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庆中（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

　　近几年兴起的中国古典学热，与世纪之交以来的国学热有着内在密切的关系。溯其源，有三个时间节点值得注意，一是1993年北京大学创办《国学研究》，当年曾有人在《人民日报》撰文，报道“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二是2005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本硕连读的教育科研实体机构国学院，海内外媒体争相报道，可谓轰动一时；三是2023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申报中国古典学专业获得教育部批准，被纳入2024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填补了国学作为学校自设交叉学科在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中没有专业的空白。

　　20世纪90年代悄然兴起的国学，基本局限于学术圈子之内。新世纪第五个年头中国人民大学创建国学院，是基于社会层面广泛的国学热和学术界对中国传统学术整体特性的反思，尝试破除学科壁垒，打通文史哲，还中国传统学术及其研究、弘扬一个整体的面貌。中国古典学专业的获批，则是基于国家发展战略，即培植根脉，赓续文脉，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实现“第二个结合”，在文明互鉴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说到中国古典学，人们自然会想到西方古典学，西方古典学专注于对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哲学、艺术、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有学者认为，“中国本有与古典学相关的概念，称为‘国学’”（刘钊语）；有学者指出，“应将国学看作中国古典学”（朱汉民语），这些说法是富有深意的。从这个视角论，中国古典学就是中国的国学。在国学热持续多年的今天，人们研讨构建中国古典学专业和学科，是国学研究发展过程中，自我审视，与时俱进，更新和完善原有知识架构的新努力，是国学研究的新拓展，也是呼应国家发展战略，满足时代需要的新尝试。今天所谓的中国古典学，是以中华古代文明与典籍为研究对象，以探源、培根为基点，以整体把握、系统呈现为方法，以服务当下、走向世界为目标，深挖经典内涵，辨章其流变脉络，梳理中国传统经典知识体系的结构特征，考察其在历史不同发展阶段对中华文明乃至周边世界的意义，揭示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

　　中国古典学作为一个专业，其学科交叉的特征十分明显。追求学科交叉，恰恰是当年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在内的国内诸多国学研究机构成立的初衷，即破除学科壁垒，打通文史哲，解决近现代学科分类造成的对中国传统知识整体性的割裂、肢解等等。问题在于，如何才算交叉？如何才能打通？把文史哲等各院系从事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学者抽调到一起，拼成一个小学院，开授经史子集等方面的课程，就能够交叉、就可以打通么？近20年来大家几乎都走过这样一条探索的路。回过头来看，问题远非如此简单，交叉或打通绝非文史哲等课程的简单相加就能实现。文史哲等作为几种不同的学科范式，其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等是有着明显的差异的，只有在差异中求其同，才能找到交叉并进而打通的切入点。

　　有没有这个“同”呢？有的。例如，文史哲都离不开对经典的研读，尤其是对中国古代经典的研读。这就需要研读者掌握最基本的研读经典的知识与方法，如语言文字层面、文献层面、经典意涵诠释层面等。在这些层面，文史哲等是可以也是必须交叉并进而打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典学专业的设置，并不是要颠覆文史哲分科体系，也不是要淡化文史哲学科范式，而是在交叉的意义上为人文领域（甚至包括自然科学如中医）传统经典的研读打下更好的“地基”，以便在相对的意义上整体呈现古典知识体系的面貌，从而避免过早地先入为主地局限在某一范式之内，戴着有色眼镜去研读或阐释经典文献与史料。

　　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宜乎遵循“入乎小学，参稽西学，出乎大学，结穴于‘第二个结合’”的进路。这是一条由“通而精”到“专而深”，再到“明体达用”地扎实推进的学、研、履的进路。“入乎小学”中的“小学”较传统小学内涵要略宽泛些，特指文字学、文献学、语文学等，其中的文字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以及古文字学中的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等；文献学包括版本、目录、校勘、出土文献整理以及与人工智能科技相关的古籍数字化等；语文学则特指少数民族历史语言学等。“入乎小学”，目的在于引导学生打下坚实的语言文字、文本文献史料等方面的根底。这一点十分重要，是经典研读的入手功夫。在近现代中国大学学科设置过程中，这些本来应该是人文领域的研究者所普遍具备的小学知识，却被作为少数高校相关院系的二级学科，成为专门之学，且只有相关院系从事该专业研究的部分学生修习。所谓“方法变成了目的”，造成了方法与方法所要服务的对象之间的割裂。“参稽西学”中的“西学”，一方面是指借鉴和吸收国外汉学研究的方法、理念和成果；另一方面是指借鉴和吸收西方古典学研究中的经验和成就。当然，也包括借鉴和吸收西方人文研究领域的前沿理论，兼通中西，参学互鉴，以培养学生宽博的人文视野和振拔中国学术于世界学术之林的胸怀与勇气。“出乎大学”中的“大学”，较传统所谓的“大学”内涵也略宽泛，或许谓之“经典学”更为恰切，除传统的经学、子学外，还包括历史、文学、宗教、自然科学以及少数民族的经典等。运用小学的方法，参稽西学的经验，借助于经典的诠释，梳理中华文化的基因图谱，探源中华文明的渊源流变，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程，解析中华文明的特征及其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与现代价值等，是“出乎大学”的主要工作。这毫无疑问也是文史哲等各学科交叉互通的一个点。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结穴于‘第二个结合’”是从明体达用的层面，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这就是中国古典学专业建设的初心与使命。

　　《光明日报》（2024年10月2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