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蓉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

　　20世纪30—40年代，梁思成先生与中国营造学社同人的足迹遍及中国15个省的200余个县，调查了逾2000处古建筑，工作成果集中体现在一系列调查报告中。那些中国古建筑实地调查测绘的第一手学术成果，可视作梁思成建筑史研究的基石，为他完成《中国建筑史》的著述和《营造法式》的释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30年代，梁思成在中央公园营造学社办公室前留影。

　　日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刊布《中国古建筑调查报告》（增补版），融科学性、艺术性及文学性于一身，既是绝佳的中国古建筑入门书籍，又是极好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读本。一篇篇中国古建筑调查报告，既有如《洛阳伽蓝记》《东京梦华录》或古代游记那般文学化的描写，更有现代科学调查报告严谨的分析和数据，可以看作是以中国营造学社前辈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研究与守卫者的一部特殊的传记。

　　“思成徽音俾永宝之”

　　“研究中国古建筑可以说是逆时代的工作。”梁思成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文开篇如是说。因痛感20世纪初期的中国不仅民生凋敝，且在文化上衰弱到连艺术之标准亦已失掉，当时学习西方建筑的梁思成决心“以客观的学术调查与研究唤醒社会”，祈望以个人的努力带动更多的学术和社会的力量，复兴民族之精神。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期间，梁思成接受了经典的学院式教育，然而在认真严谨完成学业的同时，他始终不忘将西方的建筑理念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他努力地思考自己所学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自新有何作用，如何实现，而西方建筑史课程为他打开了一扇窗。他看到建筑史的研究可以将建筑作为民族文化与艺术整体的一部分，通过将理论与技术相结合，总结和归纳中国的建筑文化特质，以之观照民族的文化精神，并可以启示未来民族建筑的方向。在与西方建筑史教授的交流中，梁思成意识到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以往从未将建筑艺术作为一门学问来系统整理，中国没有自己的建筑史。那么，没有前人开拓的路径，自身的研究将从何处开始呢？

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

　　此时，仿若灵犀相通。1925年，身在美国的梁思成收到父亲梁启超从国内寄来的一部《营造法式》，并提到“其书义理至精图样之完美在古籍中更此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思成徽音俾永宝之”。这部《营造法式》是朱启钤先生在南京发现的，后参校诸本，于1925年刊行仿宋刻本，由陶湘刊印，史称“陶本”。梁启超获赠此书后，立时便想到儿子的学术志业。父亲及时的寄赠及殷殷寄语如醍醐灌顶，面对中国古籍中最完善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书，面对1000年前中国古建筑鼎盛时期的瑰宝式建筑学专著，撰写中国建筑史的路径仿佛在眼前展开……梁启超通过这部陶本《营造法式》，寻到了自己的路——释读中国传统建筑的“文法”，撰写中国的建筑史。

　　“建筑本来是有民族特性的”

　　1931年，梁思成加入营造学社。此前已有喜龙仁、伊东忠太等西方和日本的学者对中国古建筑进行专门的实地考察和研究，但他们都没重视《营造法式》这一文本的价值。朱启钤创办的营造学社决心倾力研究《营造法式》，正与梁思成的追求不谋而合。在朱启钤的邀约下，梁思成就任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

　　《营造法式》是宋代的官修建筑术书，其编纂写作的年代与梁思成相隔近千年，术语繁杂，文字佶屈聱牙，内容晦涩难懂，被梁思成称为“天书”。但梁思成笃信，《营造法式》是破解中国古建筑奥秘的钥匙，对《营造法式》的解读，可以获知中国古代营建技术的“文法”。由于文化上的距离以及观念上的轻忽，国外的学者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只看表象和有限的个例就轻下结论，或简单沿用西方美术考古的方法，并没有触及文化之根本，不了解中国古建筑的文法。

　　只有读懂了这本天书，才能理解中国建筑，才能撰写一部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史。怀抱这一信念，梁思成通过文献校勘、实地考察及向老匠人求教等不同的路径，为释读《营造法式》做准备工作，并首先完成了对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释读。而最重要的，也是前人未曾做过的艰巨工作就是进行中国古建筑调查，并将调查结果与《营造法式》相参照，“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同时也通过《营造法式》来认知古建筑的原则与方法。于是，从1932年开始，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同人一起，在社会动荡、物质资料匮乏、交通极其不便的条件下，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对2000余个古建筑项目进行了考察和详细测绘，包括大量的宋、辽、金木构建筑及一批重要的砖石建筑和石窟造像等。

《中国古建筑调查报告》（增补版） 梁思成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第一篇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为古建筑调查报告的撰写奠定了体例基础，而1937年7月发现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东大殿则为营造学社古建筑调查的高潮。一篇篇高质量的调查报告，基本都刊发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无论是文献研究、田野综述，还是测绘、拍照以及对建筑和环境的分析和阐释，体现出在梁思成带领下营造学社考察团队极高的技术水平和理论视野，破除了之前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诸多谬见，为中国的古建筑研究赢得了国际声誉。同时，这些调查报告不仅是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更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学术写作景观。梁思成和林徽因将类似于古代散文游记的笔法，自然地与古建筑调查现场结合起来，二人曾为建筑审美创造出了“建筑意”这一概念：“在‘诗意’和‘画意’之外，……感到一种‘建筑意’……”在调查报告的撰写中，精密严谨的现代科学考察与传统文人的畅情达意完美融合，使读者获得极为丰沛的理性与感性相交融的阅读享受，具有极高的表现力。

　　古老与新生

　　“艺术是未曾脱离过一个活泼的民族而存在的。”这是林徽因在介绍梁思成考察应县佛宫寺辽代木塔时说的。而当时的梁思成，一边遗憾林徽因不在现场，一边难以自持地兴奋：“好到令人叫绝，喘不出一口气来半天！……这塔真是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如此志同道合的精神交流，至今读来仍令人称羡。这一对在西方学院研习建筑的年轻夫妻，在中国古建筑的调查现场，不断被眼前所见折服，为中国艺术精神之美、之“合用”、之伟大而赞叹不已。古代匠师对于自身建筑传统的信心，在梁思成的心中传承；中国传统营建技术、艺术精神以及贯穿其中一脉相承的民族文化内涵，通过一次次的实地调查，不断地在梁思成心中融会、酝酿。

　　因而，梁思成对中国建筑的思考，从未只停留在专业技术领域，而是一直将其置于艺术与社会生活的整体框架之下。他曾计划撰写中国艺术史，而建筑史只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惜命运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和机会。但他的思想亦可见于他在调查过程中的各种书写。譬如，在《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中提到外来文化大规模影响中国，却并未在建筑上动摇中国的基本结构，而且无论是雕塑还是纹饰，也都保有自身的精神、气魄与格调，并称“的确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通过“中国建筑特有的文法”，梁思成总结出“中国建筑同中国语言文字一样，是血脉相承、赓续演变的，反映各种影响及所吸取养料，从没有中断过”。为此，他认为建筑需要寻找民族形式，以新的科学的材料和方法表现中国特有的作风和意义，在民族形式中获得人民的乐业与安居。让古老文明的新面貌在建筑形式的民族性上呈现出来，梁思成余生都在为此而苦苦思索……

　　梁思成是一位伟大的开拓者，他破解了古建筑的“文法”密码，将古建筑研究提到艺术价值与民族精神的思想高度。他在艰困的战乱岁月撰写的古建筑调查报告，为中国学术赢得了国际声誉，为中国的民族文化抢救了宝贵的建筑材料。而他更期待的是后学研究者能够在结构取法和环境思想上继续他的思考，为新生的民族建筑形式不断地探索。

　　《光明日报》（2024年08月17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