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涛（重庆大学历史系教授）

　　学术界认为，“周秦之间”（或曰“周秦之交”“周秦之际”），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急烈变化，可谓“周秦之变”。

　　秦汉史研究专家王子今的《周秦之变：地理·人文·技术》（浙江人民出版社），是关于这个学术话题最新的研究著作。该书以“天地间一大变局”（清代历史学家赵翼语）为题，引出了关于周秦之间历史剧变的讨论。从副标题“地理·人文·技术”可看出，除了“大一统”这个周秦之变的核心命题，该书还关注地理格局与军事演变、文化演进、技术发明和生产等话题，极大拓展了“周秦之变”的探讨“疆域”，为相关领域学者提供了具有启发性与参照意义的思考维度与论述起点。

　　梳理“大一统”观念脉络与实践

　　在周秦社会大变革的历史语境下，“大一统”并非单纯的政治结果，而是贯穿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核心政治命题。以“大一统”为切入点，系统剖析周秦之际政治文明的演进逻辑，实现思想脉络梳理与实践进程分析的有机融合，是本书最为鲜明的特色。

　　书中指出，春秋战国诸侯割据、战乱频仍的时代特征，催生了对“天下定于一”的普遍追求。秦等诸侯国的“一天下”思想，是这一追求的延续，也为大一统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关键的思想基础，其历史积极性值得肯定。这是该书分析周秦之际政治文明转型的逻辑起点，亦是作者研究视角独特性的体现。继而该书梳理，出现于战国晚期的“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思想，到西汉时期发展成“不阿一人”“不私一姓”的主张，这是政治文化进步的重要体现。这一解析，可以加深读者对周秦之际政治文明演进的理解。

　　除分析上述“大一统”思想本身的历史演进之外，作者还注重考察“大一统”思想的实践进程。秦统一全国后，秦文化由关中平原扩展到长江流域，随后向“北河”也就是匈奴方向延伸，在“南海”设置郡县行政机构，并最终向“海”与“远方”拓展。由此可见，春秋战国以来出现的“一天下”思想，在秦代最终实现，而秦的统一又促进了“天下”意识的拓展。将周秦之际大一统政治理念的实践与秦统一进程结合起来考察，体现出了作者的学术思考能力。

　　勾勒“中国”地理格局形成过程

　　该书另外一个学术贡献，在于聚焦“周秦之变”中地理格局与区域形势的变迁，将空间演化与历史进程融合，勾勒“中国”的形成过程。

　　书中对周秦之际地理格局的观察，可谓宏阔：在西部，秦向南拓展到巴蜀，向北延伸至草原地带。在东方，齐国本就强大，拥有自己的文化，随着楚国的攻伐，南方楚文化逐渐向东拓展。在北方，燕国具有农业文明和畜牧文明交汇地的特殊地理位置。在南方，秦统一全国后，始皇始设“南海”等三郡，中原王朝控制的地理边界向南延伸。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南方”和“北方”都大大拓展，其地理格局持续影响着如今的中国。

　　在完成上述分析后，作者总结，周秦之际地理格局变化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内向”与“外延”并存，不同区域在自身不断强化管理的同时，也在外向拓展，共同形塑了中国。

　　在分析地理格局变化的同时，作者也充分重视周秦之际军事行动的历史影响。周秦之间是社会动荡、兵战频仍和烽火四起的时代，作者指出，“激烈的兵战，为这一时段涂染了血红的历史基色”。在喟叹之余，作者将这一时期归纳为“海内争于战功”，凸显军事活动与王朝兴亡的密切联系。例如，长平之战后，秦的大一统事业逐渐完成；项羽在新安坑杀秦降卒，则是秦走向崩溃、临近覆亡之时。以军事行动为线索解读历史变迁，是该书的又一特征。

　　综观“周秦之变”

　　在序言中，作者写道：“对于周秦之间重要历史‘变局’的考察、理解和说明，除了要注意政治形式、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变化之外，还要注意当时人们的天下意识、海洋意识也都有新的具有时代风格的特色，新的地理格局与区域形势体现出值得重视的历史特点。”敏锐注意到周秦之际的文化心理变化，并据典籍对其脉络进行梳理，是该书的又一学术创见。

　　该书通过对《山海经》中上古海洋知识的梳理，揭示了周秦之际的天下意识和海洋意识，涉及海神崇拜、海洋生态等多方面内容。作者认为，《山海经》所载的关于海洋的知识，深深地植根于古人跨海探索的实践与经验积淀，而并非全是想象的结果。对这一知识体系进行系统考辨，可为揭示周秦之际的社会文化整合与认知范式转型提供重要线索。

　　聚焦技术发明与生产进步，也是该书观察周秦之际历史变局的极具创新性的维度之一。作者认为，“周秦时代的文化演进与知识人的活跃表现，是空前绝后的，而技术进步与科学发明的成就，也是周秦时代变迁的历史亮点。”在书中，作者分析，秦人具有重视实用技术的传统，在机械发明方面表现出了技术优势。而将东周机械技术史与政治史、军事史结合起来考察，可验证技术发展与时代变革有着深层联系。在后记中，作者还表达了希望相关领域研究者从“技术发明史和生产力进步史”视角探究战国和秦汉历史文化的愿望。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论及秦从商鞅到秦始皇时代文化理念的变化，并非一味肯定。秦人追求实用主义，重视能够直接转化为“技术”的“知识”，而忽视宏观知识的探索，这对秦文化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武断地否定理论性、思辨性的学说，不利于长久的文化建设和教育进步。笔者以为，这是最能体现该书学术思想的观点之一。

　　虽则有许多优点，但该书也并非全然没有可增益之处。

　　首先，作者注意到了，以往对于生产力水平以及技术改进、科学发明的研究似显薄弱，特别是对这些进步于文明发展和社会总体面貌更新的意义，分析不足。专设章节探讨周秦之际的技术变迁，是该书的进步。然而，除了书中论及的军事、农业和交通技术之外，手工业、建筑、水利工程、医疗、天文测量等技术，乃至巫术、方术，似乎都可以纳入讨论范围。

　　其次，该书分章节论述了周秦之际的“知识”与“技术”，对二者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似可进一步论证。“百家争鸣”的现象表明，周秦之际，各方面知识的拓展启发了技术的进步，而技术进步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学认知的拓展，二者并非毫无联系。

　　再次，作者已经注意到了战争等社会需求对知识和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例如军事活动对大规模运输的需求引发了路桥以及舟车技术的进步，军事装备升级的需求促进了冶炼技术的进步。遗憾的是，许多问题在书中未详细展开。人类社会的需求如何引发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又如何促进人类社会发展，是学界值得探讨的历史哲学问题。

　　最后，一些细节的探索似可以继续推进。例如，该书曾论及，秦人在“水通粮”方面具有技术优势。秦人对水运的认识，与秦早期在巴蜀地区进行的实践有密切关系。长江及其支流构成的密集水网，是四川盆地显著的地理特征之一。秦占领巴蜀后，曾利用水道转运粮食。另外，巴蜀的水运可以连通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可以由长江溯湘江而上，经灵渠入漓江抵达珠江流域，巴蜀在秦统一过程中的支点作用，可进一步讨论。秦统一之后，对南方的管理和统治，应当也与水运有联系。秦人的水运实践，仍可进一步论证。

　　总体来看，本书讨论“周秦之变”，除了传统的大一统理念与实践之外，还将区域地理格局的演变、军事与王朝兴亡、文化演进和知识人的活跃表现、技术发明和生产进步等纳入讨论范畴，具有开拓意义。其中许多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后续相关领域的研究留下了探索空间与发展维度。

　　《光明日报》（2026年02月07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