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义（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所长）

　　苏州子城，据文献记载，这里一直是春秋以来苏州的行政中心和衙署区。位于苏州市姑苏区五卅路148号的金城新村遗址，即位于苏州子城范围内偏北的核心位置。遗址东侧及南侧与苏州公园相连，北距干将河205米，南距十梓街405米，东距公园路200米，西距锦帆泾245米。这四条道路合围区域正是南宋绍定二年（1229）苏州郡守李寿朋主持绘刻的《平江图》碑上所示的子城范围。

　　打捞起苏州古城千年记忆

　　2022年9月，为配合五卅路子城片区启动区金城新村地块规划建设，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组织专业技术力量对该地块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发现了丰富的文物遗存，堆积厚度有5米以上，初步推测其主体时代为东周至唐宋时期。

　　2022年10月至2023年4月，根据考古调查、勘探工作报告，结合地块实际情况和专家论证意见，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围绕金城新村遗址已发现的文物遗存，分两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考古发掘。本次累计发掘200平方米，清理灰坑和水井等遗迹30个，出土完整及可复原器物300余件（组），包括大量筒瓦、板瓦、瓦当、陶管等建筑构件，以及陶罐、陶甑、陶鼎、陶鬲、陶范和陶拍等生产生活用器，另外还甄别出马、黄牛和梅花鹿等十余种动物骨骼遗存。

　　该遗址堆积深厚，层位关系叠压清晰，自地表向下最深可达5.9米。上部为厚2米左右的近现代砖瓦堆积层，中下部为唐宋至春秋晚期文化堆积层。从出土遗物看，金城新村遗址不但在相应地层均出土了时代特征鲜明的建筑构件和陶瓷器等，而且还出土了较多带有铭文的器物，如唐“贞观七年”筒瓦、东晋“太（元）十三年”筒瓦等纪年铭文，新莽“大泉五十”铜币、戳印“右”字筒瓦，以及“曹”“李”“陈”“五”“十”等刻划陶文，还有类似房屋的刻划图案等。这些年代明确的典型器物分别代表了吴越姑苏城、秦汉会稽郡、六朝吴郡、唐代苏州、宋代平江郡（平江府）等历史时期。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金城新村遗址完整记录和见证了苏州古城发展的每一个关键阶段和节点，是苏州古城发展变迁的历史缩影。

金城新村遗址出土的秦瓦的整理现场 作者供图

金城新村遗址出土的秦代瓦当 作者供图

　　确认秦代会稽郡治所

　　在金城新村遗址出土文物中，有一批建筑遗物尤为瞩目，包括数量众多的红褐色大板瓦、红褐色或黑灰色筒瓦、陶管、云纹瓦当等。这些遗物出土于中间的探方，集中分布，层层叠压。与这批建筑材料伴生的一批陶罐、陶釜、陶甑和陶拍、陶范等生产生活用器，体量巨大，质量上乘，且形制独特，在苏州地区从未出土过类似器物。

　　在一次例行安全检查中，我发现摆放在架子上的一个瓦当很有特色，主题纹饰为云纹，但当心（即瓦当当面的中心。编者注）为网格纹，和常见的汉代云纹瓦当截然不同。根据以往的经验，我大胆推测这批网格纹当心云纹瓦当为秦代瓦当。再与天水四角坪秦代祭祀遗址出土瓦当比对，二者形制基本一致。经过业内多位秦代考古专家现场观摩后确认，这批建筑材料和秦咸阳宫、神禾原秦代大墓、兵马俑、栎阳城等遗址出土同类型器物，无论是制法、纹饰，还是尺寸都高度一致。因此我们认定这批金城新村遗址出土遗物为秦代遗物。

　　其中，尤为珍贵的是，我们在第三次筛查陶片时发现的一片带“右”字陶文的陶片。据兵马俑博物馆原馆长袁仲一先生研究，“右”是右司空的简称。右司空为秦九卿之一少府的属官，主管兴建，特别是砖瓦制造。“右”字陶文过去只出土于秦代高等级建筑遗址，如秦宫、秦陵等地，金城新村遗址出土了如此体量庞大的建筑构件，表明附近一定有高等级秦代建筑。

金城新村遗址出土的折沿高足鬲 作者供图

　　秦对苏州地区的统治时间很短，只有13年。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灭楚，统一江南，在吴越旧地设置会稽郡，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项梁、项羽杀秦会稽郡太守殷通，起兵反秦。在这么短的统治时间内留下体量如此巨大的建筑物，不难推定金城新村遗址就是会稽郡衙署所在地。换言之，秦三十六郡之一、秦朝东南方向最重要的军事行政中心——会稽郡的治所，就在今天苏州金城新村一带。

　　通过这批文物和关中秦代遗物的比较，我们发现二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特别是“右”字陶文，说明在营建地方政府衙署时，中央政府派出了相应的人员参与建筑构件的制作。既然中央对具体的建筑材料都有统一规定，对建筑的形制大小等，无疑也有统一的要求。

　　此外，与这批建筑材料共同出土的一批陶罐、陶釜、陶甑和陶拍等生产生活用器，带有明显北方风格。这种器物只在古城内出土，且几乎集中在子城一带。这表明秦统一南方以后，有一批北方人来到苏州地区生活。这些北方人进入吴越旧地，一方面承担中央政府对新征服地区的管控，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社会制度和建筑技术，促进了南方的发展和南北融合。

　　最近，我们又在苏州古城区发掘出土了两件带有“吴市”陶文的器物及残片，“市”字的写法和关中各处出土的“市”字陶文如出一辙。从字面意思讲，“吴市”即吴县的市场，是负责管理商品交易的机构。吴县是秦会稽郡首县，会稽郡衙署和吴县共处一城。这两件陶文的出土也可证明，苏州古城就是秦代会稽郡城所在地。秦代陶器上戳记的“某市”，是某地市府作坊的标记，其功用或类似今天的质监部门出具的“产品合格证”，戳记的“某市”器物，既表明该作坊生产器物符合官方的行业标准，是经过批准生产的合规产品，也是本地所出合格产品的标识，以区别于其他地区。“吴市”陶文的发现，反映了该项制度在秦新统一的江南地区，也得到有效迅速的推广。

　　秦统一之后，在全国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制度，金城新村遗址发现的统一规制的官方建筑，以及反映市场制度的“吴市”陶器，正是秦推行大一统制度的实物见证，表明地处江南的吴越旧地，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有效管理范围。

金城新村遗址出土的秦代巨型板瓦 作者供图

　　破解吴都“阖闾城”之谜

　　金城新村遗址在秦代地层下，还有较厚的春秋战国时期地层堆积和丰富的遗迹。在这一地层中，出土了细撇足灰陶鼎、附足深腹鼎、宽沿折腹灰陶盘、宽折沿高足鬲、敛口绳文灰陶矮足鬲、几何印纹陶罐、原始青瓷钟式碗、黑皮陶豆、黑陶双耳罐、贯耳灰陶罐、红陶宽沿圜底釜及夹砂红陶支脚等器物。

　　经过和资料的对比研究，我们认为这批陶器至少有两大来源：一是本地来源，即吴越风格器物群，如细撇足鼎、原始青瓷、几何印纹陶、黑皮陶罐等；二是江淮来源，即楚国寿郢风格器物群，如附足鼎、灰陶鬲、灰陶盘等。这一现象反映了苏州地区先秦时期历史演化的具体进程：春秋末年，越灭吴，吴越融为一体，随着越迁至琅琊，楚人势力进入淮泗流域；战国中期，越王诸咎返回吴越旧地；战国末年，楚威王大败越国，杀越王无彊，楚人尽取吴越故地，史称“越国乱，故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楚考烈王时封春申君于吴，楚在秦的步步紧逼之下不得不迁都寿春，随即春申君被杀，十余年后秦灭楚，于江南设会稽郡，对吴越旧地进行管理和控制。

　　该遗址除发现大量陶器外，还发现了十余种动物骨骼，有本地常见的水牛、鹿，还发现黄牛、马等北方动物，其中一件骨剑珌即以黄牛的髋骨制成。这些北方动物的出现，也显示出北方人群在战国末期已经长期生活于此。

　　鉴于该遗址的重要性，我们对出土碳样进行了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本遗址底部的主体年代在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这一结论和文献记载中的吴国都城姑苏城非常吻合。吴国都城姑苏城，俗称“阖闾城”，位置就在今天的苏州古城一带。

金城新村遗址出土的秦代陶水管 作者供图

　　这点本无异议，但2000年以来，在无锡马山和苏州木渎各发现一处春秋时期古城。无锡马山古城，因为元末明初《无锡县志》卷三载“阖闾城在州西福安乡相去四十五里”，因此被命名为无锡阖闾城遗址。苏州木渎古城因为靠近太湖，紧扼胥江，加之在现在苏州古城墙下未发现春秋时期遗物等因素，苏州部分学者便将木渎古城认定为吴都“阖闾城”。

　　如此一来，无锡马山阖闾城、苏州木渎阖闾城，加上苏州古城阖闾城，忽然出现了三个“吴都阖闾城”。史书记载，阖闾、夫差两代吴王在位仅有42年，不可能也不需要修建三个都城。我们通过文献梳理发现，所谓“阖闾城”实际有两种性质，一为阖闾所都之城，一为阖闾时期所建之城。无锡阖闾城和木渎古城均为阖闾所建之城，而苏州古城才是阖闾所都之城。但这个结论毕竟是纸上得来，缺乏实物证据，直到金城新村遗址以科学的考古发现，实证了苏州古城就是吴都姑苏城、秦汉会稽郡城所在地——终于，三个“阖闾城”的问题基本廓清，苏州古城2500年的历史得以最终验证。

　　《光明日报》（2025年02月1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