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光文学巨匠·纪念张中行诞辰115周年】

　　作者：陈剑晖（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作为“燕园三老”之一的张中行，曾经被历史的尘烟湮没，少有人知晓。但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学者散文”进入人们的视野，张中行、季羨林、金克木这些年长的学者，一夜之间老枝返绿，成为许多读书人追逐的光束。那么，这些文学巨匠为什么如此受欢迎？今天的作家又能从他们的写作理念、艺术追求和精神人格中学到什么？在纪念张中行先生诞辰115周年之际，我们不妨就这个问题说开去。

张中行（1909年至2006年） 

　　既有旧学的源流，又有新学之气象

　　张中行这一代人不同于当代作家之处在于，他们自小都接受过比较正规的传统文化教育，古代文化的学养十分深厚，同时他们年轻时大多游学西方，受到西方文化的浸淫，兼之他们还耳濡目染了“五四”时期学人的思想和风采，因此他们的思想和为人处世更接近于“五四”学人。他们以传统士大夫的理想与情怀来创作散文随笔，以科学家的理性来介绍知识，释疑世间万物万事，又以哲学家的智慧来感悟社会人生。如此，他们的散文自有一种广博阔大，一种古朴的历史感和文化氛围。

张中行书法作品

　　张中行沉默了近50年，在80岁高龄时厚积薄发，著作一发而不可收。观其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著作，包括《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禅外说禅》《顺生论》《流年碎影》《文言和白话》等，皆为上品。有人说张中行是杂家，因他的思想贯穿儒释道，又深谙西方哲学，其创作又涉及哲学、语言学、辞章学等，更有人说他是“大器晚成”，但显然这都不是一日之功，是长期沉潜修养的结果。因为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方枘圆凿，看不到居高临下的傲慢，也看不到炫耀知识的“掉书袋”，看到的是庄子与罗素的友好握手，唐诗宋词的意象与怀疑主义哲学相互交织，平静的叙述与浅白但内蕴丰厚的文字互补相融。

　　张中行的文章，既有旧学的源流，又有新学之气象，既有诗人的感伤、哲人的情思，也有史家的纵深，这就形成了他散文独特的风格：平民的情感基调与古典哲学的高贵气质俱在，朴素平易的表达与文采风流俱现。而其骨子里，则是对有限世界的热爱，对无限与不可知世界的敬畏。我想，这大概是广大读者喜欢张中行散文的原因吧。

　　反观当下的一些作家，缺乏的正是这种中西文化深度融会贯通的能力，以及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学养。中国当代作家有必要向张中行这一代作家学习，既拥有世界性、现代性的视野，又回归到我国“文”的伟大传统。只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得足够的营养，以此来丰富强健自己，才能更有作为地参与现代化国家建设，为人们提供更多的精神力量。

　　以超然的姿态、理性的眼光，审视社会人生的全景

　　张中行的“学者散文”给当代作家的另一个启示是，文学创作不能心浮气躁，更不能急功近利，而应以超然的姿态对待文学。

　　季羡林说过：“中行先生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淡泊宁静，不慕荣利，淳朴无华，待人以诚。”这并非说张中行是无所不能的强者，而是指他有“超然”之心与“超然”的人生态度，即“禅境人生”，追求“不动情的心境湛然”。但要能真正抛开心智的迷障，看透名利的虚妄，达到“湛然”心境谈何容易。张中行把深奥的玄思根植在现实的土壤上，又融入了近现代西方哲学思想，他对现实人生保持着一种旁观者的姿态，或进行自我反观。

　　他一生安贫乐道，信奉“贵生”，崇尚“顺生”。他就是希望做点学问，看点书，写点书，憧憬超然、恬淡的生活，因此在人生路上，不管碰到什么困难挫折，他都能泰然自若，不随同世俗，固守自我之本分，从而得大自在。在人格精神上，他崇尚理性，坚持“让人疑”的独立思辨的怀疑主义，既有爱因斯坦式的诘问、罗素式的自省，又有道家的无为。在写作上，他只写自己想写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不是为创作而创作。他执着而又淡泊，体现出一种高迈、稀有的人格境界。他的这种超然，并不是对现实社会历史的退避和否定，而是以一种理性的眼光去审视社会人生的全景。在张中行的身上，或多或少留存着魏晋遗风。

《负暄琐话》

　　张中行的“学者散文”写作，体现出一种内敛性的思维方式与行文的节制。内敛的思维方式推崇“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服膺“静”“命”“常”“明”的“动态平衡”规律。内敛式思维注重直观、直觉、内省和体悟，其间既有质疑、批判、自我忏悔，也有冥想冷观，有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含蓄。内敛式思维崇尚古朴简洁，既蕴含着古典的遗风余韵，又充满着科学的精神和现代的意识。内敛式思维看似平平淡淡、不温不火、从容不迫，内里却有独特的生命体察。正是因此，内敛式思维具有“不事张扬”和“缄默的智慧”的特征。它拒绝飞扬浮躁，远离抒情感伤，亦与急功近利无缘。这一点在张中行的散文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比如，他一再强调人要“顺生”，认为“生，来于天命，我们抗不了，于是顺；顺之暇，我们迈出几步，反身张目”。自然平淡的语言，体现的是中西融汇的生命智慧和对人世百态的冷静观照。张中行有大量写人记事的散文，思维方式很独特。他笔下的文化名人如章太炎、熊十力、梁漱溟、刘半农等，个个如雷贯耳，但他没有去渲染他们学术上的成就及影响，而是以近于《世说新语》的笔法，琐话琐谈，极尽这些文化名人的奇癖、怪癖和随便淡泊的性格。他写熊十力“信道笃”“能躬行”，由人谈到文，由浅及深，由近及远，由面相到内心，琐事轶闻中有“史”，而“史”中又有“诗”。总之，在这类写人记事散文中，他像是与一个个老朋友聊天，又像是在欣赏一件件文物古董，其间的褒贬臧否都节制、内敛，点到为止。这种内敛性的思维方式与行文的节制，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同样富有启示性意义。

　　有智慧的散文启人心智，又带来阅读的愉悦

　　智慧写作，是张中行的“学者散文”给我的另一个深刻印象。为什么张中行的散文如此诱人？其中固然有学识，有人生的修养与人生境界使然，但若没有智慧的渗透、润滑，则学识有可能变成“掉书袋”，人生境界也有可能因坚硬、刻板而流于说教，使散文失去了味道。可见，散文尤其是其中的随笔小品等品种，不但需要修养、学识、思想，同样需要作者的人生智慧。

　　有智慧的散文既启人心智，传达真理，激发起读者的理性认识活动，又带来阅读的愉悦。没有智慧的散文一般来说都显得干巴枯燥、呆板滞重，而且往往伴随着思想上的苍白和艺术上的平庸，这样的散文就如大锅清水汤一样寡淡乏味。所以，文学史上那些优秀散文作家，一般来说都具备较为出色的主体人格智慧。

张中行夫妇与启功（中）合影

　　在智慧的渗透和表达方面，张中行承续了前辈散文作家的优良传统，又体现出独特的人格色彩。他的智慧，在于平和的叙述中透出知识分子的气质和诗化哲学的风味，并将科学理性、思辨和情趣高度融合。此外，他在叙事中尽量将议论和抒情控制到最低限度，在不臧否、不褒贬中，体现对历史是非、人性美丑的道德和美学判断。总体来看，主体人格上的智慧和诗性，不仅给张中行的散文带来了既入世又出世，既冷峻又宽容的独特生存体验，带来了朋友式的会心微笑，还给张中行的散文文体带来了独特的品质。

　　自由的心灵为张中行的散文写作带来了别样的风景。散文是所有文学体裁中最少受拘束、最自由自在的文体。作家们在这里可以尽情驰骋，发挥出最大艺术才能。甚至有人说，散文作家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能怎么写就怎么写，根本不用去管什么文学创作的“清规戒律”。还有人说，生活有多么丰富，散文也应该有多么丰富。更有人将散文比作“散步”，认为“应用文是赶路，散文是散步。赶路有目的地，有固定的路线。散步不一定需要目的地，随兴所至，走到哪里就是哪里，也不一定要固定的路线，一路行来，傍花随柳，东张西望，路愈曲折愈富于情趣，不必顾虑到目的地需要多花时间”。这表明，散文作为一种人类精神的自由表达，本质上是对坚硬、刻板秩序的“反动”。同时还表明，散文在本质上应是“闲适”的。它偏爱“闲谈体”，倾向于性灵，倾向于亲切、从容的表达。而要做到这一点，散文作者不单需要具备一种博大的胸襟，一种包容的心态，还需要拥有通达洒脱、俯仰自如，“手挥五弦，目送归鸿”的自由自在的心灵。

　　考察张中行的散文可以看到，由于深受儒道释思想的浸润，同时又乐天知命，甘于淡泊和淡化自我，他将人生的姿态放得很低。正如启功所说，张中行“生活上悃愊无华，行事上那么取予不苟”。他写作散文时，心态是较为自由、放松的。他或状物，或写事，或怀人；或记叙，或聊天，或抒情；或古拙，或冷静，或深沉，或超脱，真可谓信笔由缰、任意为之，当行即行、当止即止。一切都是这样无拘无束、水到渠成、天然成趣。而这都离不开张中行的生活心境，离不开他自由自在的充盈心灵。可见，自由的心境，放松的写作，同样是文学创作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超然思想，禅境人生，内敛式思维方式与行文节制，智慧写作和自由心灵，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值得当代作家好好品味和学习。这是历久常新的一份文学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中行的出现，是20世纪90年代文坛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风景的底色是坦诚、率真、节制、智慧和超然的人生哲学。这个老人一生都在追寻一个安静而没有纷争的内心世界，追求一份超然的禅意之境，其间既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又有着理性思维的缓缓流淌。他从容、淡泊、自由地走过，在20世纪末的散文天空，落下一片散不掉、抹不去的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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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2024年09月25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