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上的中国色】

　　作者：王洪伟（河南大学中国陶瓷研究院院长、教授）

　　中国瓷器，是泥土与火焰的结晶，更是色彩的艺术。从商代青釉的初现，到明清彩瓷的绚烂，瓷器上的每一抹釉色都承载着历史的沉淀、工艺的智慧与文化的底蕴。这些“中国色”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中华文明的精神符号。以釉为墨，中国瓷器书写出独具特色的中国之美。

　　中国传统色彩分为五正色、五间色共十种，正色指青、赤、黄、白、黑五种纯正原色；间色五种由正色混合而成，指绿、碧、红（合赤、白）、紫、骝黄。其中正色又被称为“中华五色”，彰显着东方特质的审美观和宇宙观。

　　瓷以色分，门类繁多，但都脱不了传统中国陶瓷色彩正间底色。当中国瓷器与极具象征性、情感性的色彩观念相遇，无疑会擦出绚丽多彩的美学火花。

　　雨过天青

　　青色是中国瓷器最早的颜色，具有丰厚的哲学意蕴。商代中期，青釉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瓷器的开端。这种以铁氧化物为着色剂的釉色，在氧化钙的催化下，于高温中呈现从淡青到墨绿的丰富层次。宋代汝窑的天青釉更被宋徽宗推崇为“雨过天青云破处”的理想色，成为道家“清静无为”美学的优秀表达。

　　图片从右至左为：景德镇窑“大清康熙年制”黄釉云龙纹菊瓣盘、景德镇窑乌金釉描金龙凤纹凤尾尊、景德镇窑郎窑红釉观音尊、德化窑白釉观音像、龙泉窑青釉刻花缠枝莲纹凤尾尊

　　源起商周时期的原始青瓷，釉层浅薄，釉色褐黄色且不稳定。东汉晚期成熟青釉瓷胎质密坚硬，釉色多为青绿色或青黄色。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青瓷多呈淡灰色，北方青瓷青中泛黄。隋唐、五代时期，出现了青瓷工艺优异的浙江越窑和湖南长沙窑，釉色有青绿色、青黄色、青褐色等。其中越窑“秘色瓷”，颜色纯净，釉面青碧，晶莹润泽，犹如湖面清澈碧绿，相传专供吴越钱氏宫廷及中原朝廷使用；而后周据记载有一柴窑，其制品“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迄今未有确定窑址和传世器物发现。

　　宋代青瓷中汝窑、官瓷、耀州窑、越窑、龙泉窑、钧窑各有千秋。汝窑青瓷，胎质轻薄，釉色温润淡雅，以“汝为魁”享誉中外。官瓷开创厚釉工艺，以粉青色为上，莹润如玉。受越窑、官瓷影响，龙泉青瓷釉色浓翠莹润，恰似青梅色泽，故名“梅子青”。宋代文人以青瓷茶器斗茶，追求釉色中的“空灵清秀”，青瓷釉质如玉，暗合士大夫“君子比德于玉”的修身理想。

　　及至明清时期，南方白瓷勃兴，具有典型东方美学意涵的青瓷悄然淡出，一个瓷器新时代启幕。

　　类冰似玉

　　白釉的出现，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里程碑。白釉是瓷器之本色釉。瓷土、釉料都或多或少含有氧化铁成分，瓷器烧出后会呈现深浅不同的青色；而古人选择含铁量较少的瓷土、釉料加工精制，将含铁量降到最低，并在白胎上施以透明釉，从而烧制出白釉瓷。

　　钧窑葡萄紫出戟尊

　　白瓷创烧于北朝晚期的河南安阳窑、巩义窑和河北邢窑，釉色白中闪黄、泛青。隋唐时期，邢窑出现成熟白瓷，其胎质洁白，釉面光滑，白得更为纯正。“类雪类银”的邢窑白瓷与南方浙江越窑青瓷并誉为“南青北白”。唐陆羽《茶经》云：“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

　　晚唐到五代，邢窑逐渐衰落。河北定窑白瓷可烧出纯白色，并开创刻花、划花、印花等装饰技法。北宋至金元时期，河北定窑白瓷一度成为北宋贡瓷。北宋早中期景德镇窑创烧青白瓷或影青瓷，胎质极薄，含铁量低，釉色白中泛青，釉层细薄晶莹，器上暗雕花纹，内外映见。在瓷器花纹边上，会呈现出一点淡青色，其余几乎都是白色，故称“青白釉”。明永乐时期发明的甜白釉，光照见影，滋润若玉，给人以一种“甜”的感受，故名“甜白”。清代康熙时期的甜白釉有奶粉般的色泽，白而莹润，无纹片，也称“奶白”。到了清代，彩绘瓷的兴起，加剧了景德镇纯素白瓷的衰败。

　　明清时期，德化白瓷异军突起。德化白瓷中透光极好的纯白釉瓷，色泽光润明亮如凝脂，光照之下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有“猪油白”“象牙白”“少女白”之美称，欧洲人又称之为“鹅绒白”，法国人甚至以“中国白”直呼德化窑白瓷。

　　灿若红霞

　　红釉的烧制堪称瓷器工艺的“皇冠明珠”。中国传统色彩体系中的红色由赤、白色合成，虽为间色，但是随着历史发展，红色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正色，也是中华民族色彩崇拜的核心符号。

　　红釉瓷分为三种：铜红釉、铁红釉和金红釉。

　　第一种铜红釉，是以氧化铜为着色剂，高温还原烧制。唐代湖南长沙窑以氧化铜为着色剂，高温还原烧出呈褐红色的铜红釉。宋金时期河南钧窑将铜红釉斑施到铁青蓝底釉上，高温还原烧制出艳丽的鲜红色、玫瑰红、朱砂红、海棠红及玫瑰紫、葡萄紫、茄皮紫等釉色，绚烂多彩。金元时期钧瓷铜红釉烧制遍及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等窑场，形成庞大的钧窑系。

　　宋官窑粉青釉方花盆 

　　明洪武年间，景德镇御器厂研烧出纯正的红瓷器，红色鲜亮明艳。永宣时期的铜红釉，红中带黑，红而不鲜，更显静穆凝重，釉中闪耀出红宝石一样的光泽，因此称之为“宝石红”。宣德时期的祭红釉又叫霁红，红鲜适中，釉不流淌，也无开片，是高温铜红釉中的极品。清高宗乾隆皇帝《咏宣窑霁红瓶》云：“晕如雨后霁霞红，出火还加微炙工。世上朱砂非所拟，西方宝石致难同……”对宣德铜红釉赞赏有加。但宣德朝后，明代再无烧制高温铜红釉。

　　康熙年间高温铜红釉瓷得以复烧，甚至烧出郎窑红、豇豆红等名品。郎窑红釉色鲜红浓艳，极其绚丽。豇豆红仅见康熙一朝，是一种浓淡相间的浅红色釉，素雅清淡，红釉中带有绿色苔点，仿佛红豇豆的颜色，红色和绿色斑点相映成趣，颇有“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的美感，还可呈现“大红袍”“美人醉”“娃娃脸”“桃花泛”等不同釉色效果。

　　第二种铁红釉，由明代景德镇御窑厂创制。明代嘉靖年间因宣德祭红釉烧成难度大，以矾红替代铜红，矾红或珊瑚红是以铁为着色剂的釉上低温红彩，釉色光亮滋润虽不及高温铜红釉，且矾红彩釉面极易剥落，但烧成易于控制，成品率极高。

　　第三种是清代景德镇御窑厂烧制的金红釉，以黄金为着色剂，低温烧成，主要是胭脂红、胭脂水釉，因宛若女性化妆用的胭脂色而得名，偏粉红色，粉嫩莹润，也算是清代景德镇红釉中的一抹亮色。胭脂红釉的娇媚，珊瑚红釉的喜庆，融入百姓生活的岁时节庆，成为“中国红”民俗美学的代表。

　　深沉如漆

　　黑釉瓷的发展贯穿中国陶瓷史，但与青瓷、白瓷相比逊色不少。它的主要呈色剂是氧化铁，也以少量或微量锰、钴、铜、铬等氧化物为着色剂。黑釉瓷指的是纯黑釉色，新石器时代的仰韶彩陶、龙山文化时期的黑陶、宋金时期盛行的白地黑花磁州窑，都隐约可见黑釉陶瓷的影子，但都不能称之为黑釉瓷。

　　黑釉的诞生可追溯至东汉，东晋德清窑以“色黑如漆”的釉面媲美漆器。东晋到南朝初期，浙江德清窑掌握了成熟的黑釉烧制工艺，以含铁量6%～8%的紫金土配釉烧制黑瓷，瓷胎呈红、紫或褐色，釉层厚实滋润，釉面光亮，色黑如漆。

　　景德镇窑“大清雍正年制”款淡黄釉小碗 

　　唐代黑釉瓷主要分布在安徽、河南、陕西、山西等地。产于河南鲁山段店、黄道窑、苌庄窑，山西浑源，陕西耀州窑的唐花瓷，有的即是在黑釉底上施以蓝白斑釉，增加釉面泼辣生动的装饰感。

　　宋代定窑、耀州窑、吉州窑和建窑都烧制黑釉瓷，与宋代茶文化相得益彰，备受茶客青睐，风行一时，造就了黑釉瓷在历史上的高光时刻。建窑黑釉盏因斗茶之风盛行，其“兔毫”“油滴”“曜变”纹样被视为茶道美学的巅峰。蔡襄《茶录》称“茶色白，宜黑盏”，宋徽宗更在《大观茶论》中钦点建盏为御用茶器。吉州窑的木叶纹盏则以天然树叶烧入黑釉，禅意盎然，成为“朴素即美”的绝佳注解。

　　到了金元时期，河北、河南、山西窑场大量烧制黑釉，黑釉瓷成为当地百姓日常用瓷器。

　　当代出产黑釉的主要是福建建阳以及山西部分产区，其他产区已经极少烧制黑釉。

　　皇家气象

　　黄釉瓷分为高温黄釉和低温黄釉。唐代河北定窑，河南黄道窑、苌庄窑、新密西关窑，陕西铜官窑，山西浑源窑，湖南长沙窑，安徽寿州窑黄釉瓷器，辽朝内蒙古赤峰窑等都属高温黄釉瓷。河南、河北黄釉瓷多呈黄褐色，寿州窑釉下施有白色化妆土，黄釉偏黄绿色，有蜡黄、鳝鱼黄等釉色，很大程度上，此类黄釉应属于“青瓷釉”系列，并非纯正黄色。

　　低温黄釉瓷源起于明初景德镇御器厂，白胎，以浇釉法内外施釉，低温氧化火烧成，釉面肥润，通体无纹，色彩娇艳，称之为“浇黄”或“娇黄”，是纯正的黄色。明弘治朝黄釉器釉面光亮，色调均匀纯正，釉面平整无痕，色泽滋润娇嫩，莹澈若一泓清水，又如鸡油，冠绝明清两代。明晚期黄釉瓷一度停烧。

　　清顺治时期黄釉瓷复烧，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黄秞瓷主要以仿宣德、弘治黄釉瓷为主，也新烧出鹅黄、麦芽黄、蜜蜡黄、鸡油黄、蛋黄、粉黄、柠檬黄等不同色泽釉色，并附以刻花技法，烧制黄地绘青花，黄地加五彩，黄地粉彩，黄地珐琅彩，黄地刻花、印花，黄地添绿彩、红彩、紫彩等彩绘黄釉瓷。

　　明代对景德镇御窑厂黄釉瓷器实行禁令，严禁民间生产和使用。清代对黄釉瓷使用实行严格等级规范：皇帝、皇太后、皇后可配享黄釉瓷；皇贵妃、贵妃、嫔、贵人、常在只能分别使用里白外黄瓷、黄地绿龙瓷、蓝地黄龙瓷、绿地紫龙瓷、绿地红龙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清黄釉瓷器11万余件，以帝后生活日用器皿为主。

　　从商周的朴拙青釉，到明清的华彩斑斓，瓷器中的“中国色”是一部用火焰书写的文明史诗。丰富多彩的瓷色既是自然色彩，更是人文色彩，它们不仅代表着技术的突破与审美的积淀，更体现出潜隐于中国人内心的美学信仰。

　　从古代中国瓷器所见的中华五色，一方面展现了古代窑工的高超技艺和独特美学追求，另一方面也真切彰显了中华民族丰富多样的精神向往。古代中国陶瓷匠师以青、白、红、黑、黄传统色彩为底色，冶炼出五彩缤纷的中国瓷器世界，孵育成为珍贵独特的文化遗产，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里，流光溢彩，生生不息。

　　《光明日报》（2025年02月23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