烈言辞强化自己的存在，可以也应当用和风细雨式的建设性话语表达自己的批判性认识。

　　建设性的彰显源于中国科技创新价值追求的正义性。科技批判理论为什么会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迅速成长成熟并长期保持强烈的批判性和否定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科技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后，原本融合一体的目的理性和工具理性、人文共同体和科技共同体出现分离、分裂乃至对立，西方科技发展出现背离人类文明价值取向的可怖动向，哲学家们不得不大声疾呼，以期唤醒“铁笼”里的大众。但就像康德慨叹的那样，弯曲的木头怎么可能造出笔直的东西？资本主义社会中西方科技创新的主导价值取向只能是扭曲的：只要发现有利可图，高科技企业就会断然抛弃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理想，转而以盈利为目标，一旦实力具备就会加剧对大众的控制；曾经极力鼓吹科学无国界、开放共享是未来的西方国家，一旦发现自己的垄断地位难以为继，就会撕下虚伪的面具，开历史的倒车，用技术霸权主义遏制后来居上的竞争者。中国的科技创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当前阶段的最生动表达就是“坚持‘四个面向’的战略导向”，要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在这种价值取向的指引下，科技的发展、个人的发展、国家的发展、人类的发展得到有机统一。

　　建设性的彰显源于中国科技批判理论社会功能发挥的有效性。在科技话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语境中，人文学术共同体的声音往往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科技批判理论因其对资本逻辑的质疑立场，在话语传播层面时常面临一定压力。为此，这些理论流派往往需要采取较为鲜明的批判性表达策略，甚至以具有一定挑战性的理论形态来争取社会关注。在特定条件下，这种表达方式不仅是其争取基本学术生存空间的需要，也是其试图发挥社会影响、实现理论价值的重要途径。中国的科技批判理论不存在这种窘境。就政治制度而言，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拥有“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协商民主传统，重视通过不同社会群体的协商达成共识，以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科技批判理论的理性思考拥有合法畅通的表达渠道，注重“发挥专家学者、智库机构积极作用，使吸纳民意、汇集民智更加机制化常态化”。

　　发展建设性科技批判理论的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担负起发展中国形态的建设性科技批判理论的历史使命。

　　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发展出系统的科技批判理论，但他们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人们科学把握科技的哲学本质、社会功能、科技异化及其扬弃等成为可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立场，在社会结构整体及其历史变迁中认识科技，警惕、拒斥对科技创新及其社会功能、历史作用的神秘主义或形而上学理解。其次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历史潮流前进的主流中、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上，理解、审思科技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警惕、拒斥各种利益绑架。再次要坚持学以致用的理论立场，既能回答怎么看，又能解答怎么办，发展建设性的批判理论，杜绝为批判而批判。最后要坚持包容并蓄的学术立场，充分吸收各种既有科技批判理论传统及中国传统哲学的合理成果与智慧启迪，自信自主地开展理论建构。

　　二是坚持研究中国问题。理论就像船尾的灯，只照亮自己驶过的航道。西方既有科技批判理论都是通过对周遭科技创新活动的观察、研究和反思发展起来的。过去，我们的船跟在西方的船后面，关注西方的问题、西方的理论，既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今天，我们的船已经和西方的船并驾齐驱，开始探索全新的航道。只要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关注中国本土的科技创新实践，观察、分析、思考它们的运用带来的科技问题、社会问题，进而给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解决方案，中国形态的建设性科技批判理论就会脱颖而出。它将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三是坚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列宁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世界震撼的伟大成就，离不开将科技视为第一生产力，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推动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的科技批判理论不能落入为批判而批判、为否定而否定的窠臼，必须牢固树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理念，坚定批判的目的是更好、更合乎目的性地推动科技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20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