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李苑

　　读书、写书，如一场与时间对话的长旅。当新年的晨光漫过书脊，照见的是一整年俯身与跋涉的履痕。

且留古韵继书香 王岚手绘

　　在2025年的学人书景中，我们选取这样两处与读者分享——

　　2025年是南宋诗人陆游诞辰900周年。对于南京大学教授莫砺锋而言，这一年相继问世的《陆游十讲》与《白居易十讲》，并非他学术生涯的“骤然转身”，而是对十余载古典文学普及工作的思考与结集。1979年，莫砺锋考入南京大学，自此与古典诗歌结缘。在他眼中，古籍流传至今，并非专供学者研究，更应供大众汲取精神滋养。于是，他将自己的二十余篇论文“重铸”，删烦琐注释，去掉“论文腔”，结集成两册雅俗共赏的读本，引领更多读者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自1978年踏入燕园，心中便流淌着“夺回敦煌学中心”的赤子心志。“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论断，曾是老一辈学人挥之不去的“伤心史”。于是，他开始“满世界寻找”，并于四十余载后的今天，欣慰地看到敦煌学步入系统性的“集成期”。也正是在这一年，《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彩色图录悉数出齐，实现了海外文化遗珠的“影像归档”。

　　不止于此。在过去一年，还有很多学人沉潜深耕，以著述回应时代。面对AI对人文学科带来的冲击与机遇，学者陈平原召集同仁编撰《AI时代的文学教育》，集中呈现了人文学界对技术革命的敏锐回应；学者顾涛以《礼治三千年：制作与因革中的法理》梳理中国传统礼治的脉络与法理；学者张升通过《明清士大夫的“书籍之交”》勾勒出知识传播与人际网络的生动图景；学者陈引驰则以《文脉的演进：中国古代文学史讲录》将千年文脉娓娓道来……这些著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人在各自领域的专注与求索。

　　俯身于字里行间，他们以纸笔为楫，在时代浪潮中持续跋涉、弦歌不辍。这未曾停歇的找寻、研究与书写，正是学人与读者、与时代之间，一场无声而深远的长谈。新年伊始，愿与所有读书人、写书人、爱书人继续同行，一起走向又一个思想生长的年份。

从“寻找敦煌”到“寻找西域”

　　作者：荣新江（北京大学博雅讲习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

　　辞旧迎新之际，总不免回顾过去一年的学术收获，并展望新一年的研究计划。

　　在过去的一年多里，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收获，是2024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满世界寻找敦煌》一书在学术界与广大读者中引起的广泛回响。这一反响既是对我多年以来持续查访敦煌、西域文献工作的肯定，也折射出社会各界对敦煌及其文化内涵的持久热情。

荣新江在敦煌莫高窟

　　作为一名学者，我更希望公众的关注不限于敦煌，也能将目光投向《满世界寻找敦煌》中所写到的吐鲁番、于阗、龟兹等古代西域范围内发现的文献和美术品；同时，也期盼青年学子在阅读本书所记述的寻访历程后，再深入一步去翻阅我在寻找之后整理出版的各种“满世界寻找”的成果。

　　以下谨将已出版的相关成果简要列举如下：自1994年起，我陆续整理出版了一系列成果，包括1994年7月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残卷目录》，是对斯坦因所获S.6981-13677编号的整理编目结果；1996年6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是按照各个馆藏规范记录其收藏文献的整理编目情况；2007年9月主编的《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是把当时能够获取的各种语言文字的文书编成目录；2008年4月与李肖、孟宪实合编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由中华书局出版，是对1997—2006年间吐鲁番各遗址出土文书的整理，以彩图及录文对照形式出版；2019年12月主编的《首都博物馆藏敦煌文献》6册由燕山出版社出版，是该馆所藏全部文献的彩色图录，大多数是首次公布；2020年10月与王振芬、孟宪实合编的《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32册及《总目索引》3册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旅博所藏约26000片新疆出土文献的定名和彩色图录；2021年4月与史睿合编的《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2册由中华书局出版，把海内外大收集品之外的散藏非佛教文献汇于一编，是“满世界寻找吐鲁番”的集中成果；2022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的《和田出土唐代于阗汉语文书》，几乎包含所有海外于阗汉语文书的录文集，是“满世界寻找于阗”的最终结果；2023年6月与朱玉麒合编的《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2册由中西书局出版，是整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黄文弼文书的成果，包括录文和彩版；2024年1月与张志清合编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汉文卷》2册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整理国图所获于阗出土汉文文书的图文及论文合集；以及2023年7月至2025年12月主编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160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对法藏敦煌文献的重新定名和高清彩色图版的刊本。

　　这些满世界“寻找敦煌”“寻找吐鲁番”“寻找于阗”之后的文献整理成果（不包含研究成果），不仅是我个人学术目标的逐步落实，也是许多志同道合的学者、学生共同努力的结果。

　　目前，“满世界寻找”所获材料中仍有大量内容有待系统整理与出版。自今年起，我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推动敦煌文献高清彩色图录的出版，并系统编订敦煌、吐鲁番、于阗、龟兹等地出土文献的专题目录。

　　在敦煌文献方面，作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一项工作重点，我们将继续推动海内外各个博物馆、图书馆以及其他公私收藏的敦煌文献以高清彩版的形式刊布出来。我所承担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彩色图录已经全部出齐，我们团队正在编纂《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解题目录》，对定名依据进行说明，并标注相应文献的最佳录文出处，为后续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奠定基础。同时，拙著《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残卷目录》将出版增订新版，为学界提供更全面、更丰富的参考资料；《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也将进行大幅扩编，突破“海外”局限，把海内外的信息汇于一编，给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者提供一本更方便使用的指南。此外，我们也在组织翻译法国学者所编六卷本《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汉文写本目录》。该目录在敦煌写本编目工作中最为精审，至今仍具重要参考价值，而中译本的推出将使其更广泛地服务于中文学界。

　　吐鲁番文献的整理工作相较敦煌文献更为滞后，主要原因在于其分布更加分散、文本更为残碎、时代跨度大、语言种类复杂、写印形态多样。近年来通过持续调查与网络资源利用，目前已能获取远较《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更为丰富的材料信息，包括原件和研究论著，我们都将汇总整理。我们计划率先完成《欧美藏吐鲁番汉文文献总目》，上卷是德国收藏部分，下卷是英国、俄罗斯、土耳其、芬兰、美国收藏的部分；同时推动欧美所藏回鹘语、帕提亚语、中古波斯语、粟特语、大夏语、梵语、龟兹语、焉耆语、叙利亚语、藏语等各种语言文字文献的目录编纂，部分语种目录也将收录中日等所藏文书。此外，我们正在推进若干专题分类目录的编写，例如《敦煌西域出土印本藏经总目》，将敦煌、吐鲁番、黑水城等地出土的印本，按照佛藏的顺序，编纂成目录，这对研究佛教典籍流传与印刷术西传具有重要参考意义。通过目录，希望对吐鲁番出土文献有一个总体的把握。

　　和田出土的于阗文书，包含汉文、于阗文、梵文、藏文、粟特文等多种语言文字材料。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被发现以来，各领域学者已进行了大量转写、翻译、编目与研究工作。我们计划系统汇总这些成果，编纂《和田出土文书总目》，使和田出土的各语种于阗文书汇集于一编，以便揭示其内在联系，共同构建古代于阗的文明历史。

　　龟兹及丝绸之路北道出土的文书，包括东面的焉耆、西面的巴楚，也有大量的龟兹语、焉耆语、据史德语（图木舒克语）、梵语、汉语、粟特语、回鹘语等语言文字的文书。其中，龟兹语、焉耆语与梵语文献已有较为系统的整理，而汉语、据史德语文书则尚缺全面编目，粟特语、回鹘语文书则多为零星发现。此前，笔者曾与赵莉合编《龟兹石窟题记》三册（中西书局，2020年11月）。今后计划优先推进多语种文书目录的编纂工作，形成《龟兹出土文书总目》，为后续文献整理与研究奠定基础。

　　此外，楼兰、尼雅曾出土一些魏晋时期的佉卢文和汉文文书，是精绝和鄯善王国的重要历史资料，东西方学者分别对两种文字的文献有过整理，但还不够全面，这些文书的编目工作仍有待进行。

　　在“满世界寻找”敦煌、西域出土文献之后，编目整理成为不可或缺的后续工作。“寻找”旨在明确敦煌、西域文献的所在，而“目录”则要进一步厘清每个收藏机构所藏文献的具体内容、数量与研究现状。若能进一步对重要资料进行分类校录，并配以高清图版出版，则可谓为敦煌、西域文献的整理工作画上完满句号。

　　2026年，我们将在凤凰出版社启动全新的《敦煌西域文献目录丛刊》系列，专门推进上述目录编纂工作。目前编纂与出版团队均已做好准备，全力投入此项长期事业。

　　新的一年中，我们也将继续推进敦煌、西域的学术研究。就个人而言，在敦煌学的领域，我希望在“敦煌写本学”方面有所贡献；作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则需更多推动敦煌学整体发展，并在《满世界寻找敦煌》一书的基础上，继续讲好敦煌故事。在西域研究方面，将重点推进吐鲁番学研究，包括主持编纂《吐鲁番学大辞典》，全面阐释吐鲁番在中华文化传承、丝绸之路交通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同时，将研究视野扩展至龟兹、于阗，利用两地出土的丰富材料，进一步阐释中华文化西渐的广度与深度，揭示汉唐间西域地区的多元文化景观。

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略尽寸心

　　作者：莫砺锋（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就其内容构成而言，主要可划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与观念文化三大类别。器物文化始终处于持续发展、不断超越的进程中，以万里长城为例，它曾有效抵御了历史上游牧民族对中原的侵扰，今日我们虽可登临凭吊，感受先民坚韧不拔的精神，却已失去了实际的防御意义。制度文化则随着社会形态的演进不断嬗变与更新，古代书院虽曾培养无数英才，但其教学体制显然已难以适应现代教育的需求。由此可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可聚焦于观念文化的承续与弘扬。

莫砺锋为读者签名

　　一

　　观念文化作为文化体系中最深层的结构，凝结着先民体察万事万物所获得的智慧，承载着传统的意识形态、价值判断与思想精髓。这一文化形态的主要载体，无疑是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系统整理典籍，深入领会并阐释其中蕴含的文化精神，遂成为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最为有效的途径。在此方面，孔子与朱熹堪称典范，他们以毕生精力投入典籍整理，为文化传承树立了楷模。

　　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奠基人，被朱熹盛赞“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但他自己的志向却是传承前代文化。他声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还认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所以孔子以韦编三绝的精神从事古代典籍的整理研究，所谓“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就是对《诗经》的研究与整理。朱熹也是如此。他学识渊博、思想深邃，虽具备著书立说的能力，却将整理与研究古代典籍视为己任，倾尽心力编纂《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与《诗集传》。我们应当继承孔子与朱子的精神，在从事具体典籍整理时，始终心怀传承文化的宏大目标。换言之，整理与研究典籍的终极意义，在于更好地阐释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使经典名著进入当代国民的阅读视野。

　　得益于汉字强大的表意功能与稳定性，中华先民的事迹与心迹得以完整保存于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之中，为今人解读提供了坚实基础。源起于《诗经》《楚辞》的中国古代诗歌史，作为古典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审美价值与文化意义。“诗言志”是中国早期诗学纲领，表明古诗实为古人心声的真实记录，是探寻先民人生态度与价值判断的可靠文本。由于历代的选家与诗评家都坚持“人文并重”的评价标准，经过历史淘洗的古代大诗人在诗品与人品两方面都具有很高的境界。诚如清人沈德潜所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当我们展读这些诗篇，古人的音容笑貌宛若眼前，这正是理解先民精神世界的最佳途径。

　　二

　　我自1979年考入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四十余年来始终致力于古典诗歌研究。先师程千帆先生的教诲令我铭记于心：对于古典诗歌而言，精深的纯学术研究固然是学者的使命，认真负责的普及工作也是学者应尽的社会责任，两者不可偏废。因为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学术基础，后者是前者发挥社会效益的必经渠道。学者当然应该坚持板凳不厌十年冷的学术精神，但是我们的目光必须穿透学术象牙塔的壁垒而进入现代社会，必须关注社会大众的阅读需求。程先生也是这种理念的践行者，自20世纪50年代起，程先生就跟他的夫人沈祖棻合编了《古诗今选》。这个选本到现在为止已经再版过8次，深受读者欢迎；又如印数达百万册的《唐诗鉴赏辞典》，程先生不仅参与编纂，更亲自撰序。程先生的身教言传，成为我从事普及工作的初原动力。

　　近十多年来，我也为古典诗歌的普及做了一些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常识介绍，代表性著作有《莫砺锋讲唐诗课》《莫砺锋讲宋诗课》《唐诗与宋词》等；二是作品选注，代表性著作有《宋诗精华》《我见青山多妩媚——人与自然主题历代诗词选》《杜甫诗选》《宋诗鉴赏》等，还有一本《南京诗词三百首》即将付梓；三是作家解读，代表性著作有《漫话东坡》《杜甫十讲》《诗意人生》等。2025年6月，我推出两本新书：《白居易十讲》和《陆游十讲》。旧著《诗意人生》也新出了增订的第三版。

　　三

　　我一向认为，阅读古典诗歌的最终目的并非学习诗学知识，而是体悟中华先民积极有为、意义丰沛的生命范式。在《诗意人生》中，我曾指出，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和辛弃疾六位古代诗人以其人生实践，构筑了六种诗意栖居的典范，为我们提供了永恒的精神家园。这六位诗人境遇虽殊，却共同为我们的人生提供精神指引，其作品蕴含的丰沛力量足以润泽今人之心灵。此外，如白居易、陆游等诗人亦值得深入关注，而陆游以其独特生平与家国情怀，成为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以下就《陆游十讲》一书略作说明。

　　2025年是陆游诞生900周年，学界与社会各界皆举办纪念活动。作为陆游的研习者，我特撰《陆游十讲》，从多维视角解读这位千古诗人。该书核心在于阐发陆游的爱国精神，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

　　一是陆游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要时代价值。其所处时代，宋廷面临外患，国势维艰。陆游自幼与家国同命运，立志以文韬武略匡复中原。由于时代的原因，陆游壮志难酬、报国无门，便将满腔热血洒向诗歌创作。他以浩荡雄伟的诗歌，将爱国主题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古代诗歌中爱国精神的最强音。陆游的诗与辛弃疾的词一样，为宋代文学注入了英雄主义和阳刚之气，更维护了民族的自信和尊严，这是他对中华文化最伟大的历史性贡献。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当代，陆游堪称传统文化中爱国主义精神的典范。

　　二是陆游的爱国情怀具象于祖国山河。虽说中国古代诗人在模山范水时都会向自然景物投射主观情感，但陆游所投射的情感显然更为浓烈。他对华夏大地之山水美景的欣赏喜爱是全方位的，即便面对当时位于沦陷区的北方山水，甚至早就不属宋朝版图的“汉唐故地”，陆游笔下也充满感情。陆游平生足迹所至都是历史文化积淀非常深厚的地方，多少英雄人物曾在那里叱咤风云，多少骚人墨客曾在那里挥毫泼墨，历史文化印痕与江山风月早已融为一体。中华民族生活的华夏大地，在整体上堪称“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这是中华民族最可爱的家园。陆游是最早在诗歌中抒写这一观念的古代诗人。该书出版后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我配合本书在上海、苏州、北京等地举办的专题讲座，亦获得读者积极回应。

　　这些实践深化了我对普及工作意义的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精神文化，其主要载体便是古代典籍。古籍大多高雅深奥，普及与传播存在一定难度。当前，从事古代典籍研究的学者多活跃于大学或研究机构，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学术刊物，收录于学术著作中，与普通读者存在隔膜。从根本意义而言，古代典籍中的经典作品流传至今，并非专供学者研究，更应供大众阅读欣赏、汲取精神滋养。严肃的学术著作影响限于专业圈子，而生动准确的解说与注释，才能让古典名篇走进千家万户。

　　作为专攻古典文学的高校中文系教师，我深感自己有责任投身普及工作。中学时代，我曾读过一套《中国历史小丛书》，受益良多，也对那些潜心撰写普及读物的学者满心崇敬。如今自己也从事学术研究，更觉得应在这方面尽一份力。出于这份考量，我近年来投身普及工作的积极性愈发高涨。古人云“七十老翁何所求”，如今我年近八旬，仍愿将余生奉献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与普及，通过讲座与著述，使更多人感受古典诗歌之魅力，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略尽寸心。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01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