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志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吴玉章（青年学者）

　　学人小传

　　郭湛，1945年生，黑龙江海伦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1969年吉林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1981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世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兼认识论分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主编。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委员、学部秘书处秘书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顾问。著有《人活动的效率》《主体性哲学》《公共性哲学》《社会的文化程序》《哲学素质培养》与《论实践的效能、效果和反馈》《人的主体性的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批判理论》《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成就与思考》等。

　　哲学是一种历史性的思想。哲学研究的前行，离不开以学术阐释为基础的思想理论创造。数十年来，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郭湛先生撰写了大量富有思想创见和社会影响的著述，求索、回答了一系列理论与现实问题，于哲学观、实践观、认识论、文化观、人的哲学和政治哲学等多个领域锐意开拓，为我国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韩愈有言：“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郭湛先生为文情理交融、不尚浮华，为人仁义厚道、和蔼可亲，对学术充满虔敬与热爱，对现实胸怀敬意与关切，对师长心存敬重与感激，对学生满怀尊重与关爱。每一个到访过他办公室的人，不论年少年长，无一例外都“享受”过被他送到门口的礼遇。这是长期人格修养的自然呈现，也是郭先生对自己所主张的“文化”之人的主体性与公共性的自觉践履。

　　遇见哲学，亲炙名师

　　1945年，郭湛先生出生于黑龙江省海伦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本名郭修齐。1952年，他开始在齐齐哈尔上小学，后转学至哈尔滨。1958年，他到哈尔滨第五中学上初中，1961年考上哈尔滨第一中学读高中，不久转学至伊春第一中学。在小兴安岭“林都”绵延起伏的林海雪原中，郭先生和如今的学子们一样，为高考做着准备。那时的他，热衷感性具体的事物，因而报考了提前招生的美术院校。无奈未获成功，郭先生匆匆复习文化课参加高考，报考了几所高校的中文、历史、哲学专业，最后被吉林大学哲学系录取。

　　错过生动形象的美术，郭先生竟与抽象思辨的哲学相遇。1964年秋，他怀揣着憧憬，也带着一丝懵懂，从伊春到长春，进入哲学世界，开启了自己的哲学人生。当时，吉林大学哲学系有多名教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班，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高清海先生。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真正流淌进郭先生的心田。

　　大学毕业后，郭先生回到小兴安岭，任教于伊春师范学校，主讲哲学课程。当时的学生年纪普遍和他相仿，个别人的年纪甚至比他还大一些，师生相处融洽。受吉林大学师长们的影响，他注重深入浅出地讲授思想理论，清晰准确地分析和解决问题，颇受喜爱哲学的学生们欢迎。在教学相长中，郭先生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在大学所受的哲学训练，是从事教学和研究的根基，但这个训练只开了个头，并没有完成。他时常在学校附近的原始森林中仰望参天大树，再度深造提升哲学素养的愿望在心中升腾。

　　1977年，郭先生被调至中共长春市委党校任教不久，得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招收研究生的消息。他征得单位同意，获得了1978年参加考试的机会。结果，还没来得及在党校上一堂课，他便被录取为研究生，重新开始哲学学习之路。

　　1978年10月，郭先生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研究生。当时人大哲学系大师云集、群星璀璨，其中，萧前、李秀林等先生是高清海先生当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班的老师和同学，让他倍感亲切和振奋。三年时光中，郭先生系统阅读了中外哲学经典文本，做了大量富含个人心得体会的读书笔记。此外，他还聆听了校内外诸多著名学者的授课与讲座，领略了学术大家的风采。打动郭先生心灵的，不仅是丰富的哲学知识，还有当中的理论思维以及正确而深刻地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郭先生体悟到，这些大师所表达的不只是学术的精微，更是思想的深刻；不仅是眼界的高远，也是胸怀的宽广。

　　思考实践与认识

　　改革开放之初，国人在思想解放的同时，也迫切需要在行动上发生变革，从而改变现实、改善生活，推动社会发展。这就要求在理论上对人的实践展开深度理解。郭先生的专业研究正是从实践开始的。

　　实践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有些人时常走向另一个极端：简单、过度地强调实践的决定作用。许多问题仿佛只要一诉诸实践甚至仅仅提及实践，就可以迎刃而解，然而，对实践自身的解析却相当欠缺。显然，这是一种简单性思维。郭先生洞察到这一问题：认识的发展过程被分解开来，从其各个部分、各个方面的区别、联系及整体上加以分析；而实践作为发展过程未被分解开来予以详细剖析。以对于实践的模糊认识笼统地求解相关理论问题，得出的许多结论自然难以明晰。于是，他着力对实践本身展开哲学“解剖”，让人人“熟知并非真知”的实践变得更为清晰可见。

　　1983年，郭先生的硕士论文《论实践的效能、效果和反馈》在《哲学研究》刊发，其价值自不待言。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实践及其效能、效果和反馈的规律。实践过程中诸因素相互作用的展开表现为实践效能，而这种相互作用展开之后的凝聚则构成实践效果。从实践过程本身的展开看，如果原有的实践过程出现某种与预期不符合的结果，就需要依据对实践结果及其原因的分析，改变实践的程序设计，并引发实践过程本身的改变，直到出现预期的效果。实践及其效能、效果和反馈诸环节构成动态的循环，即“实践—效能—效果—反馈—实践”。这种循环是普遍而必然的，是实践运动的基本规律之一。这或许是学界首次对实践之规律所作的把握。郭先生思想的敏锐由此可见一斑。

　　硕士研究生学习让郭先生得到了严格的专业训练，成为一名刚健有为的思想者。1981年毕业后，他留校任教，自此一直耕耘于人大马哲的百花园。同时，哲学的春天也大踏步地向包括郭先生在内的一代中国学人走来，让他们能够盛放自己的思想花朵。

　　认识和言说同实践一道构成人的活动的三种主要形式。受博士导师夏甄陶先生影响，郭湛先生在深入考察实践及其效率的基础上，也对认识及其效率展开哲学思索。相对于实践，认识论研究的难度或许更高。因为这是人以有限的认识能力对自身的认识展开的研究，是对认识本身的认识。人的认识时常出现偏差，给认识结果乃至实践活动造成不良影响。在1992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维操作及其偏差的校正》一文中，郭先生分析了发现思维操作偏差的一般模式，即“反馈—对照—复现—审视—自省”，并提出了校正思维偏差的主要方式：逻辑校正、事实校正和实践校正。这些研究深化了人类对自身思维操作的理论把握，十分有益于认识的进步特别是认识效率的提升。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每个社会成员乃至整个社会的效率，对社会的发展速度有直接影响。郭先生注意到这一关乎社会进步的重要问题，暗下决心从哲学的视角促成其解决。1984年，郭先生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人活动的效率》，正是对人的活动效率进行系统深入的哲学探索。该书提出，效率即活动的产出与投入的比率关系。这一哲学概括十分精准、深刻，各种效率问题唯有从这一理论高度透视方能走向深入。《人活动的效率》于199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夏甄陶先生在该书序言开头明确强调，这是一部哲学著作。之所以如此郑重声明，同哲学界当时不作此类研究颇有关系。在大多数人看来，哲学研究的是抽象的问题，像活动效率这样的现实具体问题皆在哲学的范围之外。其实，哲学将此种现实问题转化为理论问题，以思想的方式展开深度反思，形成系统性的理论认识，有助于引导现实活动的改变。因此，这同样应当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进路。

　　从哲学解读文化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经济社会的初步发展，文化复兴势所必然地成为全民族关注的焦点，亦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郭先生潜心从哲学视域关注文化问题，成为受同人普遍敬重的文化哲学研究专家。在他看来，文化概念应实现从狭义向广义的转变，由小文化观转向大文化观。大文化观不是将文化看作社会即人的世界的一部分，而是视为人的世界的全部，尤其是其中的精华。郭先生强调，立足广义文化概念的大文化观是一种世界观、人生观，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这是学界对文化理解的一种根本性变革，构成文化研究的一种崭新思路。

　　对于文化的概念，人们众说纷纭。郭先生从哲学层面出发，从关于文化的诸多定义中进一步提炼出文化的本质：“人为的程序”与“为人的取向”的统一，或者说以为人的取向为核心之人为的程序，并就这一本质展开说明和论证，从而对文化作出一种富有特色的哲学界说。他指出，已有的众多定义表明，文化最突出的特征或最根本性的内容是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意识方式。概括起来，即人的活动方式。文化是一种程序。它是人给自己的社会行为编制的程序，是同类活动方式通过比较、选择而优化的程序。这种程序是人为的程序。文化是人为自己确定的活动方式、方法、规则、目标、途径等。文化程序由取向引导。理性的人之所为是有目的、有指向、有追求的，这些可统称为取向。程序和取向构成文化的两个本质性向度。文化程序由文化取向引导，而文化取向则通过文化程序实现。在应然意义上，文化的取向是为人的。这种为人性是贯穿文化程序之中的本质属性。这是关于文化的深刻理解，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愈益取得学界的认可。

　　20世纪以来出现的文化相对主义是一种颇受关注也值得关注的思潮，这种思潮关涉的问题其实远远溢出文化的范围。郭先生对此思潮作了反思与批判。文化存在着相对性和绝对性的关系问题，这一关系构成理解文化相对主义的关键所在。他指出，文化的相对性易导致某些文化相对主义理解，但不应走向极端，成为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具体的文化总是属于一定主体的、处于特定时空中的历史的存在，因而有其相对性。但把文化的相对性推向极端，只承认文化的相对性，不承认这种相对性中存在绝对性，即稳定的可以超越特定主体、特定时空和在不同的文化主体之间传播、交流和转换的东西；只承认每种文化的独立性、个性或特殊性，不承认不同文化间的相关性、共性、普遍性，就走上了错误的道路。这一见解为批判和超越至今仍然流传的文化相对主义提供了坚固的理论基础。

　　对文化的哲学理解为新时代中国的文化自信提供了丰厚的理论条件。郭先生指出，文化自信以文化自觉为前提，真实的文化自觉构成真正的文化自信之根基。这一见解对于中华民族在当代生成进而提升文化自信富含启示。在对文化自觉的反思中，关于文化的理解、持守和创优的问题，尤其需要在理论上予以关注，在实践中加以解决。文化必须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一个民族文化的真正生命力在于其创造力，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依赖于自身创造力的迸发。从根本上说，文化创造的目的不是更新，而是更好，即更真、更善、更美。文化的进步是不懈创优的过程。唯有发扬文化的创优精神，中华文化方能在当代通达本真意义上的复兴。这是从哲学视角对文化发展的深刻解读。

　　探寻社会历史大势

　　在考察实践与认识的同时，郭先生对作为其丰厚土壤的人类社会历史，特别是其中的必然性，如规律、机制和趋势等作了深入研究，既推动了对实践与认识的合理理解，亦为更准确把握人类社会历史提供了可靠的理论锁钥。作为学者，置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他胸怀强烈的使命意识，力图从学术的视角探寻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势与人类历史前行的逻辑。

　　规律作为本质的必然联系，是社会历史的深层奥秘，令人着迷，又难以把捉。探索社会历史的规律，不仅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郭先生关于社会系统中被动效应与主动效应的阐释，是能够为人们直接感知的一例。在社会生活中，时常发生一种消极现象：一些人不是把自己看作社会的能动主体，而是视为受动的被作用者。他们认为，自己的活动对于庞大的社会之网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自己的努力无济于事，那么就只能坐待别人作用于自我，给自己创造充分的条件，然后才能行动。一个人采取这种态度，就会影响相关的他人。许多人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在社会系统中造成下落式的协动，降低社会成员普遍的能动水平，减弱社会生活的活力，导致整个社会出现大范围的被动效应。对此，郭先生大声疾呼，“每个人都应作为自觉的主体来主动、能动、积极地行动，从有利于社会整体发展的方向上作用于其他社会要素”。这对于理解社会生活及其复杂性具有启示，特别是对于消解目前仍然存在的被动效应，推进主动效应，创造积极向上、昂扬奋斗的发展氛围富有启迪。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让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就取得巨大成就，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充分激发了每个人的积极性、能动性。全面深化改革同样需要甚至更加需要发挥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能动性。

　　社会历史规律通过相对具体的机制实现。由规律到机制，能够更具体地把握社会历史的必然性。郭先生尝试揭示历史前行的机制，更为深入地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脉搏。以教育部委托项目为契机，他和博士生们专题考察了社会运行的机制，尤其是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和谐的方向引导机制、动力机制和利益机制，并从这三种机制出发分析我国社会改革、发展、稳定、和谐的互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同改革、发展、稳定、和谐的良性互动密不可分。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是改革的目的，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保证，和谐是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他认为，中华儿女需要确立系统、辩证的思维方式，建立和完善制度、体制，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和创新，持续优化社会机制，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实现社会系统的优化。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今天，这一思考仍然具有价值。

　　在必然性的规律与机制作用下，社会历史表现出某些确定不移的趋势，特别是“大势”。于当代中国而言，最突出的“大势”是社会主义的更高发展。郭先生考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特色与品格问题，提出“非模仿者总会形成自己的特色”，但“具体特色有品格高下之别”，因此“要不断强化特色升格意识”。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应当持续向社会主义的高阶品格迈进，不懈提升自己的品格。在此意义上，中国特色即中国特长。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愈益生成和展现更加强大的生命力与吸引力。正确认识特色与品格的内在联系，有助于在实践中避免盲目性，更自觉地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步伐，趋向社会发展的更高目标。

　　从主体性到公共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人的主体性日益发展，主体意识、主体精神、主体地位等问题日益突出，同时，反主体性效应亦日渐显现。中华民族对合理主体性的需要愈益迫切。1992年，一位美国学者撰写的《主体性的黄昏》在国内出版，类似“主体性的黄昏”这样的说法甚嚣尘上，一些人开始轻慢乃至否弃“主体性”。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郭先生对人的主体性展开了十分深入的哲学省思，成为主体性研究热潮中的弄潮儿。他的《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一书，深刻界说了主体与主体性，揭示了主体性的矛盾内涵，进而从个人、群体和人类这三种人的形态对主体性作了解剖，最后在反思当代主体性困境中提出可能出路——发展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郭先生强调，主体性不是夕晖而是朝霞，包括华夏儿女在内的当代人类仍旧十分需要主体性。当然，这以确立合理的主体性观念为前提。

　　在一般意义上，人的主体性存在某种具有规律性的演化过程。郭先生提出了一种关于个人主体性演化的理论“假说”。个人主体性的发展大体经历三个时期、九个阶段：在“初级期”，人的主体性由“自在的主体性”“自然的主体性”“自知的主体性”和“自我的主体性”这四个依次上升的层级构成。在“转折期”，人的主体性主要表现为“自失的主体性”。而在“高级期”，人的主体性则从“自觉的主体性”逐层上升至“自强的主体性”“自为的主体性”，最终通达“自由的主体性”。其间，以自失的主体性为转折点，将前四个阶段与后四个阶段划分为初级和高级两大时期。郭先生将自然科学中的“假说”运用于哲学，提出了关于主体性演化的这一假说，彰显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交融。这一假说提出三十年后，仍旧没有被驳倒，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科学。

　　社会历史中活动的文化之人，在逐步意识到个体主体性的意义与局限后，势必走向共同主体性或主体间性。然而，这一过程是艰难和缓慢的。事实上，在现实社会中，充满了源于欲求和利益分歧而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乃至冲突。这种冲突构成现代社会尤其西方现代文明一种内在而本质的矛盾，甚至一定程度地瓦解着文明的根基。基于此种认识，郭先生在系统考察人的主体性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人与社会的公共性，并于201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作为《主体性哲学》姊妹篇的《公共性哲学》，受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广泛关注。当前，各门社会科学都在从各自视域、以各自方式研究各类公共问题。从哲学层面省思公共性问题，无论对于科学还是哲学，对于理论抑或实践，都有重大价值。从主体性到公共性，既反映了郭先生哲学研究的心路历程，亦表征了中国社会的变化过程。

　　郭先生从较具体的公共性表现或样态入手，发掘其普遍具有的共同本质，尝试达至对公共性本真的哲学理解。根本而言，人的公共性是人作为公共性存在的规定性，或者说是人在共在活动过程中生成和显现的品性。诚如郭先生所言，公共性主要指向人与人的关系，它是社会成员之间的主体间性，即由更多主体形成的增加了某种新质的共同主体性。他指出，公共性是对主体性的超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呈现出“从主体性到公共性”的范式转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性的范式转换是：前主体性—主体性—主体间性—公共（共同主体）性。前主体性标志着传统的人的发展状态。主体性是现代人的主要特征，个人成为独立、自主、自由的主体。在当代，主体之间通过交往、合作形成主体间性。主体间的关系超出少数人之间的关系，就会成为一种共同主体性。他强调，一个公共性的时代已经到来。共同主体性、公共性的发展是现代社会生活发展的必然逻辑。公共性的建设和完善作为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过程中具有核心意义的问题，理应成为当代哲学特别是当代中国哲学关注的焦点。这些见解引发了较大反响，业已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并引领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方向。

　　在“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郭先生郑重指出，中国当代哲学研究一定程度存在重阐释、轻创造现象。唯有挺立时代现实与思想潮头、达至时代最高水准、具有高度原创性的哲学研究，才可能锻铸出真正优秀的哲学思想。经典的哲学研究具有超越时间的恒久意义，但它们唯有通过思想理论的勇毅创造方能实现。他强调，为实现中国当代哲学的本真发展，应扭转重阐释、轻创造倾向，在学术阐释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思想创造与理论建构。这一见解得到许多学者认同，对于新时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在长期交往、交流过程中，笔者深感先生这一呼喊发自肺腑，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严肃考量与热切吁求。郭先生不仅在言论上倡导，而且始终在扎根现实、立足学术的基础上开展思想理论研究。他诸多具有鲜明主体性与原创性的哲学研究成果，正是当代中国学人努力建构高水准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建设主体性、原创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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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2024年10月14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