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做学问的】

　　张树华为中国政治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光明日报记者张胜采访整理

　　1986年，我提前一年修满学分，从南开大学外文系毕业，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工作，当时我还不满20岁。1987年，中苏两国恢复教育交流，我在1989年考取了国家教委公派研究生，于1990年3月进入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副博士学位。

　　在莫斯科大学留学期间，正值苏东剧变，我几乎每天都搜集和阅读大量的俄文报刊和图书资料，通过电视等媒介观察苏联社会舆论的变化，跟踪分析新闻和政治事件。同时我也积极接触苏联学术界、政界人士，还结识了电话工、司机等普通民众，深入了解和讨论所发生的政治激变。

　　苏联社会末期，政治波浪起伏，思潮激荡交锋。这一切既为我的博士论文和未来学术研究筑垒了丰厚的基础，同时也进一步淬炼了我的政治信仰和学术立场，拓宽了思想境界和理论视野。

　　1994年年初，我完成了用俄语撰写的副博士论文《向市场经济过渡条件下中俄两国政治改革比较研究》。在论文中剖析了苏联政治改革的历程及其深刻教训，总结了中国平衡改革发展稳定的秘诀。1994年3月，留学正好满4年，我收拾行囊，启程回国，追着春天的脚步，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继续工作。而此时的莫斯科，苏联已不复存在，俄罗斯陷入痛苦的选择之中。

　　我亲身经历了苏共败亡、苏联解体这场轰轰烈烈的历史性大事件，这为我对苏联—俄罗斯问题的研究打下良好基础。但我并未局限于此，在继续深挖这个问题的同时，还把比较视野转到世界新一轮“民主化”浪潮中的政治衰败以及西方国家的自身民主困境上。

　　2004年，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调到政治学研究所工作，受命组建比较政治研究室。当时国际上不时爆发“颜色革命”，面对新兴国家的政治困境，为了有效防范和应对“颜色革命”，我提出应“树立正确的民主观、破解西式民主迷思、积极应对和平演变”。

　　2007年初，我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文献中心）副馆长，兼任《国外社会科学》杂志主编。2011年8月，在院党组领导下，负责组建信息情报研究院，任首任院长。2008年起，我组织带领团队研究中外功勋荣誉制度。我提出“建立党和国家统一权威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建议”，为推动建立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发挥了作用。

　　在这10多年间，我逐渐拓宽学术研究领域，提出基于“政治全面发展观”评估“政治发展力”等创新性观点，为破解“民主化悖论”“西式民主一元论”等命题提出了理论工具。我出版学术专著《民主化悖论——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困境与教训》（2015）、《新民主观与全面政治发展》（2018）等，聚焦冷战后民主化浪潮的兴衰起伏，先后提出“西式民主化悖论”“西式民主异化变质”“西方政治衰退”等学术命题。在这一过程中，我越发感到，要坚持制度自信和学术自信，推出自主性的中国版世界政治和民主研究框架和范式。

　　2019年春，我又回到政治学所工作。这些年，我总揽冷战前后三十几年世界政治思潮演变，比较研究世界性大党成败兴亡、全球性大国的治乱兴衰，进而提出观察分析世界政治生态变化的“方向、道路、制度、政策、发展、演进”等逻辑框架。出版《制度兴衰与道路成败——世界政治比较分析》《民主观与发展路——世界大变局与中国政治学》等图书，受到学术界好评，均被选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成果发布。

　　今年是我进入社会科学战线工作的第40个年头。多年来，我深切体会到，自己做事、做成事的原则和动力主要是责任、坚持和自信。从研究苏联-俄罗斯民主化问题，到研究新兴国家政治衰败，再到研究西式民主困境，这些研究经历和成果，铸就了我的政治信仰，坚定了学术自信，也为我后来关注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关注中国之治，解码中国成功的政治秘诀等提供了学术理论上的支撑。

　　民主假与真，关键看民心；民主好不好，民生最重要。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各国民主植根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成长于本国人民的社会实践探索和智慧创造。民主道路不同，民主形态各异，只有适合国情、符合民意、惠及民生、赢得民心的民主，才是好民主。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被外界誉为“21世纪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之治就是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奇迹”背后最显著的“政治密码”。

　　当前，我们正处于全球政治思潮变幻激荡、政治格局分化重组的新时代。对于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有理由为新中国7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自豪。同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应切实肩负起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责任，这也是一份责无旁贷的时代重托。

　　讲好中国之治的故事，中国政治学人应挺膺担当、当仁不让。我们要总结好中国发展的政治经验，通过提炼中国政治核心价值理念，构建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叙事。用融通中外、内外相通的中国叙事，展示中国道路、经验、价值及理念，讲明中国道路及其经验是历史的、发展的、包容的、开放的。

　　面对世界之变、历史之变、时代之变，作为新时代的政治学人，立足中国大地，纵览天下风云，理应在这个复杂多变的大形势下提供更多新知与灼见。今年1月，我刚刚出版了70多万字的新著《世界之变与中国之学》。这本书是我多年来聚焦世界之变与历史之变，回答中国之问与时代之问，阐明中国之理、构建中国之学的学术尝试和科研总结。

　　这些年，政治学界深入剖析“中国之治”背后的机理，基于中国经验形成了如党政统合、政治领导力、政治发展力、新民主观与全面政治发展、新质民主、政治生态与政治形象、政策质量与治理效能等一系列标识性概念，获得学界认可与积极响应，在国际传播和国际对话中彰显中国政治学的独特价值。

　　我呼吁广大政治学人紧跟时代步伐、呼应人民期待，持续推进知识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为此，中国政治学界应坚持自立自强，努力发挥自身优势，立足“中国之治”，研究“世界之变”，总结“中国之理”，构建“中国之学”，弘扬“中国之道”，发展“中国学派”，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扎实推动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光明日报》（2026年03月15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