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演讲人：钟少异 演讲地点：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读书沙龙 演讲时间：2024年7月

　　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其核心是历史上对中国古人军事思维方式和军事行为模式起决定作用的基础观念和精神风尚，它是数千年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共同心理趋向。通过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进行理性客观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科学把握其优秀特质及历史局限，正确认识古代中国的军事传统。

　　钟少异 中国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军事历史、军事技术和军事思想研究，编著有《安邦大略——中国历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论析》《孙子的战争智慧》《中国古代军事工程技术史》《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研究》《古兵雕虫——钟少异自选集》等。

　　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军事文化根植于中华文明母体，独特的历史土壤塑造了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特色面貌，突出表现于三个方面。

　　（一）在农耕文明和儒家思想影响下，中国古代军事文化体现出非扩张性特征。

　　中华民族世代生息繁衍的华夏大地，西北耸立着帕米尔高原，西南横亘着喜马拉雅山脉，东、南两面为万顷波涛，北部是一望无际的荒漠草原。纵观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相对封闭的区域地理环境，发达的农业经济，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古人祈求安定、注重秩序、崇尚和谐的心理趋向。

　　作为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精神产物，在数千年封建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强调以德立国，主张施行德政教化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并影响和感化天下，反对侵略扩张穷兵黩武，这深刻影响和塑造了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基本特性——非扩张性，突出表现为历代封建王朝重内部治理而非对外扩张，强调在施行德政的基础上慎重、合理地使用武力，反对滥用武力、逞暴天下。

　　秦汉以后，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的宜农区域陆续得到开发，在统一的王朝之内，古代儒家思想对军事文化的影响力得到进一步加强，正如唐太宗贞观三年所说，“今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见《资治通鉴》）。相应地，轻率对外用兵在儒家思想看来是一种耗费国家力量、危害社稷安定的行为，儒家更多的时候是推崇“修德怀远”“德化天下”的政治理念。公元15世纪初叶，在西方“地理大发现”之前，明成祖朱棣派遣郑和七次出使海外，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跨越西太平洋和北印度洋，到达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占领一寸土地，播撒下和平友谊的种子，留下的是同沿途人民友好交往和文明传播的佳话。这正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非扩张性特征的充分表现。

游客在陕西秦兵马俑一号坑遗址参观。

　　（二）在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长期对抗下，中国古代军事文化体现出防御性特征。

　　在中国古代，以农耕为主的中原王朝，面临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周边的游牧民族，特别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由于古代草原游牧经济结构较为单一，满足不了生活多方面需求，其抵抗自然灾害能力较弱，游牧民族因此长期对农业经济存在一定依赖性，体现在军事上就是游牧民族常常季节性南下，从农业区掠夺生活必需品。于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长期对抗，构成了古代中国的基本地缘格局。而长期游牧生活赋予了游牧民族精于骑射、行动迅疾、自我保障能力强等军事上的天然优势，让这种长期对抗呈现北攻南守的总体战略态势。

　　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中原王朝往往首重防御自守，并会随国力的盛衰在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之间变化。积极防御，往往表现为主动出击、以攻为守，如强汉盛唐以及明朝永乐时期，中原王朝都曾集中主要军事力量北征草原，并取得一系列胜利，先后击败匈奴、突厥和蒙古诸部军事力量。消极防御，通常表现为收缩防线、只守不攻，凭险筑城、深沟高垒，各个朝代的中后期大抵如此。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即便是强盛时期的中原王朝也很难一劳永逸地解决北部草原边患，汉武帝、唐太宗以及明成祖等著名帝王也未能完全实现这一目标。而由于生产力、交通条件以及军事科技等的限制，封建王朝长时间大规模对外用兵会极大消耗国力，甚至引发内部动荡。因此，历代王朝针对北部威胁的进攻行动通常无法长期化，往往是消除直接军事威胁后就适时收兵，而防御态势则是经常、普遍和持久的。这种历史状况塑造了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鲜明的防御性特征。

　　（三）发达的兵学体现出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智慧型特征。

　　广袤的华夏大地不仅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也培育了中华民族智慧辩证的心性，表现为长于辩证思维，注重事物的普遍联系、能动转化和循环发展，善于综合地、动态地把握事物。这种传统体现在古代军事文化上就是注重对战争规律、战争法则的探讨、总结，注重把握战争规律、理性智慧地指导战争。

　　中国古代军事思维十分发达，从《周易》中的军事思想萌芽，到《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孙膑兵法》等军事专著的相继问世，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系统军事理论，开启了兵学兴盛的滔滔长河。据统计，中国清朝以前见于记载的兵书多达4000余部，目前传世的兵书仍数以千计，其数量远远超过了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的兵书总和。

内蒙古固阳秦长城。

　　与西方早期军事著作相比较，中国古代兵书不但问世时间更早、数量更多，而且具有更深邃的理论思考。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代表性军事著作包括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及色诺芬的《长征记》，这些军事史著的作者虽然在历史的叙述中阐发了对战争和军事问题的一些理性认识，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概括。而早在公元前6世纪，中国就已经诞生了专门的系统军事理论著作《孙子兵法》，并开创了中国古代兵书“舍事而言理”的风格传统，力求摆脱具体战争史实的羁绊，注重对战争规律和法则的辩证把握、抽象概括，以使理论对实践更具普遍指导性，因而具有言简意赅、思想深邃、富于哲理等突出特点。发达的兵学，赋予了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强烈的智慧型特征。

　　中国古代军事文化观念的精髓

　　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积淀深厚，内涵丰富，是中国古代军事实践中精神特质的集中反映。我们试举其中要点数例。

　　大一统观念：中华文明缔造之初的诸侯纷争和分合变化，使中国古人很早建立起大一统的观念，经过春秋战国的长期战乱，统一逐渐成为国家发展的趋向。此后从秦始皇统一六国直至清朝末年，历经数千年王朝更迭，统一观念深入人心，国家统一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发展。统一也成为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根本追求。

　　“止戈为武”：基于对和平安定生活的强烈追求，中国古人很早就对战争的破坏性有清醒的认识，并进行了深刻反思。《老子》有云：“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孟子》载：“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早在春秋时期，古人就认识到兵凶战危——“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并对“武”字做出了深刻而独到的解读：“止戈为武。”（见《左传》）这个观点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军事文化中以和平为取向的战争观，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促使兵家把缔造和平、维护和平作为运用军事力量的最高目标，并由此派生出了不以兵强天下、慎战、备战等思想主张。

　　道胜思想：早在先秦时期，中国思想家就非常重视以道义赢得天下，而反对以暴力逞强于天下。如《老子》：“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又如《孟子》：“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在此思想基础上，儒家思想黜霸道、崇王道，追求“德被四海”“服远徕众”，发展形成了“怀远以德”系统理论，主张以发挥文化、政治影响力为主导，以运用有限军事手段为辅助，以形成四海安定的局面。

　　富国强兵：中国古人不主张以兵强天下，但坚信必须有强大的实力才能够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才能够保障国家安全和发展。《论语》载，孔子认为“足食、足兵、民信”为治国的三大要政。《墨子》云：“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由于古代农耕文明的经济核心是农业，所以战国法家又把富国强兵思想概括为“重农战”，着重抓好农业和军队战力，“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见《商君书》）。富国强兵为后来的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汉、唐王朝前期也都遵循这一战略，通过休养生息发展国家经济，并在此基础上打造强大军力，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文武并举”：《史记》载，孔子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认为，国家安全不能单纯依靠武力，也不能片面依靠“文德”，正如曹操所言：“恃武者灭，恃文者亡。”“文”“武”两个方面，“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见《尉缭子》），二者相辅相成。“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见《史记》）。

　　安不忘战：《周易》有云：“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孟子通过舜、傅说、管仲等人历经艰苦磨炼而后成就功业的例证，提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体现在古代军事文化领域，就是强调“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见《司马法》）。古人认识到，军队可能“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见《鹖冠子》），“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见《吴子》）；还要对可能的战争做好充分准备，“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见《孙子兵法》），“无备，虽众不可恃也”（见《左传》），“乃其有备，有备无患”（见《尚书》）。

 北京箭扣长城122号敌台东侧墙体修缮施工段。

　　“非危不战”：《孙子兵法》有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中国古代军事文化中对武力运用设置了严苛的界限，《孙子兵法》概括其为“非危不战”，《老子》则告诫：“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这些观念经历千年深入人心，使慎战成为中国古代军事文化中的重要观念。

　　“杂于利害”：《周易》把事物的对立统一视为普遍现象，并用阴阳依存、相互转化的观点来说明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构成了中国古代辩证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在此基础上，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尤重运用辩证思维思考战争问题，强调将帅应善于把握战争中的矛盾对立现象及其变化规律，并在兵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创设了大量对立统一的概念范畴，如强弱、众寡、攻守、奇正、虚实、专分、速久、迂直等，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见《孙子兵法》）的基本原则，即思考战争和军事中的任何问题，都应看到正反两方面并进行比较权衡，同时还要注意把握其互相转化的可能性。

　　“知兵谋胜”：自两千多年前《孙子兵法》诞生始，中国兵学即提出了反对用迷信方法预测战争胜负，主张在掌握各方面情况的基础上，通过对各种相关因素的分析运筹来谋划战争、克敌制胜的明确思想方法，这就是“知兵谋胜”的制胜方法论。“知兵谋胜”以“知”为前提和核心，不仅要求掌握战争的规律，而且特别强调对战争的各方面情况要有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力求做到“先知”“尽知”。此后历代军事家和兵学理论普遍强调在知兵知情的基础上，善为谋划、巧为谋划、谋定而动，能动地争取战争胜利，并力争以最小代价夺取最大胜利。

　　“以奇用兵”：《老子》有云：“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中国古代的兵学理论极其强调夺取战争主动权，极其强调作战方法的灵活变化、出奇制胜。《孙子兵法》明确提出“兵者诡道也”，主张积极主动地用智用谋，灵活变化，通过迷惑敌人来调动敌人，创造胜机，并提出了一系列为后世所沿用的军事原则，如“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因敌变化”“致人而不致于人”等。

　　“兵非益多”：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兵非益多”，意为克敌制胜关键是军队要有战斗力，而不是人数越多越好，并由此发展形成了明确的精兵思想。《将苑》提出：“夫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中国古代精兵思想的要义之一是“简选精良”，注重选拔素质优良的兵员；之二是“教戒为先”，强调严格的训练；之三是“以治为胜”，强调严明的管理和军纪。

　　“令文齐武”：《周易》提出“师出以律”，在古籍中最早论及这方面问题。春秋战国时期，军队管理思想在丰富的军事实践中逐步发展成熟。秦汉以后，兵、儒结合，对军队管理的思考更趋丰富。古代军队的管理原则是《孙子兵法》提出的“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其含义是通过思想教化手段达到军令畅通，通过军法约束手段达到行动一致。这一治军原则的要点，一是刚柔相济，即教育、奖励、爱兵等引导方式与法规军纪、严刑重罚等强制方式相辅相成；二是军令素行，即注重养成教育，使士卒平素养成遵规守纪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习惯，始终保持军队行动一致。

　　“激心励气”：重视精神力量在战争中的作用，这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重要特点。《尉缭子》说“气实则斗，气夺则走”，特别重视军心士气和战斗精神的培育，视其为练兵之要。

　　“丹心报国”：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个人的气节操守，把“修身”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胸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以及“舍生取义”的精神。受此影响，中国古代军事文化也十分重视军人节操。其一为崇尚舍身报国。西汉霍去病的“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东汉马援的“马革裹尸”，以及明代于谦的“一寸丹心图报国”，都是脍炙人口的名言。其二是爱民保民。《荀子》有言：“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南宋岳飞要求部下“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见《续资治通鉴》）。其三为重视武德修养。《孙子兵法》认为将帅要具备“智、信、仁、勇、严”，还要“进不求名，退不避罪”。

　　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历史局限

　　中国古代军事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文明发展进程中军事实践的积淀，具备众多优秀特质，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局限性。

　　重陆轻海的保守倾向。在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长期都是封建王朝的命脉，来自北方草原的严重威胁是其主要祸患，保持农业社会安定、防范游牧民族入侵，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和历代王朝的中心任务，这导致古人对于安全战略的关注始终集中于陆上农业区的安全和防御。尽管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漫长的海岸线，但由于历史条件和科技水平的限制，古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更倾向于把海洋视为保护内陆安全的防线。这种观念发展到封建社会后期，海洋观更趋保守，海洋越来越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威胁陆上安全和农业社会安定的祸患之源，而不是需要大力开拓、可以富国强兵的“利薮”，以致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后，明朝停止了大规模海上活动，此后的明朝以及清朝对民间和官方的海上活动限制愈加严格，严重制约了海上力量的发展。

　　重道轻器的片面性。道与器的讨论最早见于《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指抽象的规律、原理、法则等，器是指具象的器物、工艺、技术等。中国古人主张道为本、器为末。受其影响，古代军事文化相对而言更重视谋略而较为轻视技术，更关注对军事理论的探讨而轻视对武器装备的研究。据统计，在目前存世的数以千计的中国古代兵书中，专门探讨军事技术的只有《火龙神器阵法》《火攻挈要》等寥寥几部，尚不足总数的1%。这一倾向的积极意义是促成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繁荣，并成就了世界一流的军事谋略艺术；负面影响是在一定时期内制约了中国古代军事技术的发展，以致中国古代虽然发明了火药，并很早就运用于实战，却未能使火药火器技术得到充分发展。

　　形式主义、神秘主义之弊。“纸上谈兵”已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成语，其实它最初反映的就是古人在兵学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韩非子》曾对战国晚期的这种现象提出批评：“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兵法发展中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危险倾向正式形成于战国时期，到宋代以后愈加盛行。以致中国历史上产生的一些兵书，有许多内容或空泛不切实际，或神神秘秘、故弄玄虚，或陈陈相因、传抄剽窃。

　　由于古代历史条件和科技水平的局限，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中一直保有部分神秘主义，其最早来源于古代占卜之术和阴阳学说。阵法是中国古代战争的基本作战方式，历史上一直受到兵学研究的关注，但在古代军事实践中也有一些误入歧途之人，生搬硬套阴阳学说，把阵法错误导向了神秘化和烦琐化，演绎出一系列华而不实的玄虚阵法。中国古代兵学领域产生了许多“花架子”，最为典型的就是宋、明时期的一些阵法理论。明朝名将戚继光在《练兵实纪》中曾指出其危害：“必曰实战，谓何？只缘往时场操习成虚套，号令金鼓，走阵下营，别是一样家数。及至临战，却又全然不同。平日所习器技舞打使跳之术，都是图面前好看花法之类，及至临阵，全用不对，却要真正搏击，近肉分枪，如何得胜？”

　　小 结

　　文化根植于历史，同时影响着历史。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优秀特质，曾经对古代国家安全和发展、文明承续和光大，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历史局限，既与历朝历代衰亡息息相关，也曾经对文明发展的历史广度形成过制约。

　　希望通过以上简单的介绍，让在座各位进一步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军事文化。

　　（任力、高润浩、邱剑敏参加该课题合作研究，多有贡献）

　　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光明日报》（2024年08月2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