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观察】

　　作者：王婉赢 （宁波大学中东欧经贸合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马晓霖（宁波大学中东欧经贸合作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包玉刚讲席教授）

　　在瑞士达沃斯，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将他对欧洲的傲慢与偏见展示得淋漓尽致。

　　谈到法国，他嘲讽马克龙“在总统位置上干不长了”；谈到欧洲，他称欧洲“没有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一些地方如今“面目全非”；谈到北约，他抱怨“钱都流向了那些不领情的人，他们不感激我们的付出”；谈到格陵兰，他指责丹麦“忘恩负义”。

　　再次上任以来，特朗普对欧洲国家和主流政党动辄冷嘲热讽的“底气”，一定程度上来自欧洲极右翼政党对他的支持和依赖。但近期，欧洲极右翼“集体反水”，与特朗普明显拉开了距离。

　　脆弱的“意识形态共鸣”

　　新年以来，考验着欧洲价值观的是两个热点，一是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二是美国试图获取格陵兰岛。很显然，欧洲国家领导人在这两个问题上多少有点双标，对前者温和批评，对后者则愤怒示强。

　　在这两个问题上意见一致的，反而是欧洲极右翼阵营。

　　针对美国军事打击委内瑞拉，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近期指责美国所作所为违反国际法；法国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更是抨击美国“帝国野心的死灰复燃”，称这意味着世界将重回“强者凌驾于国际法规则之上”的时代；斯洛伐克民调排名第三的极右翼政党“共和国运动”领导人乌日里克谴责美国“绑架另一个国家的总统”，违反国际法……

　　特朗普政府近期的一系列操作，不仅在传统欧洲盟友中触发强烈的不满和失望，更“惊吓”了长期在意识形态上与其遥相呼应的欧洲极右翼政党。过去几年，这些极右翼政党在反移民、反建制、强调国家主权等议题上，常被外界视为特朗普在欧洲的天然盟友。然而，当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名，强势挑战盟友主权和国际法边界时，欧洲极右翼却并未如预期般顺势站队，反而在言辞与立场上呈现出明显的犹疑，摆出与特朗普分道扬镳的架势。

　　从现实层面看，格陵兰岛问题已迅速从双边议题升级为跨大西洋政治焦点。美国方面在公开场合反复强调获取格陵兰岛的战略价值，这在欧洲被广泛解读为，主权与盟友关系正在被重新纳入一种单边战略计算之中。美国的强横姿态在欧洲引发了广泛反弹，欧盟机构和多国政府重申对国际法、主权与既有安排的尊重，强调任何涉及领土和主权的改变都不应以胁迫方式推进。

　　欧洲极右翼从“疑欧”到“疑美”

　　欧洲极右阵营的“变化”并非偶然，更不是简单的态度转向，深层的原因是极右翼政党结构性的政治困境。

　　在当前国际政治背景下，欧洲极右翼的处境尤为尴尬。以德国选择党为例，该党长期以“主权至上”“反对外部干预”为核心政治叙事之一，用以反对欧盟权力扩张和跨国治理的结构。然而，当特朗普政府以同样的“国家利益”逻辑，对欧洲主权施压时，这套叙事开始出现内在冲突。原本用于反对“布鲁塞尔官僚主义”的主权话语，如今却被迫用来防范来自盟友美国的强势介入。该党主席魏德尔近日的“反美”表态，并非出于意识形态左转，而是源于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如果主权可以被更强大的盟友以战略需要为由轻易凌驾，那么极右翼长期强调的“反干预”立场便失去了政治一致性。

　　德国选择党另一位领导人克鲁帕拉在同一语境下，一方面斥责特朗普“西部牛仔式的粗暴手段”；另一方面又试图为其行动目的作出解释，强调其出发点在于维护美国利益。批评美国手段的同时又表示理解美国目的，恰恰反映出欧洲极右翼在现实政治中遭遇的两难：否定特朗普的做法，则意味着承认任何一国都不能不受约束地推进国家利益诉求；而完全接受这种做法，又将默认主权在强权面前便不再是第一位的，直接侵蚀自身赖以动员选民的叙事。

　　类似的困境并不限于德国。在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同样在移民与治安议题上与特朗普立场接近，却在对外政策上保持明显距离。该党领导人巴尔代拉不仅将美国在委内瑞拉的粗暴行为形容为“帝国野心”，而且直言威胁格陵兰岛主权是对欧洲国家的直接挑衅。这一立场使其在客观上与法国政府形成罕见的重合，也进一步压缩了其作为“反建制力量”的政治区分度。

　　德法极右翼领导人在主权问题上与特朗普割席，这些声音共同构成一个信号：即便在欧洲政治光谱的右翼一侧，对国际法和主权底线的承认依然是不可回避的现实约束。

　　欧洲社会的民意指向

　　推动欧洲极右翼立场转向的，不完全是美欧政治理念层面的冲突，还直接来自欧洲社会的民意压力。多项民调显示，欧洲公众对特朗普外交风格的评价持续走低。以德国为例，近期调查中，对特朗普执政表现持正面评价的受访者仅占一成出头，认为美国仍是“可信伙伴”的比例也降至约15%的低位。在这种舆论环境下，任何在重大外交议题上与特朗普高度捆绑且保持一致的政治力量，都面临被选民视为替外部强权“背书”的风险。对于长期以“代表人民对抗精英”为政治标签的极右翼政党而言，这种指控尤为致命。

　　与传统建制政党不同，极右翼力量往往号称将政治合法性建立在直接回应民意之上。当其在对外政策上显得与公众情绪脱节时，所付出的政治代价反而更高。这也是为什么欧洲极右翼在面对特朗普激进的对外政策时，无法简单将其“让美国更伟大”或“美国利益优先”复制为欧洲版或某国标签的“国家利益优先”叙事，而不得不在批评与认同之间反复权衡。

　　更深层的变化，还体现在极右翼跨国联系的性质上。过去几年，欧洲极右翼与美国部分政治力量之间的互动，常被描述为一种基于共同价值的国际呼应和同频共振。然而，委内瑞拉和格陵兰岛事件使这种跨国关系和价值认同的工具性特征越发清晰。特朗普政府并未在对外军事和威慑行动中体现对盟友主权或右翼叙事的尊重，而是将相关国家和政治力量纳入自身战略计算之中。当所谓的“理念盟友”在关键议题上发现自身立场被忽视甚至被牺牲时，这种惺惺相惜的跨国联系便迅速从加分资源转化为失分负担。

　　欧洲极右翼集体性的进退失据，是其政治逻辑在现实的国际环境中遭遇反噬的必然结果。这些政党既无法完全否定特朗普驱动的“国家利益优先”叙事，又难以接受这一叙事在实践中对本国主权和国际法的冲击。这种矛盾也揭示了一条残酷的政治规律：民粹主义在跨国层面并不可通约，一国的“优先”必然意味着对他国“优先”的挤压。在强权政治回潮背景下，以主权为核心却缺乏约束机制的政治话语的脆弱性可见一斑。

　　欧洲极右翼在美欧政治纷争中所显现的犹疑与变化，提示了一个现实：即便在竞争加剧、秩序承压的时代，国际法和主权原则依然构成国际政治中不可或缺的约束框架。一旦这一框架被系统性地削弱，其代价往往超出任何单一国家或政治阵营的预期。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24日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