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 浒（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近代以来世界变局与中国发展进程研究”首席专家、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

　　尽管人类不同文明之间早有交往交流的历程，甚至有人提出诸如“世界体系5000年”的说法，但不可否认的共识是，直到地理大发现后，飞速发展的全球联动关系才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格局。随着欧洲在近代的强势崛起，中华文明从19世纪起遭遇来自西方文明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亦越来越深入地被卷入西欧国家主导下的现代世界体系。这一时期的发端，恰恰处于中国最后一个传统王朝即清朝的后期。因此，晚清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与外部世界产生了空前密切的关联。这主要包含两条基本线索：其一是，外部世界的重大变动对于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过程具有深远影响；其二是，晚清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上从沉沦走向复兴的初始阶段。要揭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历史渊源及其脉络，从全球史视野下重新审视晚清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关于近代以来世界变局与晚清中国之间的关联，早先的欧美学界几乎完全从“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出发，致力于叙述中国如何被西方纳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或者是中国如何在西方影响下逐步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20世纪初，以斯宾格勒（Spengler）、汤恩比（Toynbee）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对于“西方中心论”的统治地位提出了质疑，认为应该在反对“西方中心论”的前提下，重新认识欧美历史以外的历史、西方文明以外的文明。

　　客观而论，在反对“西方中心论”思路的影响下，不少以世界范围内历史变迁为论述对象的研究，的确突破了早先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叙事，对于其他地区文明给予了更多关注。但就总体而言，这种反思思路不仅还未被充分贯彻，而且往往在不经意间又回到了“西方中心论”的坐标系之内。对此，有关近代世界变局与晚清中国的不少论述，都显著地凸显了这一点。一些著述虽然把论述范围扩展到了全球，但是有关近代世界变迁与中国的关联却只有十分零散、片段的叙述。

　　在海外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专门研究中，对于近代世界与晚清中国的关联所做的考察，同样存在缺陷。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当中国面临西方的挑战时，其失利的结果总是被归结为保守和落后，其发生变化的主因又总是与学习、模仿西方经验联系在一起。迄今为止，这种框架在许多海外中国史论著中都或明或暗地被遵循。而其根本缺陷，正如柯文（Cohen）所批评的那样，不仅“很容易鼓励人们把并不仅仅是，或主要并不是对西方作出回应的发展错误地解释为是对西方作出的反应”，而且还会使人认为“凡是和西方入侵没有明显联系的中国近世史的各个方面都是不重要的——或者说只有当这些方面有助于说明中国对西方之回应时才是重要的”。

　　应该承认，在反对“西方中心论”思路的指引下，海外学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确出现了不少新气象，也为调整认知中国历史的视角和内容起到了积极作用。不过，经历了最初的激荡后，我们也应该冷静地反问一下：这种研究取向和学术潮流，是否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不再具有“西方中心论”意味的认知结构？从具体实践上来看，许多学者所理解的“中国中心”，只不过实现了位置转移，即从“东方学”式的西方立场跳转到中国一边，而这种位置转移根本未做出相应的、必要的眼光调整。正如夏明方教授批评的那样，这种观点本来力图“打破传统与近代二元对立的所谓欧洲中心论模式”，却又竭力论证“去冲击论”“去近代化论”和“去帝国主义论”的结果，把出现在近代中国的西方力量大为弱化甚至于消解，不免有矫枉过正之嫌。

　　就国内学界而言，对于世界变局与晚清中国之间的关联，更多着意探讨这种关联造成的内部变化及其后果。这方面的首要代表，是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而逐渐成形的革命史范式，该范式正确阐明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目标，为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胜利做出了理论注脚。改革开放以后，现代化范式逐渐成为引导国内学界的重要潮流。按照虞和平教授的概括，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下开始和展开的，两者几乎并肩而行，因而使得现代化的外因和内因的关系变得特别复杂”。而要准确理解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必须对其中各种因素及其变化过程进行更为全面和广泛的考察，尤其是现代化的国际和国内环境、现代化的西方经验与中国实际、现代化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等重要问题。如果仅仅关注现代化的内容与指标，忽视近代中国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的特定处境与具体国情，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实现现代化历程中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总的说来，国内外学界都承认，从晚清时期开始，近代中国进入“数千年所未有”的剧烈变化阶段，基于外来因素与内部因素的相互作用，引起了中国在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思想文化和社会结构等诸多方面的重大变动。同时，许多既有研究成果也表明，对于这种内外因素互动作用的具体过程与实践逻辑，学界整体上还缺乏更为充分细致的揭示。美国中国学界生发的“中国中心”研究取向虽然宣称从中国内部视角出发，但因其所强调的内在积极因素主要在19世纪前才有更为显著的表现，从而使得这种取向指引下的研究更多注重前近代时期，对于中外互动关系的注意力较为衰减。

　　近十多年来，有些聚焦近代中国的研究，较为自觉地运用全球史视野，从世界变局和中国社会互动作用的角度出发，对于重新认识和把握晚清中国的发展线索，具有良好的启发意义。例如，林满红著《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一书，为重新审视鸦片战争的发生打开了新视角。她认为，类似于气象学中的“蝴蝶效应”，19世纪初期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以及相应的全球经济变化，对于清朝产生了为以往所忽视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的基本线索是，拉丁美洲的独立战争（以及欧洲大陆的拿破仑战争）使得西班牙政府无法维持拉美地区正常的银矿生产，导致19世纪20年代世界金银产量减少了约50%，由此引发了世界市场内可以用来支付中国丝茶等大宗商品的白银严重不足；为了维持对中国及印度大宗商品的需求，鸦片贸易得到英美等国的高度重视，用来吸纳中国的白银，从而形成了中国白银大规模外流的局面。从林满红的论述推论，对于清朝来说，力图通过禁烟阻止白银外流之举，也是一种被世界变局激发的连锁反应。而到1856年，随着拉美局势的稳定，世界市场内白银供应量基本恢复正常，清朝白银外流的局面和银贵钱贱的危机突然缓解。只不过，鸦片战争所激发的国内矛盾已无法平复，直至引起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由此可见，鸦片战争绝非仅仅关涉中英两国，而是一个需要在全球化贸易和世界体系变动的大背景下加以深耕的问题。

　　对太平天国运动的研究在经历了20世纪的两次热潮后渐渐趋于冷落。而近年来从世界与中国的联动角度出发进行的考察，为该领域带来了新的瞩目点。周伟驰著《太平天国与启示录》一书，通过发掘近代西方基督教全球传教史的线索，探讨了太平天国意识形态的基督教来源及其影响。该研究表明，太平天国的兴起与18、19世纪基督教两次“大觉醒运动”有密切关联。这一时期，英、美两国兴起了以卫斯理宗、摩门教为代表的一批新宗派，带有强烈的宗教使命感。该研究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受到新教传教运动影响，因为带有洪秀全自传性质的《太平天日》有意识地模仿了《启示录》，而《启示录》的神魔斗争论和末世论又通过洪秀全而对太平天国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至于洪秀全何以能够赞同洪仁玕的资本主义化改革方案《资政新篇》，在此背景下也得到合理解释。因为这是洪仁玕基于基督教文明观而设计的方案，涉及政教合一、使中国文化基督教化等方面，无不合乎洪秀全的思想倾向。因此，全球基督教运动发展的历史，确实应该在太平天国研究中得到更多注意。

　　裴士锋（Stephen R.Platt）所著《太平天国之秋》一书，则从国际关系的格局出发，重新审视了太平天国运动的世界意义。在裴士锋看来，1861至1865年的美国内战和太平天国运动看似相隔遥远、互不相关，其实有极大关联，因为这两场内战都与英国的利益密切相关，其结局也都与英国的决定不无关系。其间的线索是，中、美两国在这一时期是英国最大的两个经济市场，而两国的内战使得英国面临同时失去这两个市场的巨大风险，最终英国决定不干预美国内战而在中国发生的战争中放弃中立，遂演变出中外联合剿杀太平天国的局面。

　　另外，黄宇和在评论裴士锋此书时认为，应当重新审视与太平天国运动交织发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有研究指出，整个19世纪，英国和俄国在近东至远东的漫长战线上展开竞争，其中以中亚为核心的“大博弈”是重点所在。英、法、美、俄等列强一方面竞相争夺在华利益，另一方面并未放松在欧洲和中东地区的国际斗争。1853至1856年发生的克里米亚战争，便是这场斗争的一个集中体现。英、法联合支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俄国开战，致使俄国在这场战争中惨败，扩张野心遭到重挫。正是这场挫败使得俄国加大了侵略清朝的力度，遂造成清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丧失大片国土的状况。

　　以上例子表明，对于晚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变迁过程，如今到了一个需要重新加以审视的时候。关于对近代中国重大事件的认识，如果不能掌握其与世界变局之间的贯通，也就无法系统认知和把握近代中国在全球格局中从沉沦走向复兴的整体进程。面向未来，我们更需要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史研究，也更需要能够体现中国影响和中国因素、渗透中国关切和情怀的世界史研究。可以说，只有在这两个学科大力融合的基础上，才能确切揭示近代以来世界变局与中国发展进程的互动关系，才能深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底蕴和发展脉络，才能在推动人类文明共同体建设的目标下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光明日报》（2026年03月30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