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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培忠(广东省作协原党组书记、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郑成功是杰出的民族英雄,也是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杰出代表。他自小接受严格的儒家文化教育,漳泉名师曾其五作为郑成功的塾师,给郑成功讲授四书五经,教他格物致知,兼及武备和兵法。此后,郑成功又到南京国子监修习多年,完成了儒家人格的自我锻造。
一
位于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石井镇的郑氏宗祠,是中国大陆最早祭祀郑成功的祠堂。祠堂中有一副“列爵王公侯伯子,传家忠孝节义廉”的楹联,诉说着郑氏家族悠久的历史和忠义家风,也是石井郑氏第十二代传人郑成功的生命底色。
1630年十月,7岁的郑成功回到了故乡泉州。在叔父郑芝燕、郑芝鹗的引导下,郑成功先到父亲的祖居地石井给祖祠上香,祭拜列祖列宗,再乘船到安平郑府拜见父亲郑芝龙以及一众长辈。
郑芝龙见郑成功仪容丰整,英气逼人,心里喜不自胜。众人刚到孝思厅坐定,忽有人来报:芝凤叔叔高中武举人!武举是武官通往仕途的进身之阶。这可是双喜临门,家族兴旺发达的吉兆。郑芝龙特地把芝凤改名鸿逵,鼓励其继续精进,建功立业。
郑芝龙是草莽出身,他格外渴望儿子通过科举仕进的正途考取功名,替朝廷做事,或在地方当官,或在乡里扬眉吐气,为家族光耀门庭。
格物致知首重慎择良师。郑芝龙遍访漳泉名师,对晋江苏厝村的硕学俊彦曾其五仰慕已久。曾其五19岁即受聘于安平富户为家庭塾师,经过近20年的积累磨炼、涵泳修为,学问日深,道行日高。郑芝龙育子情炽、爱才心切,亲自备办四式厚礼,专门到曾其五府上拜访,重金聘请他为郑府西席,训导督教郑成功。
曾其五感动于郑芝龙的诚心诚意,更因感觉郑成功是可造之才,欣然接受郑芝龙的礼聘,正式成为郑成功的塾师。郑成功幼名福松,与曾其五字福祥谐音相近,天地君亲师,为尊者避讳,既是师者的尊严,也是弟子的本分。为此,郑芝龙敦请曾其五替郑成功另起名字。曾其五以郑成功颖绝秀出,天才特达,依福松原意,遂取名森。依安平大户人家少爷的叫法,一般人唤作森舍,曾其五则称他郑森。
曾其五根据郑成功的状况,制定周密的教育方案:先图后史,先易后难;文武兼修,学用并重。曾其五从《说文解字》开始,以汉字六书造字法,特别是象形字的形体结构入手,比如日月、鸟兽、虫鱼等,通过图与实物,激发郑成功对中华文化的浓厚兴趣,引导他潜心书艺。曾其五还以故事的形式串讲中国的历史,培养郑成功的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比如屈原、田横、岳飞、文天祥等英雄志士的故事,这些动人的故事在郑成功幼小的心灵里刻下深深的印记。曾其五深谙“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的教学艺术,当郑成功对人物的命运欲罢不能时,他就趁热打铁让郑成功背诵这些仁人志士的诗篇,包括屈原的《天问》《九歌》,岳飞的《五岳祠盟记》《满江红》,文天祥的《过零丁洋》《正气歌》等。虽然少年郑成功囫囵吞枣,甚至有些不知所云,但爱国情怀已沦肌浃髓,深入肺腑。到9岁时,郑成功已读完四书五经,能背诵《道德经》,并对五经之首《易经》有所心得。10岁时,郑成功已能脱口而出对对子,并写一手典雅的八股文。
光说不练假把式,学以致用才是真本事。为了检验郑成功苦读经年的学习成果,一次,曾其五、郑成功师徒两人在致远园里散步,转过一座峭拔的假山,踏上一条花木扶疏的小径,曾其五忽然以“洒扫、进退”为题,命郑成功即时应对。郑成功沉吟片刻,即朗声对出:“汤武之征诛,一洒扫也;尧舜之揖让,一进退也。”曾其五微微颔首,郑成功算是过了关。崇祯八年(1635年)的一个秋日,郑成功随曾其五到紫云庵郊游,只见庵堂庄严,游人如织,曾其五吩咐郑成功以紫云为题作对。郑成功才思敏捷,随即对道:“紫极焕璇玑,笙歌锦绣观音阁;云轮开宝相,日月照耀莲花台。”此对以庵名冠首,诗意从唐朝诗人白居易的“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的名句化出,用典含蓄,用语豪壮,用意新奇。曾其五表面不动声色,内心深为赞叹。
国家多难,武备尤不可忽视。曾其五还引导郑成功精读《孙子》(《孙子兵法》)、《吴子》(《吴起兵法》)、《春秋》。自黄帝涿鹿之役,而天下始开兵;而自古谈兵,必从孙子始。临饥索耕,临衣索织,临渴掘井,兵书的阅读与思索,使郑成功打通了学问的筋脉,开启了智慧的闸门。因此,除了曾其五指定的经典外,他如饥似渴地研读历朝历代的兵学名著,包括北宋曾公亮、丁度编的《武经总要》,以及嘉靖年间浙江总督胡宗宪编的《筹海图编》等。郑成功对当朝前辈、英年早逝的茅元仪的《武备志》推崇备至,潜心研读。茅元仪是浙江湖州人,该书系其四方搜讨传借,汇集兵家、术数之书2000多种、参阅秘图写本超万卷,积15年之功而撰成。全书由兵诀评、战略考、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5大部分组成,其中《兵诀评》十八卷,选录了《孙子》《吴子》《三略》《六韬》《尉缭子》等,茅元仪对《孙子》最为推重,认为先秦兵家六家,其他五家只不过为孙子作注疏而已。郑成功将《孙子》与《武备志》参照精研,常常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
有一次,曾其五偕郑鸿逵又到西畴看望郑成功读书。没想到,书房里静悄悄的,原来郑成功从书斋的西南侧门出去,到附近的安平桥散步、看风景了。曾其五与郑鸿逵相视而笑,只见宽大的书桌上摊开一册《武备志》,旁边还堆着一大摞,这使郑鸿逵大为惊讶。这部书坊间刚印出,他这个武举人也才拿到,没想到就已摆上侄子的案头。他拿起来仔细一看,发现在茅元仪自序中的“朝野之间,莫或知兵”句子下,被划上粗粗的两道线,旁边空白处是郑成功写的两句话:“挥尘谈兵,效古之英豪;究心天下,封侯非所愿。”墨迹淋漓间,透露出一种别样的怀抱。
郑鸿逵看后深深赞叹:“这孩子真是我们郑家的千里驹啊!”
临别时,郑鸿逵嘱咐曾其五增加郑成功武术课的分量,还购买马匹,添置武器,派手下为武术助教,特聘朴里青狮白眉狮队教头为专门教练,他本人也定期亲临指导。在星塔北隅打狼埔,郑成功练就了骑马驰射的本领;在寨埔,郑成功练习持盾挥刀刣狮破马,刀盾并用,克敌制胜;在萃福境妈宫边水操场,郑成功学会了潜行、浮游、立泳、俯冲以及水底寻物、水上露脐等游泳技术。一个秋日午前,郑成功陪郑鸿逵到船上巡视,鸿逵在前登跳板而上,郑成功在后,不登跳板,在岸上腾跃而起,稳立船舷,博得水兵鼓掌叫好。
8年苦读,文武兼修。在水兵的掌声中,郑鸿逵欣喜地看着已非同凡响并必将走向远方的郑成功。
二
1638年,郑成功15岁,他先是考取了南安县的生员,在20名被录取的生员中成绩名列前茅。一天,一位老先生看到英气勃发的郑成功后,对郑芝龙说:“你这个儿子,将来必定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物,应该到大地方去广见识、长本事。”这番话说到郑芝龙的心坎上,也正中郑成功的下怀。随后,郑成功离开了安平,拜别了朝夕相处的老师曾其五,来到了南京,进入南京国子监读书。
南京国子监的学制4年,生徒称为监生。按规定,凡仅通四书、未通五经的,都被编入“初级班”,即正义堂、崇志堂、广业堂。郑成功虽然四书五经已烂熟于心,但仍然选择入读正义堂,他想将学问做得更扎实一些,制艺之途走得更顺畅一些。按照朝廷规定,各地生员举子,须入国学始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各省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必须是府、州、县儒学出身,否则没有资格参加科举。留都南京的乡试全国规模最大,为各省之冠。因此,南京国子监(南雍)聚集着东南各省准备参加乡试的举子,可谓藏龙卧虎,极一时之盛。郑成功既背负着父亲的期望,又蕴蓄着个人的雄心。
监生每天的功课是听讲、背书、写字。课程包括儒家经典和时政文献,具体来说,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基础课程,以《易经》《诗经》《尚书》《春秋》《礼记》为专业课程,以《御制大诰》《大明律》和刘向《说苑》等为时政文献;此外,还要兼学书法。课程以专业经典为重点,每位生员除学好所有课程外,对五经还要依据个人的特长和爱好,选择专攻一经,这是“制艺”的需要。所谓“制艺”,就是应试的本事,也即博取功名,步入仕途。晚明文人结社之始的应社,其成立的初衷,就是以研究五经为宗旨,社中文人各攻一经,暗中较劲,各擅胜场。张溥、朱隗主攻《易经》,杨彝、顾梦麟主攻《诗经》,周铨、周钟主攻《春秋》,张采、王启荣主攻《礼记》,杨廷枢、钱旃主攻《尚书》。除了常规课程,郑成功选择专攻的经典是《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就是这部《春秋》,郑成功一生不离左右,奉为至爱。他后来在给父亲的书信中写道:“儿初识字,辄佩《春秋》之义。”在安平读书时,郑成功曾师从父辈世交、本地乡贤苏琰研读《春秋》。苏琰是万历年间进士,曾巡抚贵州,后因病退归故里安平,杜门谢客,潜心研究《春秋》,著有《春秋传语编注》,曾为郑成功四叔父郑鸿逵的诗集《及春堂集》作序,郑成功就是在郑鸿逵的引荐下随苏琰研习《春秋》的。
如今读书留都,求友金陵,郑成功的眼界自是比别人高出一筹。但经师易遇,人师难求。国子监教职包括祭酒、司业及监丞、博士、助教、学正等,最高职位就是祭酒。国子监隶属礼部,于是,曾任礼部侍郎的江南文章泰斗、诗坛盟主兼“东林魁首”的钱谦益是南京国子监祭酒的不二人选,虽然他很少到国子监视事,但他在士林与学界如日中天的影响力,却使国子监的监生们如雷贯耳,高山仰止。
郑成功决计拜钱谦益为师,向其问《春秋》之学。
《春秋》之学,也是钱谦益的家传学问。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自号牧斋老人。于万历十年(1582年)出生于苏州府常熟县的一个学问世家。其祖父钱顺“会试举《春秋》第一”,倜傥有大志,不屑为章句小儒;父亲钱世扬能谙记五经,世授胡氏《春秋》。如此厚重的家学渊源,造就了钱谦益的学问根基,他一路过关斩将,连科皆捷,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及第,高中一甲第三名,即俗称的探花。他科举之路十分顺畅,从政之路却非常曲折,一生遭受多次重大挫折。在内阁首辅温体仁和周延儒的联手阻击下,钱谦益在礼部右侍郎的位置上被“革职听勘”,罢官回乡闲居数年。但温体仁颇忌讳钱谦益领袖山林的才名,意欲对他赶尽杀绝,遂指使张汉儒诬告钱谦益不守本分、强霸乡里等58条罪状,把他和他的门生瞿式耜逮捕入狱,在友人的斡旋下,钱谦益第二年才被释放。
这年秋天,正是桂花飘香、秋高气爽的时节,郑成功带着安溪出产的好茶、日本铸造的银器、台湾捕获的鹿肉以及东印度群岛贩运的香料等一应礼品,来到钱谦益府上拜师。
钱谦益看到郑成功的礼品琳琅满目,特别是安溪的好茶,乃是他一生的嗜好,心里已有几分欣悦。接谈之下,钱谦益深觉郑成功基础扎实,见识不同凡响,加上郑芝龙的这层关系,情感上早认可了这个学生。武将家庭出身的郑成功,无意中聊到茅元仪的《武备志》,并朗声诵读出一首诗:“东便门开匹马东,横穿奴虏护元戎。凭君莫话修文事,掣电拿云从此翁。”钱谦益素以诗文自傲,却很少人洞悉他以知兵自居,没想到这个新收的学生一下子挠到他的痒处,顿时对郑成功另眼相看,忙命佣人给郑成功看座上茶。
郑成功当然明白钱谦益的态度何以发生如此微妙的变化,他刚才诵读的那首诗,就是钱谦益挽茅止生(茅元仪字止生)词十首中的第一首。他知道老师的心曲,因此将自己的志趣向老师和盘托出:“而其大志之所存者,则在乎筹进取,论匡复,画地聚米,决策制胜。”而这些话正是钱谦益写在《茅元仪传》里的句子。师徒两人相视会心。缘分就是这么神奇,这一对特殊的师徒相遇了。
钱谦益器重这个刚收下的弟子,遂根据他名字福松、森的意涵,给郑成功取“大木”为号,典出《孟子·梁惠王》:“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既表达了钱谦益对郑成功的喜爱之情,更寄托了他对郑成功成为国家栋梁之材的期望。
郑成功入读南京国子监,固然为读书、求交友,但主要还是志在科举。郑成功对待学习,有很强的计划性和纪律性,规定的东西没有完成,他绝不会轻易放过。向老师钱谦益问学,郑成功也不仅仅局限在《春秋》一门,而是着眼于实用之学,从时文的写作开始。
钱谦益认为,写诗作文,不仅要有真情,还要有学养,否则就言之无物,不能动人。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兼收并蓄,转益多师。写作时文也是一样的道理。同时时文又分举子时文、才子时文、理学时文,而且这些时文有真有假,很难辨别。
郑成功不解地问道:“如何做到独具只眼,辨别真伪?”
钱谦益旁征博引,条分缕析:举子时文就是“本经术、通训故,析理必程朱,遣词必欧苏,规矩绳尺,不失尺寸。开辟起伏,浑然天成”;才子时文就是“心地空明,才调富有,风樯阵马,一息千里,不知其所至,而能者顾诎焉”;理学时文就是“称心信理,现量发挥,可以使人开拓心胸,发明眼目”。他还举出这三者的伪体,与郑成功一起分析,使郑成功豁然开朗,明白时文的写作要植根六经、展开想象、醒人眼目。郑成功还触类旁通,提出举子时文还要击中时弊、提出对策、切实可行。
对于郑成功一点即通,颖悟特达,钱谦益十分快慰,更是倾其所有,严加督教。郑成功的进步遂不可以道里计。
三
中国有着诗教的传统,读书人不能不懂诗,更不能不写诗。钱谦益以文坛盟主自许,不独擅长作文,尤精于赋诗,对郑成功吟诗作赋,自是言传身教。
郑成功天赋颇高,但毕竟年轻,有些急于求成,遂问钱谦益道:“写诗可有妙法?”
钱谦益之诗,有人评其可以传百世,但也有所本。钱谦益终生以杜甫、韩愈为师,特别是以杜甫的诗作为范本,以徐孝穆的文章为材料,灵活运用,融会贯通,臻于化境。他借黄庭坚“夺胎换骨”之说而引申道:“所谓换骨法,就是不易其意,而造其语;所谓夺胎法,就是窥入其意,而形容之。然工诗又不能拘泥于此两法,诗欲求进,必自能变始,不变则不能进。”
郑成功心领神会,跃跃欲试。这年三月,他与钱谦益的儿子钱孙爱同游剑门,归来后赋诗《春三月至虞谒牧斋师同孙爱世兄游剑门》。10天后,郑成功又同钱孙爱同游桃源涧,得五言长诗《越旬日复同孙爱世兄游桃源涧》,全诗如下:
闲来涉林趣,信步渡古原。
松柏夹道茂,绿叶方繁繁。
入林深几许,瞻盼无尘喧。
清气荡胸臆,心旷山无言。
行行过草庐,瞻仰古人园。
直上除荆棘,攀援上桃源。
桃源何秀突,风清庶草蕃。
仰见浮云驰,俯视危石蹲。
拭石寻旧游,隐隐古迹存。
值问何朝题,宋元遑须论。
长啸激流泉,层烟断屐痕。
遐迩欣一览,锦绣罗江村。
黄鸟飞以鸣,天净树温温。
远色夕以丽,落日艳危墩。
顾盼何所之,洒然灭尘根。
归来忘所历,明月上柴门。
孟夏草木长,林泉多淑气。
芳草欣道侧,百卉皆郁蔚。
乘兴快登临,好风袭我襟。
濯足清流下,晴山绿转深。
不见樵父过,但闻牧童吟。
寺远忽闻钟,杳然入林际。
声荡白云飞,谁能窥真谛?
真谛不能窥,好景聊相娱。
相娱能几何?景逝曾斯须。
胡不自结束,入洛索名姝。
郑成功将新作誊写工整,呈送钱谦益批阅。
五言古风,源自《诗经》,到汉代达到高峰,其后虽繁花缤纷,却易为难工,一般作品很难入钱谦益的法眼。但郑成功英姿壮志,出手不凡,清词丽句,歌咏河山。向来心高气傲的钱谦益一阅满心欢喜,再阅赞叹不已,遂情不自禁地挥笔写下评语:“声调清越,不染俗氛,少年得此,诚天才也!”
钱谦益又把郑成功的诗推荐给他的老门生瞿式耜,瞿式耜读后也给予极高评价:“桃源上首,曲折写来,如入画图;一结尤清绝。次首瞻瞩极高,他日必为伟器,可为吾师得人庆。”
除向钱谦益问学,郑成功还计划向徐孚远学诗。明末朝廷党争激烈,士人思想活跃,“时寇祸亟,颇求健儿侠客,联络部署,欲为勤王之备”,各种社团应运而生。徐孚远与夏允彝、周立勋、彭宾、陈子龙、杜麟征等6人在松江成立几社。几社的“几”,是刚开始之动,几者,绝学有再兴之几,而得知几其神之义也。所谓几社,就是为了绝学的再兴、由机敏行动君子们汇集的社团。其后,应社、读书社等纷纷成立。在此基础上成立的复社,在尊经复古、激浊扬清、鼓舞斗志等方面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正是在这股大潮的激荡下,郑成功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复社健将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指出:“数十年来,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义之盛,度越前代,犹是东林之流风余韵也。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作为受“一堂师友”影响的一员,郑成功在剧变的时代前夜,感受着精神的裂变。
就这样,在儒家文化长期熏陶下,青少年时期的郑成功完成了人格的自我锻造,其核心便是忠诚爱国。“忠、孝、节、义”的理念贯穿他的一生,哪怕面对重重困难与挫折,也从未动摇过信念。
1662年2月1日,郑成功在安平镇接受投降书,成功收复了被荷兰殖民者侵占长达38年的宝岛台湾。此后,郑成功在台湾带领数万军民屯田垦荒。他不仅带去了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还兴建孔庙,推广儒学,让儒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发扬光大。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30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