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乃昂（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

　　为推动新见秦刻石研究的深入，我想从历史交通地理视角，谈谈“车到此”的实证问题。有学者从交通可行性和秦人与羌族关系等方面进行分析，提出秦人通过“羌中道”来到扎陵湖是完全可能的。还有人认为，河源地区先秦时期就有使用车辆的传统，且较为普及，因而推测当时已形成简易路面和初步交通网络，并将唐蕃古道的历史提前。

　　据伍光和教授等主编的《青海省综合自然区划》的描述，“青南山原”具体在布尔汗布达山、布青山以南的青海省东南部，包括东昆仑山地区、黄南甘南高原山地和青南高原。扎陵湖、卾陵湖一带就位于青南高原区。我认为需要重视青南山原与青海北部的地理差异，以及特殊自然环境对“车到此”的制约。

图①天峻县卢山岩画马车图像 作者供图

　　何处是“羌中”

　　“羌”原是古人对居住在中国西部半农半牧部落的一个泛称，历史上多称氐羌、西羌、羌戎等。秦人在周初被流放至“西陲”，春秋末期其西部疆域还在渭河上游，西面的洮河流域及以外则属于氐、羌、戎人地区。随着实力增强，秦国不断西进。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在天水、甘谷一带设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县制，标志着秦国对陇西地区治理制度化的开始。

　　秦昭襄王时灭义渠等戎而置陇西、北地、上郡等郡，六盘山东西两侧以羌族为主体的诸戎逐渐为秦国所融合，秦国疆界扩展至洮河流域。这时，秦戎相互影响和融合，史书称为“秦杂戎翟之俗”“秦与戎翟同俗”。秦始皇时，“务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故种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度”。秦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将羌人驱逐至洮河流域以西的河湟谷地等区域。

图②天峻县卢山岩画古藏文石刻 作者供图

　　汉初经“文景之治”，至汉武帝时国力强盛，设立“河西四郡”。武帝元鼎五年，“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书·地理志》有“水出羌中”“山在羌中”“昆仑山祠”“盐羌”等记载，《后汉书·西羌传》对“羌中”或羌族迁徙的地域范围记载尤详：“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又《后汉书·段颎传》载颎自张掖追西羌：“且斗且行，昼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余日，遂至河首积石山，出塞二千余里。”此处“积石山”即今黄河源东北的阿尼玛卿山，“河首”则指今青海玛多一带的黄河上游。

　　综合《禹贡》《史记》《汉书》和《水经注》等史籍记载，可知“羌中”主要指祁连山与阿尼玛卿山、布尔汗布达山之间的河谷或盆地，尤其是黄河、湟水、洮河、大通河一带的民族走廊，故有“河湟羌”之谓。羌人多是“会放牧的农民”或“会种地的牧民”，故今人释藏语中的“戎”为农区或农人，即河谷地带称戎。因此，“羌中”应主要分布在海拔3500米以下的农牧过渡地带。

　　“羌中道”何往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对于交通运输的规划和建设极为重视，《史记》将“车同轨”与“一法度衡石丈尺”和“书同文字”同列。秦在都城咸阳与各地城邑、北方军事据点之间，完成了总长12000公里的道路建设。其中约7500公里称为驰道，即宽约69至70米的干道，还在一定间隔设置馆舍邮驿。除了修筑驰道外，还修建了“北边道”“五尺道”等道路，以满足征战和开发全国各地的需要。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秦始皇首次西巡的路线是西出咸阳，过陇县，经关山古道到达陇西郡。关山古道是古人跨越六盘山、沟通中原和西域的重要通道，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初步形成。秦人肇兴于甘肃礼县，其崛起和东迁，无疑为关山古道的形成奠定基础。秦始皇西巡至陇西郡，但未过黄河，或可间接佐证黄河以西地区当时无车路可通，亦即秦代交通发展与疆域拓展、治理范围高度同步。

图③刚察县舍布齐岩画（局部）作者供图

　　汉代正式开通的“羌中道”，主要通过河湟谷地与青海湖（或茶卡-共和盆地）和柴达木盆地共同组成的横贯青海省中部的地势较低地带。它东接从临夏或兰州西行的丝绸之路，渡黄河后取道湟水河谷穿行于古羌人聚居地，经民和、乐都、西宁，或北渡大通河翻越祁连山，抵张掖与河西大道交接；或西出翻越日月山，经青海湖、柴达木盆地，复经阿尔金山噶斯山口直达若羌，接西域南道。《汉书·张骞传》记其出使西域，返回时“欲从羌中归”即此道。

　　有观点认为，“采药昆仑”的路线可视为“羌中道”的组成部分，我认为这是不符合秦汉交通地理实际的。因为“羌中道”并不经行布尔汗布达山、布青山以南的河源地区。《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羌人首领无弋爰剑及其族群世居河湟地区，其后裔仅有极少数部族“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而成为“徼外蛮夷”，但因昆仑山脉东支的地理隔绝作用，遂不复往来，何谈秦地与河源之间存在畅通的驿路交通。

　　随着东晋十六国时期羌人和中原地区交往日益密切，以星宿海为河源的认识逐步深化，隋朝以此为据在阿尼玛卿山北麓古赤水城设置河源郡。郡名河源，故应距当时认识中的河源不远，从而在事实上纠正了汉代的“伏流重源”说。由于唐朝和吐蕃王室建立了密切关系，从公元7至9世纪，黄河上游就成为内地进入西藏的一条交通要道，此即唐蕃古道。

　　唐蕃古道是中原唐王朝与吐蕃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孔道。其在河源地区的具体经行路线，除通过玛多县黄河沿渡口的正驿官道外，还有一条支路沿黄河左岸而行，经鄂陵湖北岸，从扎陵湖和鄂陵湖之间过黄河。该支路过河后，继续沿扎陵湖东南岸、溯卡日曲河谷而至通天河。至于唐蕃古道是否经过扎陵湖北岸，目前无人给出确切的考证，倒是历史文献给出了不少反证。

　　河源地区古代只有两个渡口：一处在鄂陵湖、扎陵湖之间的周毛松多，即黄河上渡；一处在其东200余里的黄河沿，即黄河下渡。周希武《玉树调查记》记有自兰州至结古的见闻及沿途史地沿革，为研究唐蕃交通史的重要资料。其附录《宁海纪行》校释云：“此地为赴两湖大道之分路处，自甘南、洮、岷等处赴藏者经果洛至此，西南行，沿唐蕃大道迳赴两湖之间。”该书所附《玉树二十五族简明图》标明唐蕃古道位于两湖之间，可证历史上不将经扎陵湖北岸西至约古宗列曲的通道作为入藏孔道。

　　那么，是否存在秦代古道经过扎陵湖北岸，而后世改道东岸的可能？答案应是否定的。陆路交通路线在东部平原地区开发较早，形成后往往随整个经济格局的变化而变化。但在西部山区，则因地形条件的限制，某交通路线自初次开辟以后很少变化，一直可以延续到近代。“羌中道”、唐蕃古道、清代以来的“入藏大道”，乃至今天青康公路的选择，无不与自然地理的客观条件有关。这就是说，秦代河源地区如果存在交通道路的话，它们在唐代以前就已基本定型。今天讨论“车到此”，若不以自然地理的客观事实为依据，不参照前人早已开拓出的道路，其论断将难以经得起检验。

图④天峻县鲁茫沟岩画（局部）作者供图

　　何以“车到此”

　　有学者引用汉宣帝时赵充国伐先零羌缴获四十余车辆的史料，为“车到此”提供依据。要知道在海拔2000米上下的河湟谷地，出现车辆并不稀奇，且各种古代车马只能在平地道路上行驶，不能作为海拔4300米以上的青南山原可通车马的实证，除非出土相关秦代遗物。还有学者提及青海2000年前就出现以车辆为主题的岩画，认为车在高原的使用较为普遍，并以距离扎陵湖300公里的格尔木市野牛沟和天峻县卢山均有车猎岩画为据，推测扎陵湖附近先民从很早就开始使用车辆。问题是，这些岩画的断代本身就存在争议。

　　卢山岩画位于海拔不足3400米的山丘上，主要有动物、狩猎、战争等场面，可见多幅勇士射猎野牦牛和车猎的场景（图①）。根据考古发现推断其时代不早于唐代。其依据一是该岩画点共存唐代初期才发明的古藏文（图②）；二是距离卢山约44公里的刚察县舍布齐岩画，动物画面以野牦牛为主，狩猎画面为骑马引弓射猎（图③），岩画上限为吐蕃、下限为晚唐；三是距离卢山约19公里的天峻县鲁茫沟岩画，刻有78幅画面，再现了一幅较大的高原动物群居生息的场面（图④），标志碑注明为唐代。

　　退一步讲，即便卢山车马岩画断代为秦，但因青海湖流域与河源地区自然环境差异显著，故不宜将较低海拔地带具有车马信息的岩画，作为海拔4300米以上高原腹地“车到此”的证据。河源地区交通运输路线受高海拔地形制约，具有突出的自然特点：一是路线必须沿着水草丰茂的地区通过，以解决人畜的需求；二是山高路险，雪峰耸立，湖沼遍地，交通道路都有较固定的垭口、古渡。从陇西郡前去河源，沿途需多次在峡谷中穿行，翻越拉脊山、日月山、鄂拉山等高山。其中共和盆地是必经之路，它与南侧鄂拉山高差可以达到1000米左右，且山势陡峻。

　　有观点认为，依据当时青藏高原气候环境及交通条件，冬季无疑是最适宜秦朝采药使团出行的季节，有利于车队人马跋山涉水。其实并不尽然。例如，自大非川（共和盆地）经鄂拉山垭口（海拔4499米）至黄河沿渡口的驿道，人烟稀少，徒行此地，以8、9月为最宜。冬则大雪封山，水冻草枯。正如《旧唐书·薛仁贵传》记载：“军至大非川，将发赴乌海……乌海险远，车行艰涩……仁贵遂退军屯于大非川。吐蕃又益众四十余万来拒战，官军大败，仁贵遂与吐蕃大将论钦陵约和。”此段记录的是历史上著名的大非川战役，由于副将郭待封不遵调度，导致辎重尽失，后勤无着，以唐军失败告终。唐朝军队尚且难以逾越鄂拉山而达于河源地区，在没有后勤保障的情况下，秦朝使团车马，又如何翻越鄂拉山进入青南山原？尤其河源地区多湖泽湿地，在无道路的情况下极难通行。

　　综上，我认为唐蕃古道在秦始皇时期已经打通了最为关键环节的看法，仍需考古发现佐证，或使用秦制木轮车进行冬季田野实践证实才能成立。鉴于历史研究孤证不立，期待今后围绕河源开展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能够发现秦代驿路、青铜礼器、两轮木车等遗物，构成多重证据链。

　　《光明日报》（2026年03月30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