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追忆】

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的成功经验

——对程千帆先生“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治学方法的一种认识

作者：高华平（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程千帆先生是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唐代文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中兴”统帅，也是中国传统文史之学和文史教育界的“巨擘”。程千帆先生将自己的学术研究的方法概括为“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治学方法。

　　对于“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治学方法，已有包括程千帆先生和他的学生们在内的诸多学者，对它进行阐释和解读。但笔者认为，“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治学方法，虽是程先生所开创的一种诗歌和文学研究的方法，实际也是当下我们治中国传统的文、史、哲等学术（“国学”）的一般方法，是实现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和中国文学研究中西古今结合的有效方法，包涵了前代几辈学者的长期探索，对当前和未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具有特殊的启示和意义。

　　“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是一种文、史、哲综合研究的学术方法

　　程千帆先生常称“诗学”是其“家学”，他也的确主要是一位以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和中国古代文学著称的“大家”。因此，程千帆先生的“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治学方法，首先当然是指一种中国古典诗歌和古代文学研究的治学方法。程先生常说：“拿搞文学的人来说，我们最注重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材料，称作文献学；另一个是对作品本身的艺术思考，叫作文艺学。真正好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将文献学与文艺学两方面相互结合、渗透、协调在一起所取得的。”（程千帆《贵在创新——关于学术论文写作的问答》）很显然，这里的“文艺学”固然是指文学艺术、特别是文学艺术的理论方面，但这里的“文献学”或“材料”，就既不限于我们平常所说的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这些狭义的“文献学”的范围，也不限于文学的材料，甚至也不限于历史的材料或哲学史料，而是所有可资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材料的总和，可以说凡是能够用来进行文学研究的材料都应该包括在内。程千帆先生曾说：

　　就文学研究而言，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及其所习用的表达方式，已与现代有一定的距离，存在着时代背景、文献真伪、语言习惯、社会风俗等方面的障碍，因而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无疑会广泛使用文献学、历史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知识，以求得对作品的正确理解。

　　程先生这是将“文献学”理解为“时代背景”和“社会风俗”的历史学、理解“语言习惯”的语言学（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自然应包含于其中）和考据“文献真伪”的文献考据之学等更广泛的内容的。不仅如此，程先生还说：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中，除了“要深入到作品实际中，去体味、把握作者的内在感情和内心世界，进行形象思维”之外，还要“运用逻辑、推理、考证，进行理论思维”，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因为“仅仅据一方面的思考所得的结论未必一定靠得住”。（郭国庆《通向成功之路——程千帆先生的治学方法》）

　　程先生在这里所说的“逻辑、推理”和“理论思维”等，明显是哲学的思想和方法。利用这些“材料”和方法进行诗歌和文学的研究，当然是一种“文学研究”，但也可以视为对与“文学”相关的表达方式、时代背景、语言习惯、文献真伪、社会风俗、哲学思维等本身的一种研究，即是一种“文学的文化学研究”或一种文、史、哲综合的研究。

　　“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是实现中国传统学术现代转型的有效途径

　　程千帆先生正式提出以“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为中国古典诗歌和古代文学研究的治学方法，应该是20世纪七十年代末重回南京大学执教之后，但程先生对中国古典诗歌和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探索，则显然更早。20世纪五十年代沈祖棻先生在《古典诗歌论丛·后记》中，就说当时学术界的古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着比较普遍的“文献学”的研究和文学研究脱节的现象，而他们则“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将考据与批评结合起来”。

　　尽管沈先生这里所说的“考据与批评结合”的方法还不等于“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方法，但显然已是程先生后来提出的“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方法的雏形。沈先生所说的“考据与批评结合”的方法之所以还不能等同于“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方法，固然是因为沈先生的此语出于《古典诗歌论丛》的“后记”，而《古典诗歌论丛》是一部“诗论”著作，故她所谓的“批评”就主要是指“中国古典诗歌理论批评”，而不能说是指整个“文艺学”。但如果换一角度，就“考据与批评结合”的方法与“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方法的相同点来看，则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在精神上的一致性，即二者都力求将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与现代的诗歌理论或文艺理论结合起来——实现文学研究方法的中西古今结合，为当代中国的古典诗歌和古典文学的研究找到一种“最完美”的研究方法和途径，实现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

　　众所周知，与现代学术特别是与西方现代学术相比，中国传统学术有其鲜明民族性和时代特点，一是它没有现代学术的学科意识，因而也就没有现代分科学术的那一套文、史、哲各异的“科学研究”的方法；二是在这种“学术”中，各“学科”是有高下主次之分的——“经学”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他“学科”则为附庸。

　　但这种局面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仿照现代西方学术分科的文、史、哲、政、经、法等中国学术各学科业已建立起来。但另一方面，与之相应的学术研究方法却没有同时建立起来，探求一种与现代中国学术相适应和具有民族特色的、并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研究中国古典学术的方法，一直是学者们的重要工作。20世纪初以王国维为代表一批学者，结合当时出现的学术“新材料”，提出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以研究中国上古史的“二重证据法”，就是这一探索工作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严格来讲，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其实并不限于上古史研究领域，而是涵盖了整个现代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具有重要普遍意义的研究方法，是20世纪中国学术实现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说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

　　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猃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类之著作……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如果说陈氏这里所说的“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和“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两项，是指王国维在中国史学研究方法上实现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话，那么“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一项，则显然是指王国维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实现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上的贡献了。因为王国维所研究的《红楼梦》和唐、宋、元诸朝的戏曲或“大曲”，原本是被中国传统学术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轻贱之物”，王国维将其作为文学的“正宗”研究对象，这本身就是以现代学术观念对古典“材料”的价值重估——是实现中国传统学术现代转型的产物；而他的《红楼梦评论》以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意志哲学诠释《红楼梦》中的悲剧，则更明显是一项以文、史、哲和中西古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实现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创新性成果。

　　尽管如此，王国维也并未最后完成中国古典诗歌和古代文学研究由传统到现代的学术转型。因为直到程千帆先生《古典诗歌论丛》出版之时，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领域仍然存在沈先生在《古典诗歌论丛·后记》中所指出的“一个比较普遍的和比较重要的缺点”——或专于考据，或仅仅限于“反复地欣赏、玩索那些年来散发着光和热的作品”，未能做到“考据与批评”或“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程千帆先生所倡导的“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中，“材料”或“文献学”，应该就是王国维“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中的“固有之材料”；而程先生所说的“文艺学”，即是王国维“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中的“外来之观念”。程先生的“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对王国维“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学术方法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

　　“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与“通人之学”

　　程千帆先生提出的“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治学方法，是实现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的有效途径，也是一种文、史、哲多学科综合的研究方法。而从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治学特点和传统来看，更是该学科追求“通人之学”之学术旨趣的表现，代表了他们立足传统、面向未来的高远学术志向和学术理想。

　　程千帆先生的“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治学方法，虽然其中的“文献学”主要应该指程千帆先生早在1941年撰写《校雠广义叙目》和晚年与学生徐有富教授合撰《校雠广义》所显示的目录、版本、校勘和典藏四部分，但正如程先生所反复讲到的，“文献学”不仅包括目录、版本、校勘等传统“文献学”的内容，而且还包括了历史学、语言学和考据学以及“逻辑、推理”和“理论思维”等哲学的思想和方法等更广泛的内容，故程先生“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实际也可以视之为对与“文学”相关的表达方式、时代背景、语言习惯、文献真伪、社会风俗、哲学思维等本身的一种研究，即是一种“文学的文化学研究”或文、史、哲的综合研究。故程先生虽是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名家，但由于他受历史学家陈寅恪“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方法影响尤深，他除了常借此方法以妙解古诗之外，还著有专门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笺记》，可见其史学修养之深厚。而他对文学理论的探讨，亦常常自觉地加以提升，延伸到哲学思想的领域。周勋初先生在其《当代学术思辨》中曾评价程先生的《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一文：

　　在《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一文中，千帆先生运用哲学上的对立统一规律，指出“一与多（对比、并举），不仅作为哲学范畴被古典诗人所认识，并且也作为美学范畴、艺术手段而被他们所认识、所采用”，“一与多的多种形态在作品中的出现，是为了如实反映本来就存在于自然及社会中的这一现象，也是为了打破已经形成的平衡、对称、整齐之美。在平衡与不平衡，对称与不对称，整齐与不整齐之间，造成一种更巧妙更新的结合，从而更好地反映生活。”他对诗歌表现手法中的许多复杂现象作了更广泛的考察，得出了具有哲理意味的结论。

　　由此可见，程千帆先生的“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治学方法，虽然重点关注的只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方法，但他实际上是在提倡一种多学科综合的研究方法与原则，是在追求一种传统与现代结合、中西古今会通和文、史、哲综合的“通人之学”。可以说，以追求“通人之学”为学术理想和旨归，既是程千帆先生“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治学方法的最高目标，也是由他和周勋初、郭维森、卞孝萱等那一代几位先生组成的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学术团队的共同学术志向和理想。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05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