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飞鹏（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聊斋志异》作者手稿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享誉中外。全书近500篇故事包罗万象，就其发生的地域而言，南至海南，北出关外，西抵西域，东及东洋大海，充分展现了作者的广阔视野和宏大想象。然而，容易让一般读者意外的是，与小说中恢宏的空间跨度相比，蒲松龄在76年生涯中却几乎足不出山东，甚至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他的淄川老家周边活动，以及为参加科举考试而往返于济南。他唯一的一次远行，是31岁那年前往江苏扬州府宝应县做幕客。不过，恰恰是这短短一年的游历，极大丰富了蒲松龄的生活体验，进而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可以说，《聊斋志异》写鬼写妖（以颂扬女性及其爱情为主）和刺贪刺虐两大主脉都与蒲松龄的这次南游息息相关。

　　漫向风尘试壮游

　　蒲松龄（1640年—1715年），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县（今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人。19岁（一说20岁，参看邹宗良《蒲松龄年谱汇考》）以县、府、道三试第一考取秀才，“文名籍籍诸生间”（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一时意气风发。不料此后50年间屡应乡试无果，“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蒲松龄《寄紫庭》）。直至72岁高龄，乃凭资历考获岁贡生荣誉，终老乡间。

　　时当康熙九年（1670年）初秋，蒲松龄31岁。自考取秀才十余年来，蒲松龄轮番经历着确定与不确定的生活：一方面定期准备、参加3年一度的举人考试，一方面得随时应对半路生变的家庭事务，如长子出生、父子兄弟分家，以及父亲逝世。这些分别发生在他考取秀才后的第5、第7和第12年。自18岁与刘氏成婚，到这时，蒲松龄已经有二子一女了。这段时间，蒲松龄的收入主要来自私塾教书。不过，这大概已不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人丁生活所需。同时，考虑到父亲死后更加沉重的赡养老母的负担，此刻的蒲松龄已然感到他的生活需要一个主动的变化了。

　　事有凑巧，同乡孙蕙（字树百）这个时候正在南边的宝应县做县令，而他急需一位信得过的幕僚帮忙打理公私杂事。在收到这个消息后，淄川这边就有亲朋推荐了蒲松龄。在此之前，蒲松龄从未出过山东省境，除了伤心之地济南而外，就算是去远一点的泰山、崂山等，那也是他南游归来之后的事了。可是，面对举业的淹滞和柴米油盐对日常心志的不断蚕食，蒲松龄还是决计来一次向着远方的“壮游”。

　　“漫向风尘试壮游”（《十九日得家书感赋》），这是蒲松龄后来对自己南游前夕心境的总结，有自我激励的豪情，也隐含一份对此行收获的期待。因为蒲松龄留下了记录此次行程的诸多诗篇，所以我们能够大体还原他当初走过的路途。

　　第一段在山东境内。出蒲家庄向南，经瓮口岭，过青石关。青石关地势险要，地处先秦时齐、鲁两国边界，上有齐长城故址。“关北石径斗绝，两旁壁立千仞，一人荷戈，万人趦趄，号为天险”（民国时期《续修莱芜县志》），形容的就是蒲松龄过关必经的瓮口岭一线。它给跋涉经验不足的蒲松龄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过青石关后，进入莱芜地界。遇雨，停宿岩庄。虽然并未走出太远，但由于费力翻过一趟峻岭，回望来路，颇有“故园已隔万重山”（《雨后次岩庄》）的恍然之感。此后策马直下，过沂州，约略从红花埠进入江苏省境。红花埠作为鲁、苏地界上的南北通衢，后来也被蒲松龄写入《聊斋志异》的名篇《莲香》中。80年后，乾隆下江南同样取道此处。

　　第二段由江苏徐州府南下至黄河岸边。此段多有水路，蒲松龄的诗歌便从写山转向写水，如“湖中潮气晓冥冥”（《早行》），“舟上招摇意欲仙”（《途中》）等。从“一声欸乃江村暮，秋色平湖绿接天”（《途中》）的平原景象，到“长河万里泻洄澜”“平明风起浪如山”（《宿王家营》）的黄河风光，尤其是目睹岸边停靠的一排排直插碧汉的“箫鼓楼船”，蒲松龄的壮游情怀又一次在壮丽山河中得到心外印证。蒲松龄是山东人，但此时的黄河恰恰走的不是山东水道，所以他反而在异乡才第一次体验到这条母亲河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磅礴气势。当地都说黄河“五更宜早渡”（《宿王家营》），于是乎在蒲松龄宿酒未醒之际，船家收缆扯帆，他又迷迷糊糊地瞥见“河汉微茫人影乱”，闻到“鱼龙出没浪花腥”（《黄河晓渡》）了。

　　过了黄河，是本次旅途的最后一程，从淮安的清江浦到宝应，经过的是京杭大运河的淮扬段。在整个南游期间，蒲松龄多次因公出差，往来于大运河之上，对其昼夜、远近之景与沿途人烟风俗熟稔在心，此处先按下不表。只不过他初识淮扬运河时，看到的是“黄流注海漘”（《平河桥贻孙树百》）的异象，因为此时的淮扬地区河洪泛滥，甚至“田庐仍没于水”（道光年间《宝应县志》），运河水色因此黄浊不堪。半程时途经平桥镇，眼见岸上“秋树半笼游子屐，夕阳一簇唤船人”，其中又有多少是流离失所的百姓呢？这个问题，正是蒲松龄接下来一年幕客工作的重心之一。孙蕙派出的迎候人员在平桥镇与蒲松龄接头，他不久后即抵达宝应县衙，稍事休整，很快就投入自己30年岁月未曾经历的新鲜人事中去了。

　　击楫维扬载酒游

　　青岛市博物馆藏《鹤轩笔札》

　　在宝应县衙，蒲松龄的主要职责就是替县令孙蕙草拟书启呈文、布告公示及往来私信等。今存青岛市博物馆的《鹤轩笔札》，便保留了这些手稿。“鹤轩”全称一鹤轩，乃蒲松龄在县衙中的起居之所。蒲氏自该年十月起的文牍帮办记录多见诸此。下以十月头十天的笔札资料为例，即可略知蒲松龄日常工作、清代县衙日常运作之一斑：

　　十月初二，江苏布政使慕天颜到任，作《贺布政司慕启》。

　　初三，上个月到任的扬州府清军同知束绅至宝应，作《贺束同知启》。其中有“束帛之戋戋，用将葵心”句，可知与此信一同送去的，还有孙蕙精心准备的馈赠上司的礼物。

　　初四，作《答兴化陈求印结启》。其中提到兴化（宝应邻县）知县陈洪谏希望孙蕙在宝应灾民中为其物色婢仆一事。身为地方官，居然在百姓困苦之时趁火打劫，实在令人不齿。蒲松龄虽是代孙蕙拟答婉拒之辞，“弟忝居一隅，救荒拯溺，且愧无术，何敢教之鬻子女耶”等语，颇含讥刺，可视为蒲松龄胸中刚正之气的发泄。

　　初七，因公事需要，孙蕙须请清河知县杨蕃出具印结，蒲松龄代作《上清河杨求印结启》。清河也与宝应相邻，但分属淮安、扬州两府，统辖不同，况且又是请对方作保了结。因此，就算完全属于公事公办的范围，也得客客气气，“专兹一价，晋叩龙门”，不备礼送去就显得不谙人情世故了。当时官场的风气和潜规则由此可得一睹。

　　初八，丹徒县乡绅张九徵接受同乡邬继白（时任宝应县儒学训导）请托，来信要孙蕙关照邬。蒲松龄代作《答张太老师讳九徵》。张九徵是当地大佬，居官有声，情面自然要给足，但表面上仍要突出“私不废公”之意。所以，信中多次强调邬继白老成持重，深受士子拥护，和孙蕙相处融洽，因此公道自在人心，任期考核“自有公论”，身为一县之长，不过顺水推舟而已。而为了表示诚意，孙蕙当天即与邬继白互通声气。蒲松龄乃有《同日与邬学师》之拟，极道二人“非是同僚，实乃难友”的同甘共苦之情，同时拜托邬继白给张九徵回信时捎上孙蕙的问候。

　　总之，蒲松龄初到宝应县衙的十月上旬，整体上可谓紧而有序。虽非每日都有重要的文牍工作，但考虑到他需要根据对方身份、来历、来意频繁切换视角，调整措辞，务要妥善传达东家的态度，而其中公私琐屑，鱼龙混杂，一如上举，实非易事。何况笔札告成之后，或同时还需身代奔走，一旦事有突然，工作节奏想必又提一档。而从后见之明来看，为周旋在复杂的官场人事关系之中的孙蕙帮办文牍，蒲松龄得到了一次宝贵的近距离观察地方政治生态的机会，《聊斋志异》中惟妙惟肖刻画基层僚属情状、吏民关系的篇章，当从中获益良多。

　　当然，游幕的生活，除刀笔之外，还有诗酒。宝应一带地势低洼，县城东西都有大湖夹布，沼泽荷香苇荡，鹭鸣风萧，正是蒲松龄及其一班同人闲暇时推杯换盏、分韵赋诗的好去处。有时候，他们干脆移餐湖上，赏花戏蝶（《湖上早饭，得肥字》）；有时候又披星戴月，狂歌竟夜而归（见《泛邵伯湖》。虽是蒲松龄在高邮时事，不妨对读）。更多的诗篇，是写蒲松龄外出公干之余的片帆载酒之游。从宝应顺大运河而下是高邮，再往南则是扬州府城。在南方的这一年，蒲松龄成为大运河上夜航船的常客。

　　“片帆中夜过秦邮，击楫维扬载酒游”（《舟过柳园，同孙树百赋》），“沽三白酒供清饮，携岕山茶佐胜游。分赋梅花漾轻桨，片帆风雪到扬州”（《元宵后与树百赴扬州》其一），这都是陪幕主孙蕙出行。蒲松龄虽然酒量不佳（《客邸晨炊》云“余酒半壶堪数醉”），却颇好小酌。“三白酒”“岕山茶”未必实指，但蒲松龄品尝过当地特色的酒茶，心感新奇，这样理解大抵不错。此时他的身心是轻快的，兼以轻舟快桨，飘飘乎如御风而行，就这样暮抵扬州城下。“我到红桥日已曛，回舟画桨泊如云”（《元宵后与树百赴扬州》其二）,广陵名城，红桥胜景，水云连天，帆樯林立，不难想象这位山东大汉与扬州初次相逢时的兴奋之情，这与在宝应的感觉又当多有不同。

　　独自夜航时，蒲松龄诗中更多一种凄清的氛围。如“梦醒帆樯一百里，月明江树密如排。舟中对月拥窗坐，烟舍村楼尽入怀”（《扬州夜下》），“布帆一夜挂东风，隔岸深深渔火红。浪急人行星汉上，梦回舟在月明中”（《夜发维扬》）。酒醒或梦醒之时，昏昏沉沉，月明独照，天涯梦幻之感将蒲松龄浓浓包裹，一时不知身处何地，今夕何夕。这同样是一种难得的生命体验。

　　至于清人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称蒲松龄南游期间还曾“登北固，涉大江”，现有资料似乎还不足以支撑这样的说法。蒲松龄是否涉足扬州以南的长江两岸，虽不确定，但他的确已经领略到了与家乡大异其趣的南州风光。《聊斋志异》写到的诸多南方运河、水乡故事场景，往往真切动人，实源自蒲松龄的亲身感受。后来，蒲松龄与孙蕙两位山东老乡还一起讨论了南北山水的差异，认为扬州红桥、余杭西湖既有“雕甍斗华丽”，同时还有赖“名流过题赏”，“乃知北方士，自不善标榜。江南之水北方山，两物流峙皆冥顽。大江无底金焦出，培塿直与江声传。何如劳山高崔嵬，上接浮云插沧海！”（《与树百论南州山水》）看来，他并未沉迷在温柔水乡中，他梦寐不忘且为之自豪的，还是壮阔挺拔的齐鲁大地。所以蒲松龄一年中还写了那么多的寄家诗、怀人诗，牵挂的仍然是“故园物色近如何”（《早春》），“细向天边认岱宗”（《望月》）。

　　斗酒难消磊块愁

　　蒲松龄游幕宝应纪念馆

　　蒲松龄搜集奇谈异闻、写作《聊斋志异》，自青年时代就孜孜不倦。三十而立，他对此的热情与日俱增。南游路上，“途中寂寞姑谈鬼，舟上招摇意欲仙”（《途中》）是蒲松龄的行旅常态。《聊斋志异·莲香》篇末自云素材来源：“余庚戌南游至沂，阻雨，休于旅舍。有刘生子敬，其中表亲，出同社王子章所撰桑生传，约万余言，得卒读。此其崖略耳。”庚戌即康熙九年（1670年），地点便是本文开头提到的沂州、红花埠一带。次年正月，蒲松龄游幕已近半载，家园之思日甚，赖以慰藉者，“新闻总入鬼狐史，斗酒难消磊块愁”（《十九日得家书感赋》）而已。可以想见，文牍之余，蒲松龄倾酒一杯，笔录一页新近得来的奇闻，即是他消遣异乡岁月的日常了。由于孙蕙接上司指令，在该年三月二十八日抵任高邮，蒲松龄随行，于是又催生了《聊斋志异》中的《巧娘》篇。因为蒲松龄在文末交代，这个故事是“高邮翁紫霞客于广而闻之”，其素材多半是采撷于此时。可见蒲松龄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对鬼狐之事念念在心。

　　而鬼狐都是人情的具象。宝应、高邮俱属冲疲之邑，地处交通要道，来往夫马供应繁杂，赋役沉重，又兼连年水患，民困已极。百姓时常受“官农、解差、粮单、草豆、更夫、纤夫、马户、里递、杂派、津贴”（蒲松龄代拟《三月谕文》）等杂项滋扰，甚至还有承造唬船（一种轻型战船）之累。而官贪吏狠，豪奴嚣嚣，作威作福之态势焰腾腾。“高邮当水陆之冲，南北差使，势若云集，头站一到，家丁四出，登堂叫骂，鸡犬不宁”，县令若不满足他们的勒索，也会遭受“怒发则指刺乎睛，呵来则唾及于面”（《高邮驿站》）的侮辱，境内百姓所受压榨更不待言。又，宝应城南有大片官塘，“民间网罟禁勿入，惟官之储供应，备宴享，用馈遗。岁凡再取。取，则渔人辍本业，舣舟集网以待。官携壶榼，于以悦耳目，快口腹焉。”蒲松龄愤愤不平：“过矣！用民力而穷己欲，所需几何，暴戕物命乃尔！”（《放生池碑记》）面对种种不公乱象，蒲松龄虽也有“吾辈只应焚笔砚”（《闻孙树百以河工忤大僚》）的意气之语，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以笔作抗争，《大人行》《挽船行》《养蚕辞》《清水潭决口》《夜坐悲歌》《再过决口放歌》等诗作相继问世，刺贪刺虐，毫不容情。《聊斋志异》中如《梦狼》一类“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的作品，正是上述抗争精神的延续、放大，其艺术成就之所以能赢得“入木三分”的赞赏，无疑与蒲松龄南行的亲历亲闻、深怜深恨关系匪浅。

　　另一份人情，则关乎佳人才子的悠悠心绪。南游期间，蒲松龄遇到被他视为红粉知己的顾青霞。顾出身青楼，能歌善曲，又雅好吟诗。二人大概是相识于县主孙蕙的宴饮场合。蒲松龄有《为青霞选唐诗绝句百首》一诗，可见二人的进一步交往。“曼声发娇吟，入耳沁心脾。如批三月柳，斗酒听黄鹂”（《听青霞吟诗》），蒲松龄好像后知后觉这次南行的别有洞天。这不是单纯的视听乐趣，“宁料千秋有知己，爱歌树色隐昭阳”（《又长句》，自注“青霞最爱‘斜抱云’之句”），表面上是说这首唐诗在千载之下终于找到了知音，毋宁说是蒲松龄“宁料千里有知己”，其欣喜之情溢不可掩。

　　蒲松龄的欣喜，造就了《聊斋志异》中的“顾青霞现象”（马瑞芳《幻由人生——蒲松龄传》）。顾青霞的娇痴、笑、吟讴歌哭，生发成《聊斋志异》中的连琐、宦娘、林四娘等女性形象，甚至写顾青霞的《闺情呈孙给谏》诗原封不动地移植到《连城》的故事中，二者的关联同样溢不可掩。陈寅恪称蒲松龄“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柳如是别传》），顾青霞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注脚。

　　可是，顾青霞被孙蕙看上，成了后者众多姬妾中的一员了。他看上顾青霞，又转眼冷落了她。所以蒲松龄后来写《闺情呈孙给谏》替顾青霞发声：“深坐珠帘锁翠蛾，玉人何处醉弦歌？泪中为写相思字，写到相思泪转多。”这还是当初那个笑语嫣然的顾青霞吗？

　　蒲松龄跟孙蕙表面上仍然宾主相和，但他内心里，是否把孙蕙也当作醉生梦死的王孙公子？或许蒲松龄没有更深去思考这个问题，他只是觉得累了，该回家了。

　　十年颇得黄州意

　　此时是康熙十年（1671年）八月。第二年是乡试年，是时候回家备考了。告别幕主，感谢他一年的照顾，沿着来时路，蒲松龄又兜回了青石关下，家园和妻儿就在山的另一边。但这最后一段路却异常凶险。“日暮驰投青石关”，却没有客宿之处，只能冒着风雷山雨冲关，“潦水崩腾没马膝，激石擂炮鸣相摧”（《瓮口道夜行遇雨》）。电闪一瞬之间，照见路中间僵尸横卧，原来是“虎噬远行客，髑髅啮绝断股肱”！蒲松龄狼狈已极，浑身僵冷，纯粹凭着直觉踉跄而去。这在他整个南游历程中，恰似终局前一个戏剧性的额外之难。经历过这场大难，才真算脱胎换骨，重回本我了：“解衣榻上息惊魂，枕石久眠被始温。瘦骨着床初放胆，搔来犹觉此身存。”（《榻上》）雨夜敲打家门，熟睡中的妻儿惊醒，继而惊喜（《冒雨归家》）。回首千里外的扬州，那真像一场梦了。

　　归家以后，蒲松龄陆续跟扬州方面的友人通信，有寄给孙蕙的《寄孙安宜》，更重要的是《寄刘孔集》。刘孔集是与蒲松龄同时的宝应幕友，两人同住在一鹤轩，同卧同起，意气相投，互为酒友。这晚，蒲松龄坐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突然很想念远方的好友：“人坐荒庭夕照时，惊风入树搅愁思”，“为问刺桐花上月，此时照见广陵无？”（《寄刘孔集》三首）十年以后，蒲松龄得到刘孔集去世的消息，非常感伤，写了一首很长的五古寄托哀思。

　　十年之中，蒲松龄或许没有再见过刘孔集。扬州一别，千里成诀。哀风四面吹，蒲松龄会否想起自己在《聊斋志异》里写的那个关于酒和友谊的故事？《王六郎》中河上月下，人鬼对酌的场景，蒲松龄会期盼着与刘孔集也来一次吧。

　　而前此一年，康熙十八年（1679年）己未，《聊斋志异》完成了初步结集。归家十年，在功名上别无寸进，这部书是蒲松龄最重要的收获。他一并写下了著名的《聊斋自志》，结语道：“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光明日报》（2025年12月26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