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洪琦（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马年甫至，各种马主题布偶、装饰、文创等热热闹闹地登场亮相。继“哭哭马”爆火出圈之后，国家博物馆推出的“一匹黑马”系列文创、甘肃博物馆以镇馆之宝铜奔马为灵感开发的“马元素”毛绒玩偶、山东美术馆从齐白石《如此千里》画作中汲取灵感打造的软陶小马“马彪彪”等很快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年货”。苏绣马纹挂屏、朱仙镇木版年画（马年生肖款）等马年主题非遗产品也在预售阶段被抢购一空。

内蒙古博物院一家文创店内的马造型挂件。新华社发

　　在十二生肖中，马似乎得到了更多偏爱，一到马年，相关文创就会比其他年份更能引领消费热潮。这是因为，马无论是作为一种生物，还是作为一种意象，都常与美好相连。从不胜枚举的成语中可见一斑：跃马扬鞭、万马奔腾、马不停蹄、马到成功……由此可以窥见中国文化对马这种生灵的赞美之情。“垂缰救主”“跃马檀溪”“赤兔绝食”“老马识途”……这些历史故事则让马超越物种界限，成为象征忠诚、勇敢、智慧的文化符号。

　　通常认为，马，沉静、高贵、坚毅、忠诚，具备了人类推崇、向往的很多优秀品质。在中西方文化中，马都被称为“人类的挚友”“大自然的馈赠”。它是人类文明进程中最亲密的伙伴。征战沙场上，它是浴血的战友，与将士同生共死；颠簸道路上，它是坚忍的行者，驮负着希望与行囊；漫漫驿道上，它是忠诚的信使，维系着家国与远方的牵挂；田园阡陌上，它是勤恳的伙伴，耕耘着土地与岁月；历史长卷中，它是文明的见证，蹄声所至，便是文化交融的印记。

　　在古代社会，人们的出行、生产都离不开马。在人际往来、文明交流的进程中，马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它是古代最核心的战略资源与交通工具，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与经济活力。由于马的重要作用，以马为创作主题的文物遗存数不胜数。例如，秦始皇陵陪葬的大型铜车马，再现了秦王朝的威严气度；西汉名将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刻，尽显大汉开拓疆域的豪迈气魄；甘肃省武威东汉雷台墓出土的青铜器“铜奔马”，也就是广为人知的“马踏飞燕”，更凭借超凡飘逸的艺术构思，成为中国旅游的标志。

　　而在中国历史上，声名最显赫的战马题材文物当属“昭陵六骏”。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早年征战四方时所骑的六匹战马，特命工艺家阎立德和画家阎立本，以浮雕形式刻画它们驰骋疆场的雄姿，列置于昭陵前：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飒露紫。这六骏不仅是战功的象征，更是帝王与战马生死与共的情感见证。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马，莫过于汗血宝马。《史记》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归来说“西域多善马，马汗血”。这种传说中能日行千里、流汗如血的神驹，引得汉武帝心向往之，以至要通过战争获得良马。由此可见，马在古代，早已超越了牲畜的范畴，成为国家的重要财富，甚至是国运兴衰的重要象征——马强则国强，马弱则国弱。

　　马，同样深深镌刻在中西文明交融的历史长河里。白马负经东来，拉开了佛教在中国千年传承的序幕；张骞策马出使西域，穿越戈壁与山川，带回“丝绸之路”的新鲜气息；茶马古道上，一代代马帮接力，在崇山峻岭间走出了一条民间国际商贸通道。马，以其一往无前的姿态，彰显着泱泱大国的气度，也铸就了中国包容、开放、进取的文化品格。

　　正因为如此，马被赋予很多美好寓意。它是勇武与忠诚的代表，是阳刚与力量之化身。人们也乐于玩起关于马的谐音梗，“马上”有钱，“马上”有车，“马上”有房，“马上”有对象……人们用最直白、最接地气的方式，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许。这不仅是语言的趣味，更是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有趣的是，除了使用文字表达祝福，人们还巧用绘画创造“马上体”，例如，年画中把马、猴子、蜜蜂巧妙排列组合，利用谐音，用以表现“马上封侯”的吉语，寓意官运亨通；在马的上方，画上元宝，象征马上发财，等等。马因而又逐渐成为成功、富贵、好运的代名词，成为新春佳节最受欢迎的吉祥符号。而在现代语境中，马还被赋予了更多贴合当下、更年轻化、更具时代感的美好寓意，增加了温柔、治愈、陪伴、突破等新内涵。

　　如今，马早已不再是我们日常出行和生产的主要工具，汽车、高铁、飞机取代了它的位置。但是马被赋予的美好寓意、马所承载的文化精神却从未过时。

　　《光明日报》（2026年02月25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