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卫卫（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讲师）

　　孙光宪（901—968）《北梦琐言》有载：“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寇犯阙，著《秦妇吟》一篇，内一联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而后公卿亦多垂讶，庄乃讳之。时人号‘秦妇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幛子，以此止谤，亦无及也。”

　　20世纪初，全文佚失千载的韦庄《秦妇吟》诗篇随着敦煌藏经洞文献的发现而再次面世。百余年来，在英、法、俄、日各地馆藏中累计发现敦煌《秦妇吟》写本11件（英藏为S.系列编号，法藏为P.系列编号，俄藏为Дх.系列编号，日藏为羽系列编号），篇幅上既有纵横26.7×185.3cm（P.3381）和40.6×174.9cm（P.2700）之长卷，亦有无法确定形态、不足5×5cm（Дх.10740-13）之断笔，装帧则卷轴、册页均有所见。这11件写本的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硕，涉及历史、文学、思想、教育、文化传播等多个方面，尤其是其中带有题记的6件写本，分别记载着它们曾经从属于寺学、私学或官学学生的历史过往，鲜明地展现出这一诗篇当时在敦煌地区教育领域的普及应用情况，反映出当时中原流行文化在多民族的敦煌地区所获得的高度心理认同，从一个新的侧面再次证实了两地在历史地理和思想文化双方面的源远流长。

　　写本形态与题记杂写

　　在十一件写本中，S.5476缺失首尾，Дх.4568、Дх.10740（6-11）+Дх.4758、P.3953三件为仅残存小碎片的写本残文，P.3910、Дх.6176仅有开头，S.5477缺失文首，所以从内容上来说，能直接被称为完本者不过P.3381、羽57R+S.0692、P.2700+S.5834、P.3780此四件而已。即便如此，如今也能够从带有首题、尾题、背题、杂写等内容的《秦妇吟》写本中，看到学仕、学仕郎、学士郎、学士童儿、寺弥、百姓等共计六种不同的署名和称谓，题记内容详情如下：

　　1、P.3381（905）卷尾：“天复伍年乙丑岁十二月十五日敦煌郡金光明寺学仕张龟写。”

P.3381写本尾题 资料图片

　　2、羽57R+P.0692（919）尾题：“贞明伍年巳（己）卯岁四月十一日敦煌郡金光明寺斈仕郎安友盛写记”；背题：“见金光明寺学郎索受成”。

　　3、P.2700+S.5834（920）卷尾：“贞明陆年岁在庚辰拾贰月。”

　　4、P.3780（957）卷尾：“显德二年丁已（巳）岁二月十七就家斈士郎马富德书记/大周显德四年丁巳岁（957）二月十九日学士童儿马富德书记”；卷背：“丙子年（976）五月十五日斈士郎杨定迁自手书记之耳□”。

　　5、P.3910（979/983）文首：“氾孔目学士郎阴奴儿”；背面杂写：“净土寺寺弥赵员住”；卷首：“己卯年正月十八日阴奴儿□□□”；卷尾：“癸未年二月六日净土寺〔沙〕弥赵员住左手书之。”按：敦煌文献中多处可见阴奴儿题记，如S.5256《新菩萨经》卷末（978）又“阴奴儿写经一卷”；S.5441《捉季布传文》（978）有：（氾孔目学士郎）阴奴儿自手书记之耳”等。

　　6、P.5477（无纪年）文字行间：“阴奴儿（见P.3910氾孔目学士郎）。”

　　根据上述题记可知，在敦煌地区，《秦妇吟》流布于学仕、学仕郎、学士郎、学士童儿、寺弥、百姓这些学习者的群体之中，是他们手写笔抄的通行内容。

　　学童群体与教材选择

　　从敦煌学专家李正宇、林聪明等前辈学者的研究来看，学仕、学仕郎、学士郎、学士童儿这些不同称谓均为中古时期敦煌学子的自称，且早期多自称为学生，后期多自称学仕郎，这一现象与敦煌所出《太公家教》《开蒙要训》《论语集解》《孝经》《王梵志诗》等诸多带有学子署名的其他写本文献题记情况较为一致。综合来看，学仕、学士郎、学士童儿等称谓与学仕郎也都大致意义相仿，均为尚且处于初级学习阶段的学生群体。敦煌的学生群体不论是在寺学还是私学、官学，其学习教材大抵相似，且寺学教学水平应当亦有不低于官学水平者，这一点从曹元深等归义军统治者子侄曾就读寺学的题记中就可以得知。结合学仕郎题记有确切纪年者基本为850年至986年之间、正处于敦煌归义军统治时期这一特点来看，中原流行诗歌《秦妇吟》能在多种性质的学校里成为学生们学习的教材，说明《秦妇吟》在敦煌地区被以教书先生为代表的当地民众广泛接受且高度认可，说明在中原地区十分流行的《秦妇吟》，同样在敦煌地区广为传播，甚至走入课堂，成为学童们的教材，体现了两地思想文化的高度一致性。实际上，敦煌的学校教育也是十分严格的，题记杂写中常常可以看到学童关于学习的打油诗，或自谦或自强，而且能够与敦煌壁画彼此呼应，共同体现出当时敦煌学校教育场景的真实历史画面。

　　从目前已知的《秦妇吟》写本情况来看，字迹大多较为拙劣，基本可以确定为初学者所书。学而优则仕，敦煌学校选择《秦妇吟》为教材的主要出发点，或与其他俗文学作品一样，主要是为了给学郎们以后写策论、作诗赋打基础。如《秦妇吟》这般既能包含历史事件、又广受推崇、还韵律合宜的诗歌，正适合训练学郎们在对答时策、了解史实、吟诗作对等各方面的能力。从据金滢坤对蒙童文化的研究成果以及日本学者伊藤美重子对敦煌学校与教育的研究成果来看，在有学郎题记的俗文学作品中，《秦妇吟》是存数比例最大的文献之一。这很可能是因为《秦妇吟》是当时新兴的典范作品，所以受到了更多关注，以至于学郎会日常随身携带、诵读学习，这一点从《秦妇吟》11件写本中存在两件阴奴儿所写小尺寸口袋本的文献形态上或可得以证实。

　　传播维度与传播范围

　　实际上，仅根据寺学的分布位置来看，6件有题记的写本中至少有3件是属于寺学学子。学界大多认为敦煌藏经洞文献或为三界寺资产，结合题记所明确涉及的寺院，可以推测，被教师们选为授业教材的《秦妇吟》，至少是以金光明寺、净土寺、三界寺这三所寺院的实际地理位置为中心，以学子们的活动范围为幅度，向外界社会进行了辐射式传播。根据李正宇等人的调查结果，金光明寺为敦煌著名僧寺，简称“金”，坐落于沙州城西北（P.2856V2、S.3905）。三界寺简称“界”，寺址在敦煌莫高窟前。净土寺也是敦煌著名僧寺，地址在沙州城内（P.3224、P.2032）。因此，书写和诵读《秦妇吟》的学子们并非同处于敦煌境内一隅，而是沙州城内、沙州城西北、沙州城东南皆有分布，而沙州正是敦煌的另一个称呼。分处敦煌城各个方位的著名寺院都在使用《秦妇吟》作自家学生的教材，说明敦煌各学校之间在选用教材方面存在互相参考、彼此通行的特点，也共同体现出不同学校教书先生对《秦妇吟》较为一致的正面评价。

　　与此同时，学校是教育机构，不同地址不同学校里的多位学子抄写《秦妇吟》，也就有可能将《秦妇吟》传入敦煌的大街小巷之中。从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学子们分处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学校又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学子们随身携带册子本的《秦妇吟》，往返于家校之间，穿梭于市井之上，这就必然给《秦妇吟》创造出从学校到家庭、再到市井的深度传播机会。《秦妇吟》不但在地位上具有学校教材这样学习典范的地位，而且其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文辞特点也天然具备深入民众之间、雅俗共赏的亲和力。比如，根据最新研究，现在分散于14个编号中的11件《秦妇吟》或可分为学郎写本、讲唱写本与民间写本三种性质（廖小红，西华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敦煌〈秦妇吟〉写本群研究》，2023年）。《秦妇吟》在中原是被制为幛子、户户悬挂的存在，虽然在敦煌是否被制为幛子今无实据，但其传给妇人孺子还是能够想见的。可以说，学校群体对诗歌的传播给予了极大助益，体现了当地的社会文化生态及其在社会传播深度方面的影响。

　　“吟”类文学作品本身即具有可以唱咏的特性，而敦煌藏经洞文献中又多有变文、讲唱文本丰富，曾经在历史长河中消失千年的叙事长诗《秦妇吟》，在以敦煌城内外为核心的地理范围之内，在以各学校学仕郎为传播主体的多维时空之中，于各自的社会活动轨迹上，以丰富多彩的形式传播于妇孺之间，流布于老幼之口，无疑扩大了这首诗歌在敦煌社会各层级间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使得这首源自唐两京的叙事长诗得到敦煌当地民众的了解和认同，具备了大众流行文化传播所需要具备的种种因素，形成了现象级的传播效应，从而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诗歌本身的传播。这既展现了敦煌教育中遵循中原教育制度的规则性，又体现了当地学校自行选取教材的个性化特征，还表现出了中原流行文学作品在敦煌地区所具有的学校教材与大众流行文化相结合方面的传播特色，对于今天的童蒙教育和对外文化传播，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

　　《光明日报》（2025年01月2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