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诗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我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对海洋的认知与利用一直居于世界前列。我们的祖先在远古时代就开始海洋捕捞；我国的一些古史典籍很早就提及海洋以及与海洋有关的故事与传说。比如，《诗经》多次出现“海”字，并有“沔彼流水，朝宗于海”的认识。西汉时期，中国人就已开辟了从太平洋进入印度洋的航线。明朝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也彰显了中国造船技术和远洋航海技术在当时称雄于世界，更诠释了中国和平利用海洋的传统。清朝魏源（1794-1857）编写的《海国图志》是一部有关世界史地的文献，也是一部关于海防战略与海防思想的著作。然而，与西方的海洋史研究相比，我国的海洋史研究在时间上较为滞后，一些学者认为是在20世纪初，且当时以海洋交通史为主要兴趣点。20世纪80年代，海洋史研究重回国内史学舞台，太平洋史作为海洋史的一部分逐渐受到学界关注。2022年，区域国别学正式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对区域与国别研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佳音。太平洋史研究属于交叉学科研究领域，其研究基础较为薄弱，因此，区域国别学科的问世给这一领域的研究既提供了显而易见的机遇，也带来了无法回避的挑战。

　　区域国别学提倡对区域与国别的全方位研究，势必给太平洋史研究带来新局面。

　　其一，研究主体地位的确立。传统学科背景下，海洋史研究归属世界史学科。自2011年成为一级学科后，世界史的学科地位有了较大提升。但是，世界史研究在区域、国别和领域内分布不平衡的格局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欧美国家史研究一如既往地占据主导地位，政治、外交与防务等领域的研究仍是多数人的兴趣所在。这就出现了如下现象：无论在中国史研究还是世界史研究领域，海洋史都处在较为边缘地位。前者中，海洋史研究局限于海洋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海外移民史或华人华侨史等领域；而在后者中，海洋史研究一般被嵌入殖民史、全球史范畴内。与传统学科不同的是，区域国别学强调对所有区域与国别的研究，而且注重对区域与国别方方面面的研究，不局限于政治、外交与防务等领域。因此，在新学科语境之下，太平洋史研究就成为区域与国别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把太平洋区域或国家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情况下，海洋史研究更是占据显著地位。

　　其二，研究内涵的扩大。传统学科格局下，太平洋史研究是为其他领域或其他课题研究服务的，其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较为单一，比如太平洋交通史、太平洋移民史、太平洋贸易史（包括非法的奴隶贸易）等。在区域国别学科背景下，由于学科或研究主体性的日渐显现，太平洋史的传统研究领域或研究议题依然受到关注，并且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望取得新进展。此外，由于交叉学科意识的渗透以及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的参与，以前被忽视的研究领域开始跃入学界视野，比如太平洋政治史、太平洋军事史、太平洋经济史等，还会出现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比如太平洋环境史（或太平洋生态史）、太平洋科技史、太平洋文化史、太平洋原住民史等。在研究议题方面，学科的交叉性与融通性、研究领域之间的相关性与互渗性，使得对特定领域内的研究议题有更多的选择。

　　其三，研究视角的转换。随着近代西方世界疯狂对外扩张，占领海洋通道以及利用海洋通道去攻城略地就成为西方历史发展的一个主要内容。由于被侵占的地方大都属于文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海洋叙事或帝国叙事因此就成了西方世界自证其种族优越论、制度优越论、文明优越论、欧美中心论的一种工具。区域国别学是新时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是主动建构中国学术话语权、向世界呈现中国学界有关区域与国别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学科平台，海洋史研究更是一个旨在重构海洋叙事、力破西方海洋学术话语垄断体系的独特领域。基于此，新的太平洋史研究需要学者具备更宽广的学术视野，需要关注中小国家尤其是小岛屿国家的海洋情结以及海洋环境变迁，需要立足我国的地缘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需要反映中国与太平洋世界的关系，需要向世界传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

　　其四，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传统学科背景下的海洋史研究由于主体地位的缺失以及研究范围相对狭小，其研究方法难以鲜明或独立地呈现出来。区域国别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多学科的交叉、多领域的融合、多议题的互联，使得不同的研究思路、不同的研究路径和不同的研究方法在海洋史研究中都可以一展身手。与其他海洋史相比，由于域内国家众多，区域或次区域划分交叉重叠，牵涉的学科、领域和议题纷繁复杂，因而太平洋史是海洋史研究中颇具挑战性的一支。面对如此复杂且有多重面相的研究对象，需要学者具备不同的研究视角，尝试不同的研究路径，运用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例如，借鉴语言学的比较研究方法来探究太平洋岛屿地区语言的多样性，借鉴地缘政治学原理来分析新航路开辟后太平洋地区的殖民竞争格局、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非殖民化运动趋势以及当下的大国竞争博弈态势等。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太平洋史研究也迎来了新的研究契机与手段。太平洋史研究涉及对多国殖民档案、航海日志、原住民语言等多语种史料的搜集、整理与解读。通过数据化处理和模型建构，将有助于还原西方国家在太平洋地区建立的殖民和贸易网络，助力研究者更为高效地解读原始文献，并发掘有待研究的问题。

　　其五，研究文献的多样化。区域国别学拓宽了太平洋史研究的领域和议题，多学科的参与也促使对相关文献资料的选择呈现出不同的思路与偏好，由此决定了太平洋史研究文献的多样化。一是特定领域的文献多样化。学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献种类及其质量。随着区域国别学科的发展，对特定领域、特定议题的研究必然提出较高要求。这一客观需求为搜集、整理、解读和剖析多样化的文献提高了门槛，也提供了动力。二是文献类型的多学科化特征。太平洋史研究需要多学科参与，不同学科有不同属性的研究文献，其重要性也有差异：有些文献对于某一学科是不可或缺的，但对于另一学科就不那么重要。然而，区域国别学的交叉学科属性使得不同学科之间存在相互借鉴的必要性。在这个意义上，太平洋史研究尤其是某些领域或某些专题研究就不得不参鉴不同学科的文献资料。

　　作为一个正在成长的研究领域，太平洋史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难与挑战。例如，太平洋史的主体地位尚未建立起来。太平洋史研究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或研究方向，与其研究体系的建构有着实质性关联。如果太平洋史研究没有确立一个清晰的研究对象，没有构建一个有着内在逻辑关联的学科架构、领域架构与议题架构，那么其学科或研究领域的主体地位就难以确立。还有相关领域的人才储备匮乏。目前从事太平洋史研究的人员屈指可数，这一现象显然不利于太平洋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不仅如此，在区域国别学科背景下，太平洋史研究对于多学科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愈发凸显。这类人才需要掌握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以便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太平洋史研究的复杂性。因此，加强太平洋史研究的人才培养，吸引更多的学者投身于这一领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内海洋史或太平洋史或大洋洲史研究有一定基础的高校或研究机构，应该充分利用区域国别学在其逐步推进中所衍生的各种机遇，乘势而上，以太平洋史研究为抓手，设立相应学科或研究方向，整合研究资源，组建学术团队，聚焦相关课题，为提升国内太平洋史研究水准作出应有的贡献。

　　《光明日报》（2025年12月15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