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0年11月4日，刊发张中行的文章《悼念俞平伯先生》，其中写到，我自1931年与俞先生相识，听他的课，读他的著作，后来还有些交往，深知俞先生是诗人气质。因为是诗人气质，所以喜欢作诗，尤其喜欢作词。不是像有些文人附庸风雅，无病呻吟地作，而是写走入诗境的心。还记得词里有这样一句，“闻道同衾仍隔梦”，南宋吴文英及其后的追随者，总在辞藻上翻筋斗，是写不出来的。俞先生讲诗词也是这样，不像现在许多人，站在外面赏析，而是走进去，谈个人感受。

　　● 1991年9月28日，刊发彭程的文章《小记张中行先生》，其中写到，张中行先生给人的印象是一位蔼然长者。面对面坐着，听他谈话，眼前总是那张笑眯眯的脸。他的那间办公室朝北，又是一楼，光线有些暗，因而便也显得安静。不过在这样的氛围中听他谈论古今、评说世事，臧否人物，倒实在是一件惬意的事，那滋味至少不让曝背野老的篱下闲谈吧？正是那两册命名出自《列子》的《负暄琐话》《负暄续话》，一付梓便倾倒了包括笔者在内的众多爱书者，读得如醉如痴。意犹未尽时，一径跑到沙滩后街人民教育出版社来访他了。

　　● 1992年4月24日，刊发张中行的文章《歙砚与闲情》，其中写到，砚在昔日是书写的一种工具，昔人也称为砚田，因其可以供笔耕。真耕的是农具，没听说过被提升为艺术品，或古董兼艺术品，摆在案头供欣赏的……单说砚，因为与文人关系密切，花样就更多。在砚之外，可以为砚作歌，记得由唐朝起就有人干这个；在砚之背，可以为砚刻铭，损之又损，也可以刻上几个字，表示这砚是谁用过或谁收藏的。这样一来，花样就会使用具变质，成为欣赏的对象。如果花样中碰巧还有知名人士（包括知名闺秀）之名，如米元章、叶小鸾之流，那就抚砚可以想到宝晋斋和疏香阁，大发其思古之幽情了。

　　● 1995年3月8日，刊发张中行的文章《笔随思路走》，其中写到，怎样写随笔？想了想，可以分作三个方面说。一是内容，我一贯认为，要有情有识。有情，是爱世间一切应该爱的，或干脆说爱人生；没有这样的情，写出来就不能感人。有识，识是以知为基础的己见；没有己见，还是以不拿笔，省点纸墨为是。二是结构，我认为笔是随着思路走，思路要如行云流水自成条理，而常常不是多种写作教程所宣讲的条理。三是语言，仍是我认为的，以清灵为好。清灵，用王国维的话说是“不隔”，用今语说是不晦涩。不晦涩，意未必就不深，却易解，外加生动而亲切。三方面说完，或曰：夫子自道乎？曰：不敢，但心向往之而已。 

　　● 1995年8月9日，刊发季羡林的文章《我眼中的张中行》，其中写到，也是由于因缘和合，不知道是怎样一来，我认识了中行先生。早晨起来，在门前湖边散步时，有时会碰上他。我们俩有时候只是抱拳一揖，算是打招呼……有一次，我把他请进我的书房，送了他一本《陈寅恪诗集》。不意他竟然说我题写的书名字写得好。我是颇有自知之明的，我的“书法”是无法见人的。只在迫不得已时，才泡开毛笔，一阵涂鸦。现在受到了他的赞誉，不禁脸红。他有时也敲门，把自己的著作亲手递给我。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有一次，好像就是去年春夏之交，我们早晨散步，走到一起了，就站在小土山下，荷塘边上，谈了相当长的时间。此时，垂柳浓绿，微风乍起，鸟语花香，四周寂静。谈话的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但是此情此景，时时如在眼前，亦人生一乐也。可惜在大约半年以前，他乔迁新居。对他来说，也许是件喜事。但是，对我来说，却是无限惆怅。朗润园辉煌如故，青松翠柳，“依然烟笼一里堤”。北大文星依然荟萃。我却觉得人去园空。每天早晨，独缺一个耄耋而却健壮的老人，荷塘为之减色，碧草为之憔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 2006年2月25日，张中行先生凌晨去世，光明日报当日就刊发记者韩小蕙报道《追念布衣学者张中行》，其中写到，改革开放以后，已到古稀之年的张中行先生亦老树发新芽，开始了散文随笔的创作。这一写竟如大河开冻，滚滚滔滔，流出了“负暄三话”为代表的上百万字文章，一时举国上下，书店书摊，到处摆着张中行著作，国人争读，影响巨大。著名作家、藏书家姜德明先生说：“张先生的代表作‘负暄三话’对当代散文深有影响，扩大了散文天地，开阔了读者眼界，提高了人们的鉴赏和写作水平，是功不可没的，值得后人永远珍视。”北京文联研究部主任张恬女士评价：“他的文人气质有承接传统的一面，但比起传统的学者散文，他却多了思考，且不乏真知灼见。”

　　● 2018年5月25日，刊发朱航满的文章《流年碎影——张中行的读者》，其中写到，张中行的一位忠实读者靳飞在谈张中行的文章中有一个观点，我很赞同。他说，张中行“不拉帮结党互吹互捧，也不故作出或雅或俗的姿态来取悦所谓雅人和俗夫。他的书，就是由读书人及热心文化人，互相传说，辗转购借，情不自已地奔走相告，评价议论，因而成为流行”。

　　（刘江伟整理）

　　《光明日报》（2024年09月25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