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学术笔谈】

　　本期主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报党刊的舆论宣传与社会动员

编者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报党刊在党的领导下开辟宣传阵地，在不同历史阶段聚焦不同使命任务，成为开展革命动员的舆论工具与凝聚力量的思想旗帜，为取得革命胜利作出了历史贡献。基于这一视角，本刊特邀三位学者围绕“全民族抗战时期《晋察冀日报》的妇女文化动员”“从标语口号看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动员”“延安时期党报党刊对劳动光荣观念的塑造”展开研讨，以期加深对中共党报党刊史、党的宣传工作历史的认识，并推动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化发展。

全民族抗战时期《晋察冀日报》的妇女文化动员

作者：田建平（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广大妇女是全民族抗战事业的重要力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多种形式投身抗战，为根据地建设和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晋察冀日报》作为边区政府的机关报，在全民族抗战时期充分发挥党的喉舌及舆论工具作用，发表了900多篇妇女报道，全面报道了根据地妇女工作，为推动根据地妇女解放、动员根据地妇女群众积极投身抗战事业发挥了重要引领与动员作用。

　　动员：妇女解放的思想启蒙

　　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妇女在抗战中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力量，非常重视妇女群体的动员和组织。1939年7月，毛泽东明确指出：“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妇女解放》，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4页）由于受到封建礼教禁锢以及小农经济根深蒂固的影响，根据地农村妇女局限于家庭之中，文盲占绝大多数，公共事业参与度很低。因此，动员广大晋察冀边区妇女参与抗战，首先就必须对妇女加强文化教育。

　　1939年，《中共中央妇委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就“妇女大众的教育问题”做出明确部署：要动员妇女抗战，要达到妇女解放，必须提高她们的文化水准、政治觉悟和培养她们的工作能力（《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页）。为响应党的号召，《晋察冀日报》通过社论、消息、通讯、评论、摄影以及副刊等形式，记录、报道根据地妇女工作，从简单的识字扫盲及知识普及起步，进而深入到唤醒妇女的民族意识、家国情怀，促使她们认识到自身解放与抗战救国、民族解放的密切关系，引导并鼓动妇女积极、自觉地投身于为抗战服务的队伍。

　　1940年7月22日，《抗敌报》（1940年11月更名为《晋察冀日报》）发表社论《边区妇救会四次代表大会的成功》，指出妇运工作“在不断的反扫荡与反投降的斗争中巩固起来了，提高了广大妇女的文化政治水平，启发了广大妇女参战参政，尤其是参加生产的高度热忱”。1943年3月2日，《晋察冀日报》转发毛泽东亲自审改的中央妇委会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指出：战争、生产、教育是根据地当前的三大要务，动员广大农村妇女积极参加生产，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1943年3月7日，《晋察冀日报》发表社论《边区妇女工作的新认识》，指出：“当前妇女工作的中心问题是妇女解放必须服从民族解放，妇女本身利益的斗争，必须与民族抗日斗争配合、统一起来。”这些报道、文章对动员妇女抗战、推动妇女解放发挥了重要舆论动员作用。

　　识字：知识普及的基础环节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遵照《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必须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的精神，通过了《文化教育决议案》。该决议案规定了边区文化教育的工作方针和任务，提出：“扩大民众教育，建立工、农、妇女等各种补习学校、识字班、夜校等，创立图书馆、书报社、讲演所，组织宣讲团、剧社、俱乐部到广大乡村进行宣传。”（《晋察冀边区大事记述》上册，河北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72页）1938年12月29日，《抗敌报》发表社论指出，必须加强抗战文化工作，“大踏步走进广大底群众中去，面对广大底群众，开展通俗的文化运动”。

　　《晋察冀日报》发表《冬学与妇女》《论边区的文化运动》《论晋察冀边区的文化教育运动》《阜平妇女的文化生活》等报道，对边区妇女文化教育工作进行宣传报道。内容涵盖教育政策、各类学校、师资与学习时间安排、学习方式方法、学习内容、教材编写、文字规范，以及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等。其中，识字班是最基本、最普遍的学习方式，包括民校、冬学、夜校、午校、扫盲班等。1942年10月10日，《晋察冀日报》发表《阜平妇女的文化生活》，报道在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1940年阜平创立了100多所民校，空前地提高了妇女落后的文化水平，特别是青年妇女得到了很大的启发，“那些忍着饥饿，甚而挨着顽固父母们打击涌入民校的姑娘媳妇们是很多的”。妇女们挤出时间学习，逐渐扫除了文盲，有不少妇女锻炼得能记账和写信了。可见民校对妇女文化生活的促进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是起了相当作用的。其中识字最多的是青年妇女，她们学习热情高涨，“宁愿把自己劳动换来的几毛钱去买书，在夏天宁愿牺牲午睡去上学”（王巍：《阜平妇女的文化生活》）。1944年10月25日发表《边抗妇女部指示冬季工作组织广大妇女开展副业——改造家庭加强妇女文化教育》，明确要求“今年的冬学运动必须很好开展，必须把生产与学习结合起来，特别是青妇，加强妇女文化教育，要求每个青妇要认到二百至三百个字。每一个青妇要做出具体计划”。经过认真学习，许多妇女每天能掌握两个字，几个月后便能识字三百至五百个，能够开具路条、阅读便条；一两年后，能够阅读一般的书籍和报刊。妇女也积极参加学校教育，学习内容包括党的理论与政策、参政议政、抗战救国、妇女解放、生产生活常识等。根据地妇女通过识字教育、知识普及，迅速成长为边区各项工作的重要力量，不少识字班学员当选为各级干部。

　　冬学：农闲时间的集体学习

　　冬学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的一项教育广大农村群众的群众运动。利用冬季农闲时间，由政府组织农民参加识字、政治教育、技术培训等形式的学习班，以提升广大农民的文化水平、政治觉悟和社会组织能力。晋察冀根据地广泛开展群众性冬学运动，动员妇女积极投身边区建设及抗战事业。《晋察冀日报》大力予以宣传报道，出色地完成了冬学运动中的妇女教育与动员任务。

　　1938年至1939年是根据地冬学运动初创阶段。该报副刊发表了民谣《上冬学》等文章。1938年，社论《开展冬学运动》提出：“在抗战过程中，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对千百万缺乏文化政治生活的广大群众进行广泛深入的教育，以提高他们文化的政治的水平，是今天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完成建国事业中所不可忽视的主要任务之一。”

　　1939年至1941年冬学运动不断发展壮大，该报每年发表10多篇关于冬学运动的报道。1939年社论《开展冬学运动提高抗战力量》号召：“组织广大的边区男女同胞到抗战的教育战线上，把冬学运动造成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也就成为当前紧急的中心工作之一。”该报《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党委关于边区冬学运动总结摘要》（1940年5月16日）一文指出，1939年至1940年，晋察冀边区冬学运动获得“伟大的成绩”，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自觉性和创造性。学习方式机动灵活，如根据地采取集体学习，游击区采取分散的、个别的、小规模的集体学习。创造了各种冬学制度，包括家庭传习制、小先生及识字先锋员制，建立学习站与巡视制的配合制度，集体上课、分散居住、伪装冬学、轮回上课（游击区）相结合，举行冬学晚会、娱乐晚会、冬学大会，建立工作队、突击队、演讲队，创办冬学报纸。在冬学运动基础上开展了边区人民丰富的文化教育，如午后半日学校、夜学、子弟班、歌咏队、救亡室等。1942年至1943年，在日军对根据地发动残酷“大扫荡”的艰难环境中，《晋察冀日报》仍发表冬学报道15篇，其中包括妇女典型报道《戎冠秀冬学》《阜平白发老太太拄着拐棍上冬学》《妇女齐瑞亭当了读报小组长》等。

　　以《晋察冀日报》为代表的晋察冀根据地妇女文化动员工作，将广大妇女群众从封建制度、礼教束缚及小农经济禁锢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初步树立起妇女独立自主的现代意识。通过文化教育，根据地妇女具备了一定的文化水平，树立了家国意识及民族意识，理解了党的路线与政策，从而为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建设、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标语口号看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动员

——以《工人之路》为例

作者：唐娟（贵州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

　　标语口号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宣传方式和动员手段。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标语口号推进宣传动员工作。《工人之路》于1925年6月24日在广州创刊，该报前身为《工人之路》周刊，省港大罢工爆发后改为日报，由邓中夏任主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份工人日报，该报广泛使用标语口号，积极面向工人群体进行舆论动员。这些标语口号不仅有效动员和指导工人群众参与革命斗争，也为中国共产党做好革命时期的宣传工作积累了经验。

　　《工人之路》中标语口号的特点

　　《工人之路》以“做工人阶级的喉舌”为办报宗旨，充分利用版面边缘、文章结尾及副刊专栏等位置，刊载大量标语口号，在形式与内容上形成鲜明特色。

　　大字号标语的使用是《工人之路》版面设计的一大创新。从1925年7月14日出版的第20期起，《工人之路》开始在第四版左右两侧边缘处刊登反帝爱国标语口号，如第20期就印有“为被杀同胞复仇不达目的则不休”“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从第21期开始，对左右两侧的标语字号进行放大及加粗处理，使其更加醒目。每逢重要纪念日，《工人之路》还会在版面中心处刊登大字号标语口号，四周留白，并使用线条围框装饰。例如在第29期开设“沙基死难烈士周月纪念”专栏，在二版中间醒目位置刊登标语口号：“为死难烈士复仇！坚持罢工到底！打倒帝国主义！民族解放万岁！”《工人之路》的小字号标语口号主要用于文章结尾处，往往会另起一行，末尾处加上感叹号，突出编者的立场与导向。例如第8期《省港罢工工人对国民政府的要求》一文结尾刊登了“中国民族解放万岁！”“打倒英美日法葡各野蛮帝国主义者！”等6条标语口号。

　　另一类标语是将图像与文字结合。从第123期开始，《工人之路》在“工人俱乐部”栏目中增加漫画，丰富了版面语言。第134期“工人俱乐部”栏目刊登漫画，描述工人群体拿着斧头、锤子等在游行，高呼“工友们！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漫画右侧衣服上印有“帝国主义”的人物摔倒在地。漫画与版面右侧的“铲除帝国主义的走狗防范破坏罢工的工贼”口号呼应，图像符号与文字符号相互补充、彼此阐释。这种表述结构一目了然，生动形象，容易被工人读者接受。

　　《工人之路》刊载标语口号数量较多，据笔者统计分类，大致可将其分为政治类、经济类、组织类以及其他类。政治类标语口号以“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中国民族解放万岁”等为核心表达。据统计，该类标语数量在所有标语中占比超过70%。经济类标语口号以“帝国主义者的损失自罢工到今天已至X万元”为特色，以每天四百万元计算，天天累计，说明罢工斗争取得的成果。经济类标语在1926年罢工高潮期数量明显增加，如“工人罢工要求加薪”等标语口号，表达罢工工人的具体诉求。组织类标语口号使用的高频词汇有“团结”“联合”“一致”等，例如“工农商学各界联合起来”等，集中体现了党在罢工运动中的组织原则。在罢工运动的各个时期，标语口号的内容也适时调整，以配合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

　　《工人之路》中标语口号的动员策略

　　党的四大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指出：“职工运动中我们应当指导群众的行动的时候，必注意于提出的口号，使能适合当地群众的组织力量，需要及情绪，而促起群众做切实的更进一步的奋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48~349页）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利用标语口号对工人开展宣传动员的实践指针。总体来看，《工人之路》主要运用了两种实践策略：

　　一方面，以革命宣传启发阶级意识。《工人之路》运用浅显易懂的标语口号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知识，调动工人参与运动的积极性。例如“劳工神圣”这一口号，凸显了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和斗争使命。“无产阶级大联合”“工人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则通过强调“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等政治身份符号，鼓励工人阶级为争取自身合法权益而斗争。同时，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如“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帝国主义的走狗”等口号，使抽象的殖民侵略转化为工人群体的切身之痛，个体的苦难被重新阐释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阶级矛盾。反复出现的“打倒”“解放”等带有阶级斗争色彩的革命话语符号将日常的薪资纠纷转化为对资本家“剥削”的集体控诉，启发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与抗争精神，最终促成工人们参与罢工斗争的实践行动。

　　另一方面，以情感动员激发斗争行动。在工人运动中，情感的激发与调动使得标语口号更有力量。邓中夏曾专门分析上海日商纱厂罢工中使用的“反对东洋人打人”口号，认为“这个口号可说是将工人身受的隐痛简单明了地描写出来了”（《邓中夏全集》上册，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15页）。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党的二大，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明确提出“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革命口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17页）。该口号简单直接，成为工人运动的中心口号。省港大罢工期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更通过报刊、传单等各种载体广泛传播，激发全国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感。此外，“为死难烈士复仇”“踏着‘二七’‘五卅’的血迹前进！”等标语口号更是充分激发起民众的悲愤情绪，与罢工的行动口号相配合，掀起新一轮斗争浪潮。

　　标语口号对工人运动的引领作用

　　《工人之路》借助口语化、韵律化的标语口号，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现实诉求相结合，受到工人群体欢迎，在罢工中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

　　在政治引领方面，《工人之路》坚持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政策，通过言简意赅的标语口号，将工人阶级的经济诉求升华为中华民族的政治斗争目标，从“坚持罢工到底”等经济主张，到“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中国民族解放万岁”的政治诉求，再到“出师北伐，国民革命成功万岁”，《工人之路》适时调整中心口号，契合不同时期的革命需求。北伐出师之前，《工人之路》便率先刊载了“准备北伐统一中国”“督促政府出师北伐，国民革命成功万岁”等标语口号，阐明革命的对象与目标。自第327期起至第383期，该报将这些口号以固定形式连续刊登，形成持续的宣传声势，为北伐的顺利推进营造了舆论氛围。

　　在组织引领方面，省港大罢工初期，广东地区工人组织状况复杂，各类工会团体经常发生矛盾纠纷，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斗争力量。为应对此局面，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工人之路》这一舆论阵地进行引导，积极传播“工农商学大联合”的政治主张。其刊载的“团结即是工人的力量”“无产阶级大联合”等标语口号直指时弊，并进一步号召“工商联合起来，务使罢工胜利”。这些口号统一了思想认识，强化了工人阶级内部团结，有效推动了反帝联合战线的形成与发展。

　　在行动引领方面，《工人之路》的标语口号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提供具体斗争策略与方法指导。邓中夏提出：“应把从前那样大而无当的口号暂为收藏起来，把目前切实有用的口号代之，方于实际有益。”例如“镇压工贼、严拿走狗！”“截留仇货、封锁港口！”等口号简单实用、针对性强，对维持罢工秩序、确保罢工行动的一致性发挥了积极作用。《工人之路》发行量最多时达到一万份，“几乎每四、五个罢工工人就有一份”（《工会工作手册》，工人出版社1986年版，第133页），彰显出其在工人群体中的影响力。由此可见，标语口号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政治传播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以其直观明了、广泛深入等特点在政策宣传、动员群众、壮大队伍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延安时期党报党刊对劳动光荣观念的塑造

作者：张玉杰（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延安时期，我们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民主政权，创造性地发起了大生产运动，以期打破敌寇封锁、解决物质困难。在这种背景下，为充分激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着力引领和塑造劳动光荣观念。党报党刊通过在群众中构建对劳动的价值认同、树立以劳动为荣的道德导向、倡导培育积极的劳动态度，成为党塑造劳动光荣观念的重要舆论阵地。

　　阐述劳动的多重价值，形成对劳动的价值认同

　　延安时期，由于陕甘宁边区地处偏远，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旧社会遗留观念仍影响较广。因此，党报党刊通过阐述劳动的多重价值，帮助群众形成对劳动的价值认同。

　　劳动能发家致富。当时，边区残存着“穷是命里注定”的宿命论意识，影响着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党报党刊将“自己动手，解决困难”解释为以积极参加劳动与发展生产来改善物质生活，通过宣传劳动英雄依靠劳动翻身、改善个体生活的模范事迹，引导群众树立劳动可以改变穷苦命运、致富发家的价值认知。其中，对吴满有的报道颇具代表性。吴满有是陕西横山人，于1928年逃荒到延安，土地改革后分到一块荒地，积极响应党的生产运动号召，“自己得到丰衣足食，还组织大家生产，保证了公家的供给”（《培养公私兼顾的群众骨干加紧开展春耕运动》，《新华日报》（太行版）1944年4月19日），成为延安家喻户晓的农业劳动英雄。党报党刊通过社论、短讯、诗歌、木刻插图等形式，宣传吴满有的模范事迹，号召全区农民向吴满有学习（《关于吴满有的方向》，《解放日报》1943年3月15日）。

　　劳动能为革命作贡献。1940年，李富春在延安生产总结大会上指出：“我们的生产运动是为抗战而服务的，是为着完成党的政治任务而进行的。”（《生产运动总结与新的任务》，《解放》1940年5月15日）一方面，党报党刊注重呈现劳动英雄多缴救国公粮、生产军需物资的模范公民形象，激励群众为保障抗战物资作贡献。另一方面，宣传部队“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的典型事迹，指出部队通过开展生产劳动，不仅改善了生活条件，而且帮助士兵提高了政治觉悟、振奋了精神状态，有助于增强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早在1939年1月，《八路军军政杂志》就曾报道留守兵团将“一般的紧张学习”和“热烈的劳动”相结合，“提高了全体指战员的工作热情与积极性”。部队依靠集体劳动实现半自给或自给，减轻了人民的赋税负担，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

　　劳动能改造人的思想。“二流子”的产生与旧制度下剥削阶级寄生生活及群众生存条件被剥夺密切相关，导致形成以游荡、赌博、偷窃等为特征的寄生群体。改造“二流子”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政策的关键环节，旨在通过劳动生产消除旧社会残余，促进经济恢复和意识形态革新。因此，对其进行的改造是依靠劳动对“人的意识的改造”（《边区二流子的改造》，《解放日报》1944年5月1日）。针对“二流子”改造过程中出现的动摇、反复现象，党报党刊指出思想的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注重说服、感化，激发“二流子”改造的主动性。一方面，动员“二流子”积极参加坦白会，进行自我批评：“当二流子很不名望……我劳动。”（《生产运动又一胜利本市二流子纷纷转变五十余人决心改悔参加生产》，《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2日）另一方面，多篇报道邀请从“二流子”转变的劳动英雄现身说法，以唤起大众情感共鸣并指明方向。

　　批判错误观念，树立以劳动为荣的道德导向

　　延安时期，党报党刊注重引导群众树立以劳动为荣的道德导向，倡导不因劳动具体形态、劳动者性别等差异而区别看待劳动问题，使得劳动光荣的观念广泛传播。

　　伴随大生产运动的推进，“劳心与劳力间的鸿沟开始被边区的人民慢慢的改变着”（《本市举行生产总结给奖动员大会》，《新中华报》1940年3月26日），但一些群体中还存在轻视体力劳动的观念。党报党刊通过报道党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参加体力劳动、工农群众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等事例，使大众感受到生产劳动的伟大力量。此外，边区也存在着“妇女参加生产有失体面”的错误观念。党报党刊将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政策概括为妇女工作的新方向，强调妇女参加生产是维护自身利益的根本手段，并通过树立妇女劳动英雄激励女性参加生产。例如，《边区群众报》曾刊登《谁生产能干谁当家》一文，以实例印证妇女劳动同样光荣。文艺宣传方面，通过秧歌剧、快板、版画等形式传递劳动光荣不分男女的道德导向，同时注重帮助妇女结合专业特长、困难情况等选择适合的生产劳动。此外，党报党刊注意到在广大群众中间还保持着把劳动称作“受苦”“命苦”的话语习惯，因而指出这种话语习惯应当予以纠正。实际上，“有我们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有了民主的边区政府，而这政府又是我们自己的，所以这里是我们工人的家，我们工人在这里就是主人”，劳动不是“受苦”，而是“光荣”（《一个鞋工的自白》，《中国工人》1940年4月4日）。

　　发挥劳动英雄示范作用，倡导培育积极的劳动态度

　　延安时期，劳动英雄发挥着“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4页）。党报党刊大力报道英雄事迹，培育并弘扬积极劳动态度。

　　党报党刊将劳动英雄所展现的劳动态度概括为主动奉献、互助合作、埋头苦干、钻研创新等，通过大力宣传英雄事迹推动这种劳动态度深入人心。其中，赵占魁是一个模范代表。他于1938年来到延安，始终坚守本职工作，自1943年到1945年连续三年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解放日报》专门报道赵占魁事迹，评价其体现了“始终如一、积极负责、老老实实、埋头苦干、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劳动态度。1942年10月，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发布《关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通知》指出，要激励全边区工人学习赵占魁事迹，“以达到提高工人政治觉悟，稳定生产情绪，激发劳动热忱”的目的。

　　号召劳动英雄以身作则，弘扬积极劳动态度。在提供生产指导、谈话谈心、共同劳动等过程中，劳动英雄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劳动英雄公约》明确规定，劳动英雄“自己首先完成”，还要“帮助别人生产”。倡导“为革命而劳动”，“为了自己的解放”而劳动（穆挺：《“辛苦”与“命苦”》，《解放日报》1943年5月18日）。同时，党报党刊注重报道边区对劳动英雄的表彰和奖励，时常在头版以较大篇幅报道劳动英雄大会的盛况，并展现劳动英雄回乡受到的欢迎和尊重。毛泽东曾指出，“希望你们（编者注：劳动英雄）也不要自满”（《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5页）。党报党刊响应号召，警示劳动英雄加强自我批评，避免因荣誉表彰或已取得的成绩而骄傲自满（《边区群英大会开幕林主席致开幕词号召抑制自满力求进步》，《解放日报》1944年12月23日），鼓励他们在同群众的密切交往中加强对社会劳动态度的引领与塑造。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14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