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翟新明（湖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吕氏春秋·音初》记载四方音乐之始，其中关于南音称：“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据此，“候人兮猗”也就被视为南音之始，并在后世文献中被广泛接受。如刘勰《文心雕龙·乐府》称：“至于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沈约《宋书·乐志》：“禹省南土，涂山之女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哥，始为南音。”均是对《吕氏春秋》记载的延续。

　　不过，“候人兮猗”四字在不同文献记载中还存在文字上的差异。清代毕沅校《吕氏春秋》时已指出：“《选》注无‘兮’字。”俞樾称：“《文选·吴都赋》注引此文无‘兮’字。”（《诸子平议》卷二二）二家所指，均据《文选》左思《吴都赋》“登东歌操南音”刘逵注引《吕氏春秋》：“女乃作歌曰：‘候人猗。’”又日本学者松皋圆引盐田屯称：“《南都赋》善注引作‘候人猗兮’。”（《毕校吕览补正》卷六）则据《文选》张衡《南都赋》“坐南歌兮起郑舞”李善注引《吕氏春秋》：“女乃作歌曰：‘候人猗兮。’”即是说，《文选》同时选录《吴都赋》和《南都赋》，二赋注释虽然同引《吕氏春秋》，但一则引作“候人猗”，一则引作“候人猗兮”。相较于《吕氏春秋》通行版本中所记载的“候人兮猗”，前者无“兮”字，后者则倒“兮猗”为“猗兮”。此外，在毕沅、俞樾、盐田屯等关注到的《文选》中晋、唐人注征引《吕氏春秋》所存在的异文外，南宋王应麟在征引《吕氏春秋》时也存有异文，其《诗地理考》卷一引作“候人兮猗”，《玉海》卷一〇三则引作“候人猗兮”。

　　总体来说，“候人兮猗”“候人猗”“候人猗兮”三种异文的区别，在于“兮”字的衍文或脱文，“兮”“猗”二字的倒文。至如《北堂书钞》卷一〇六、《太平御览》卷一三五引《吕氏春秋》仅称“女乃作歌曰‘候人’”，将“兮”“猗”二字一并删去，则属于类书征引时对虚词的删节，并非异文形态。而对于前述三种异文究竟以何者为是，学术界尚存有争议。俞樾称：“《文选·吴都赋》注引此文无‘兮’字，是也。‘猗’即‘兮’字，不当并用。”（《诸子平议》卷二二）以“兮”字为衍文。松皋圆称：“盐田曰：《南都赋》善注引作‘候人猗兮’，宜从之。”（《毕校吕览补正》卷六）许维遹亦称：“《南都赋》注引作‘候人猗兮’，当从之。”（《吕氏春秋集释》卷六）均认为“兮猗”为倒文。

　　针对俞樾“兮”字为衍文之说，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赞同，蒋维乔、杨宽、沈延国、赵善诒合著之《吕氏春秋汇校》则表示反对，称：“‘猗’‘兮’古非不能并用，《晋语》曰‘猗兮违兮’，韦注云：‘猗，叹也。’……俞氏据《选》注删‘兮’字，无当也。”陈奇猷亦称：“古人以二叹词连用之例正多，如《诗·淇澳》‘绿竹猗猗’是。俞删‘兮’字，非。”（《吕氏春秋新校释》卷六）针对松皋圆倒文之说，蒋维乔等《吕氏春秋汇校》称“疑松皋圆之说近是”，陈奇猷则表示反对：“‘兮’‘猗’均是叹词，且是叠韵，则作‘兮猗’与‘猗兮’无别。松、蒋倒作‘猗兮’，多此一举。”（《吕氏春秋新校释》卷六）

　　事实上，“兮”与“猗”二字相通。以传世文献而论，孔颖达《尚书正义》于《秦誓》“如有一介臣断断猗”称：“猗者，足句之辞，不为义也。《礼记·大学》引此作‘断断兮’，‘猗’是‘兮’之类。”王引之总结称：“猗，兮也。”并关注到《诗经·魏风·伐檀》“河水清且涟猗”在汉石经中作“河水清且涟兮”的例证。（《经传释词》卷四）传世文献中的“兮”字，在已出土的汉代及汉前文献中，则被写作“可”（如安大简《诗经》）、“呵”（如马王堆帛书《老子》）、“旖”（如阜阳汉简《诗经》）等字。从这一角度来说，既然“候人兮猗”中的“兮”“猗”二字为同字，则确如陈奇猷所言，“兮猗”与“猗兮”并无实际区别，所谓倒文应是后来抄录过程中所致。

　　不过，在“候人”两个实词之后连用“兮”“猗”两个字形不同而意义相同的叹词，在同时期文献中也无法得到佐证。戴伟华已指出：“‘猗’‘兮’两个语助叹词连用在先秦文献中绝无仅有，楚歌、楚辞中也没有类似用法。”（《楚辞音乐性文体特征及其相关问题——从阜阳出土楚辞汉简说起》）除前述蒋维乔等引《国语·晋语》“猗兮违兮”外，如《初学记》卷一四引后汉秦嘉《述婚诗》：“猗兮容兮，穆矣其言。”也是“猗兮”连用的例子。但“猗兮”置于句首，与“违兮”“容兮”相应，此“猗”当为实词而非叹词，与“候人兮猗（或猗兮）”置于句末有所不同。蒋维乔等《吕氏春秋汇校》又称：“《候人》首句云：‘彼候人兮。’疑此本亦作‘猗候人兮’，‘彼’‘猗’亦声转。”即认为“候人兮猗”当倒作“猗候人兮”，但“猗”在“候人兮猗”中原为叹词，“彼”则为指示代词，二者也不能等同。至于陈奇猷所引《诗经·卫风·淇奥》“绿竹猗猗”，郑玄注：“猗猗，美盛貌。”知为形容词，也不能等同于“兮猗”。更进一步，如雷黎明所指出：“先秦传世典籍里大量存现‘兮’字，而出土的春秋战国文献中无一例‘兮’字。”（《先秦传世典籍“兮”字本貌及形用流变》）亦即在汉代以前的出土文献中，仅有“可”“呵”“旖”等字而无“兮”字的存在，则当《吕氏春秋》编写的战国之时，亦无“兮”字存在，其通行版本中的“兮猗”之“兮”字，即应是衍文无疑。

　　至于“兮”字致衍的痕迹，胡敕瑞称：“句中‘兮’字当是注文阑入，原文应作‘候人猗’。”（《试论“兮”与“可”及其相关问题》）但“兮”字未必是注文，更可能是对“猗”的旁记字。因旁记字阑入正文而衍，是古书抄录与校勘过程中常见的误例，王念孙《读书杂志》多举先秦子书旁记字误入正文之例，俞樾《古书疑义举例》有“以旁记字入正文例”，皆有论述，张涌泉亦曾对敦煌写本中的同类情况进行考证（《敦煌写本文献学》）。夷考其实，《吕氏春秋》所记载者原当作“候人猗”，“猗”在汉代被改写作“兮”，或本在“猗”旁记“兮”以解释此字，抄写者误将作为旁记字的“兮”字录入正文，遂变为“候人兮猗”，或作“候人猗兮”。

　　将“兮”字定为衍文，既有《文选》中《吴都赋》刘逵注引《吕氏春秋》“候人猗”的版本佐证，也有前人对于旁记字阑入正文而衍的例证，更有出土文献中汉代以前无“兮”字的文献依据。总结来说，《吕氏春秋·音初》中记载的南音之始实为“候人猗”，通行版本中“候人兮猗”的“兮”字为汉代以降将旁记字误入正文而造成的衍文。“候人兮猗”在后世的影响虽大，但揆诸实际，仍当以作“候人猗”为是。

　　《光明日报》（2024年11月25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