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家君（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今天中国人关于理想人格的认识已经与世界其他民族有了较大程度的相通性，但仍然保留了自身的特点，那就是尤为重视人格的道德属性。对何谓理想人格，或者说以何种人格形态为美，这样的认识或判断，我们也可称之为一种人格审美意识。中国人的人格审美意识的形成与演变，与传统儒家密切相关，体现出了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儒家特有的人文精神。而美善合一，则是其一以贯之的特质。

　　先秦儒家：仁义、礼乐与人格审美

　　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战乱频仍的背景下，中国迎来了一批具有独立人格与理性精神的思想家、政治家，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遂由此形成。这一时期出现了儒、墨、道、法、兵、纵横、阴阳等主要学派，影响深远，其中儒家尤为重要。先秦儒家自孔子以来，即以“仁”作为人生的立足之本和人格的道德底色。“仁”根植于血缘亲情之爱，其在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君臣的五伦关系中，以“忠恕”之道推扩发展，形成了“礼”的秩序与行为规范，随之又通过“乐”回归仁爱情感。“乐”“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克服礼之“别异”所造成的情感的疏离，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并赋予生活以审美色彩。由此，儒家最终就形成了“仁—礼—乐”的人格修养进路与审美结构。

　　这一人格审美结构强调生命情感的自然流动、道德事功的家国一体以及群己关系的和乐融洽，奠定了中国人基本的人生格局与人格气象。先秦儒家所描述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等圣贤人格的典型表现，无一不体现着生命情感的自然流动；“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又体现了个体修为与社会责任的一体相关；从“入则孝，出则悌”（《论语·学而》）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则是理想的群己关系的表达。究其实质，上述说法均是以“修身”为本，“正德”为要，“成人”为最终目标，并统一在了“仁义”与“礼乐”的关联结构之中，从而成就了以圣贤形象为典范的人格审美意识。

　　两宋儒家：天人合一与人格审美

　　先秦儒家以仁义、礼乐奠定了中国人的基本人生格局，汉唐儒家则主张以经术治国，强化了儒家理想人格形象中的政治元素。而宋儒的理想人格建构注重精神领域与价值世界的守护，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人格审美境界。

　　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描述了天地生成的过程，以“感”和“通”来阐述人与天地万物的和合，强调人与天地合，天道与事理通，其最高境界就是“诚”。因此，他也就以“诚”为人格审美的最高标准，其《通书》开篇就说“诚者，圣人之本”。而张载以太虚、气、万物作为宇宙构成的三个主要层次，认为太虚凝结而为气，气聚合而为万物。在他看来，既然人与万物都是由气构成的，那么从宏观上看，人与万物一体。但人得天地之秀气所生，又是天地之心，就应该肩负起养育万物的职责。基于此，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思想，认为在普遍之气的联结下，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彻底打通为一，人与万物由此休戚与共。这一点体现在人格审美意识上，便是“以道自任”的道义精神，“立命立心”的使命担当以及“天下一家”的大心境界。

　　二程则把理论重心由张载看重的“气”转向了程颢“自家体认出来”的“天理”。在二程这里，“天理”与张载理论中的“气”不同，是一个纯粹的本体范畴，乃搭建儒家人格境界的唯一形上依据。二程重新审视了天理与伦理的关系，将伦理建立在对天理的体认上，从而将儒家伦理规范提升到本体论高度，真正实现了儒学价值观的内在超越。在这一层面，二程表达了对天人合一的独特理解：人不再是被动地合于天，而是“天人一本”，即天人本自一体。这个“本”从宇宙本体论的角度看就是天理，从伦理学的角度看则是仁。他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仁”与天同一，它体现的人格审美意象就是光风霁月，胸怀洒脱，有着天地般广阔的生命气象和超凡入圣的道德情怀。

　　朱熹进一步为天理奠定了更加完善的哲学基础，是名副其实的理学集大成者。他继承了二程的天理本体论，并在此基础上把周敦颐、张载以来的理学综罗发展成一个完整细密、中正博洽的体系。他同二程一样，也把天理视为天人合一的本体论依据，但更强调天理在逻辑上先于宇宙万物，并以伦理学超越宇宙论，力图以天理挺立人心，为风雨飘摇的南宋、为沦丧失序的世道人心奠定稳固的价值基础。朱熹对天人合一的坚守，不仅体现了他个人的节操，也为南宋儒者的人格审美意识赋予了自守气节的士人风骨。

　　王阳明：“心即理”与人格审美

　　王阳明将天理收归人心，强调“心即理”，为天理找到了完全内在的本体论基础。“龙场悟道”是他在遭遇巨大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困境时，生命与人格境界的自我超越和突围。在困顿挫折中，他将年少时所追寻的圣人之道安放于内心深处，于中夜顿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而不假外求（《王阳明全集·年谱》），发现了自我对于生命存在的根本意义，确立了自我的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因此“心”是王阳明人格审美意识的起点。

　　“心”在阳明这里首先是一种坚定的生命力量，这种力量超越了得失荣辱、生死祸福，甚至超越了传统的圣人权威。他主张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以确保人之主体能够在艰难的境遇中依然持守自我生命的定力。其次，“心”还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就在于对好恶的自然感知。他强调“知行合一”，说：“一念动处便是知亦便是行。”（《阳明先生遗言录》卷上）“一念动处”便是心，而“知”是心上的“良知”，“行”是“良知”的自然运用，心即由此而开显出了世界的存在意义，同时也为人的道德行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阳明晚年将本心的人格力量凝结为“致良知”一说，其以立志始，以“诚”作内在省察，以“克己”的功夫完成知行合一，以持守“良知”来“成己”与“成物”，最终却又都落在了造就完善的道德人格之上，并由之而确立起了宽宏豁达、德智兼备的人格审美意识。

　　从孔子到阳明，儒家的人格审美意识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孔子为中国人的人格审美意识奠定了内圣外王的基本格局，宋儒实现了人格境界的超越性追求，到阳明时又把这种超越性收归本心，突出了人格审美中自我生命的自主性。而美善合一，则是贯穿这一历史发展进程的价值主线。由上述儒家人格审美意识的发展演变的过程与特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人格审美意识的确立与完善，实际上正是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识的律动，这是中华民族精神坚韧绵延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挺立于世界文明的精神密码。

　　《光明日报》（2024年08月17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