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波涛（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在中国书法的流变脉络中，有两条线索不容忽视：一是从“二王”开始的以名人笔迹为资粮，以名士风流为祈向的书学宗尚；二是清中期以来以金石材料的引入为标志，扩大或转变为以美术造型为主的书学宗尚。含混地说，前者是所谓“帖学”的传统，后者是所谓“碑学”的传统。其实这里面不光是材料取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观念乃至审美的转变。

　　帖学来源于笔迹，故最重“笔法”。赵孟頫有一句名言说：“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用笔”是笔迹是否得法的关键，也是帖学所承载的技术因素。然而，清中期以来，在金石材料的影响下，书法的结构和笔画受到了更多的重视，为书法向造型艺术的发展开拓了广阔天地。启功先生把赵孟頫的话倒过来，认为“书法以结字为上，而用笔亦须用工”，可见其中区别。

　　先秦两汉是以书体功用为主的时代，如秦书八体、王莽六书等，每一类书体都有特殊的应用场景，书法尚依附于当时的政教制度。赵壹《非草书》更是基于现实功用对世俗景慕草书的倾向加以批判。魏晋时期，书法才真正进入了自觉的时代，书法的个人属性得到凸显，不光出现了伟大的书家，也出现了很多追溯书法史和探讨书法技法的理论文章。由于魏晋南北朝实行门阀制度，书法传习也具有家族性的特点，知名的书家多为青史可考的显贵。此时，书法的传承依赖于士族内部的师徒父子等传承关系，书法的欣赏评价具有魏晋以来盛行的品题人物倾向，即由书法来观照人格之美。由于唐代帝王的笃好，以“二王”为宗的书学主流得以确立。

　　笔迹是人物风采最直接的显现，透过书法来欣赏人风，表达对前辈及古人的向往，是早期书法审美的一大母题。王僧虔《笔意赞》说：“书之妙道，神彩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神彩”是作品中所反映出的书家修养和精神气质，而“形质”显然是结字、笔画等实体性的东西。这一说法与前引赵孟頫的名言有异曲同工之妙，“神彩”往往是通过“用笔”表现的。

　　袁昂的《古今书评》更直接，他是透过书风来看人风：“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羊欣书如大家婢为夫人，虽处其位，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庾肩吾则参照品题人物的“九品”制，来给书家定品位。孙过庭《书谱》认为各种书体之精妙，可以有“达其情性，形其哀乐”的效果；即便同学一家，也由书者的性情差异而各有偏致：“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

　　“因书见人”的书法传统，在宋代及后来对法帖的汇刻里有完整的表现。欧阳修对法帖的评价最具代表性，他说：“余尝喜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徐而视之，其意态愈无穷尽，故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人也。”欧阳修是史学家，更容易透过书法而观察其人、其书所处的历史情境，从对笔墨的吟味中达到“想见其人”的目的。这是魏晋以来蕴含在书论中的一种重要审美趋向。刘熙载《艺概》中的名言：“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这可以说是对“书中见人”“书因人传”这一传统理论最精炼的总结。

　　宋代兴起的金石学，起初是为了利用金石文字来证经考史，注重的是文本内容，后来，学者们越来越重视其文字本身承载的艺术价值。南宋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将器物铭文置于“法帖”的地位。到了清代，金石学已经蔚为大观，这在书法的原始材料方面，极大地开拓了学者的视野，也为帖学的式微埋下了伏笔。如果说钟鼎文扩展了书法传习的时间上限，那么汉代以后的碑版文字，尤其是魏碑，则提供了与帖学相互比勘校验的同时代书法材料。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适当其会，援引北碑的资源对官方正统的帖学给予沉重的一击，从此，在书法的传习传统和经典的宗法上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即书法的金石学转向。后来包世臣、康有为等继续推扬这一新的风气，尤其是康有为系统地建构了以北魏书体为宗的书学传统。

　　书法的金石学转向，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了当下。这一转向的主要意义是对经典的重塑和书学材料的扩大，同时伴随着对魏晋以来“因书见人”观念的淡化和对书法美术性的强调。晚清民国时期，书法发展出引人注目的新现象，如赵之谦的魏书、吴大澂的金文、吴昌硕的石鼓文、李叔同临《张猛龙碑》、齐白石临《天发神谶碑》等，都是对金石学资源中某种书体风格的发扬和创造性转化。一直到当下流行的对砖瓦文、古陶文、秦汉简、战国楚简、中山文字、晋国盟书、周金文、商甲骨文等的传习，都是对这一金石学转向的推衍。同时，近代以来西方美术和美学理论的传入，使得书法作为“艺术品”的属性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而金石学（出土文献）中千变万化、层出不穷的新鲜书法材料，满足了书家对空间布局、线条造形、展陈效果、视觉冲击等方面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后，伴随考古学科的进展，发掘出土材料日增，金石学得到进一步提倡，在官方碑刻、名人书法之外，那些没有书者名字的作品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以上这些都成为“现代书法”的重要来源。

　　近代以来书学的发展，表现出“因书见人”审美观念的逐渐衰减，而对“造形”的讲究却愈益发挥到极致。书法在造形方面的追求，当然满足了当代人的部分审美需要，但不可否认这也使书法创作越来越流于经营设计，欣赏层次甘于“因形论形”，缺乏精神层面的深度，如当代书法家曾印泉所说，“很多人的字写得很艺术、很作品，但是它已经与这个人没有多大的关系”。梳理中国书法流变的两条线索，结合当代书法现状，启发我们在对帖学传统的继承中，不仅要关注技术层面的学习，而且要看到书法背后站立的一个个不朽的人物，这也是所谓“字外功夫”所该致力的方向。

　　《光明日报》（2026年03月29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