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荒田

　　52年前的1972年，我24岁，以下乡知青的身份在生产大队办的学校教初一。班里四十多个农村孩子，大的十五六岁，小的十三四岁，共同的特点是质朴、知识水平低。

　　我是语文老师兼班主任。第一次布置作文，题目是《我的家长》。语文科代表把作文簿收齐，放在教导处我的办公桌上。我打开一本本来批改，不禁摇头叹气，有时简直要惊呼：“怎么会这么糟糕！”最惨不忍睹的是伟林的作文。伟林从第一节课就被我注意到了：虎头虎脑，皮肤黑红，十分健壮，冷天只穿单衣，清鼻涕直流却说自己顶得住。家里穷，吃口多，因此伟林上学晚了几年，那时已过15岁。伟林不顽皮，上课时，只要不伏着睡觉，还算用心。我数次把伟林叫到教导处，辅导他做语文作业。有一次，用“三心两意”造句，他硬是想不出，和我辩论，说人怎么可能有三个“心”两个“意”？我不嫌弃，反而欣赏他带着乡土气息的敦厚。

　　为了他的作文，下午放学后，我把他留在教室，俩人面对面坐着。我打开他的簿子，让他自己念那些七倒八歪的铅笔字。他结结巴巴地念完，我先给予鼓励：“能写出这么多字，很不错嘛！可惜，你一个劲地抄标语、口号，空话多。”他搔了搔钢刷一般的板寸头，小眼睛眨巴，嘻嘻笑着：“老师，我想不出啊！”

　　我便让伟林拿着铅笔，我来问，他把答案写下来。

　　“谁是家长？”

　　“爸爸、妈妈。”

　　“很好！”

　　“爸爸做什么工作？”

　　“出勤。”

　　“干什么活？”

　　“犁田、耙田。”

　　“你喜欢爸爸吗？”

　　伟林想了想，忽然得意地挥挥手，说：“昨天生产队去山岗上犁花生地，我爸和我一人扛一张犁，一人赶一头牛。我说，爸，犁田你追不上我。我爸说，敢和我比，来！我的牛牯比我爸的老牛快，赢了他！”

　　我问：“大家都看到了？”

　　“看到了。”

　　“什么反应？”

　　“给我鼓掌，把我爸气得。”

　　我笑着说：“真好！能写下来吗？”

　　“怎么不能？”他咬着铅笔头。

　　我吩咐：“你刚才怎么说就怎么写，写不出的字问我。”

　　他一笔一画地写，额头冒出黄豆似的汗珠。写完后，我让他念，为他纠正表述不当的地方。

　　我问：“下面该写谁？”

　　他说：“写我妈。我妈在村里有个花名，老师知道吗？”

　　我摇头。

　　他顽皮地压低声音：“我妈叫妙英，村里人都叫她‘生鬼妙’。”我知道，在当地土话里，“生鬼”的意思是生命力旺盛，风风火火。

　　“说说看，妈妈为什么有这个绰号。”

　　他来劲了，说：“生产队在水稻田里做泥砖，晒干以后，搬回村里的队部存放。一块泥砖四十斤，几个后生和我妈打赌，看谁挑最多。我妈问队长挑得多的有没有奖励，队长说第一名奖三斤双蒸米酒。我妈一次挑六块，走得又快，后生们乖乖认输。厉害不？”

　　我惊叹道：“厉害！写下来！”

　　伟林迟疑了，问我：“我妈要是看到，打我怎么办？”

　　我问：“怎么会？”

　　伟林说：“我的作业本和成绩表，我妈看一次拧我耳朵一次，怕了她。”

　　我说：“这一次肯定是表扬。如果打你，你告诉我。”

　　我和伟林待了两个小时，他把草稿抄正，交给我。我加了批语，打上85分，全班排名第二。他从小学一年级起，最好的成绩是“及格”。全班作文批改完后我进行了评讲，着重分析伟林这一篇，还拿它贴堂。一时间，“伟林写出了范文”这一新闻在校园里传开。伟林又高兴又害羞，伏在课桌上，不敢抬头。

　　次日，伟林的妈妈趁墟路过学校，拐进教导处。碰巧是午饭时间，老师们散坐各处吃饭。“生鬼妙”名不虚传，一进来就吆喝：“刘老师在哪里？”我应了一声。她站在屋子中央，叉腰嚷嚷：“我儿子开窍啦！刘老师啊，人家硬说我家伟林比猪还笨，我没脸见人呀！这次终于翻身啦，看谁还敢说他！是你教得好！”轮到我害臊了，连忙说：“不，不是我的功劳，是伟林争气，长大了嘛！”

　　“开窍”了的伟林，学习用功了起来，每天晚自修总是最后一个离开课室。我向其他学科的老师打听，得知伟林每门的成绩排名都已从班里末尾挪到中间。

　　冬天到了，因冷空气抵达，学校的晚自修暂停。那日，我在教导处改作业，脚被冻得麻木，不停地跺。八点钟，门被推开，冷风灌入。来人是伟林，平日穿的单衣外面加了一件破旧的卫生衣。他向我走来，灯光下，嘴唇发黑。

　　“刘老师，我爸妈要你来我家一趟。”因为冷，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有事吗？如果不急，白天去最好。”我说。伟林家在沙坪村，离学校三里多，摸黑走，路上的北风可够受。

　　“今晚去，不能等。”伟林恳切地说。

　　我犹豫着，人家冒着寒风跑来，如果请不到，他妈妈不拧他耳朵才怪。

　　“好！”我穿上厚重的棉衣，戴上护耳帽，随伟林走进黑咕隆咚的夜。

　　到家了，伟林推开门，得意地喊：“爸妈，老师来啦！”

　　伟林的家暖烘烘的，八仙桌上的煤油灯亮度有限，但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四壁照亮了。我往屋里扫了一眼，这是一户贫困的农家，没有像样的家具，一角堆着牛轭、犁、耙、锄头、竹箩，一角养着一头猪。伟林的三个弟妹躺在稻草堆里。伟林的父亲叫阿胜，矮个子，粗壮，国字脸，才四十出头，但呈老相。他不善言辞，站起来和我打招呼，吩咐伟林搬椅子给我。阿胜叔对我说了几遍“感谢”，便再也想不出该说什么，开始低头抽水烟。阿妙婶嗓门大，激情满满，夸她的伟林，说全是我的功劳。

　　十分钟过去，阿妙婶走到灶台边，揭开锅盖，一手拿海碗，一手拿勺子，从冒着蒸汽的大铁锅里舀了食物，再往碗里撒一把芫荽和青葱花，小心翼翼地端给我。是汤圆。我惊问：“有喜庆啊？”

　　“家里养的猪今早出槽，有了肉票，就从食品站买了些肉回来。早就要答谢老师，不成敬意。”阿妙婶说。

　　孩子们一声欢呼，齐刷刷地从稻草堆里站起，围在灶前。伟林帮妈妈给每个人舀了汤圆。阿胜叔摆老爷子的款，把水烟筒往墙上一搁，等着老婆端汤圆来。阿胜叔一边喝汤，一边说：“老师，很简陋，难为你了。”

　　我的嘴里塞满了圆子，必须嚼了咽下才能说话。身为台山人，岂会少吃这种驰名海内外的乡土美食？物资短缺的年代，一年也至少要吃两次——冬至和除夕。阿胜叔夫妇所炮制的一大锅汤圆，论质量，马马虎虎。宽裕点的人家，汤圆里须有腊肠、虾米、扇贝柱、鲢鱼肉饼等。这锅汤圆，只加了萝卜和五花肉。幸亏舍得撒胡椒粉，好吃极了！肚饿不是原因，是气氛的感染。老实巴交的贫苦农民，为了我那微不足道的工作，回馈火一般的心意。

　　阿妙婶竟没坐下来，就站在我旁边吃，为的是监督。我的海碗一见底，她就拿走，问也不问，又舀来一碗。我手捧第三碗，吃了一半，隐隐感到气氛变了，把目光投向四个孩子。再瞄瞄灶上，刚才满登登的一锅汤圆，剩下不多了。我顿时明白，孩子们还想吃，但被妈妈严厉的眼色制止了。我惭愧无比，但又怎么好意思忤逆主人呢？搁下碗，打一个痛快的饱嗝。看手表，已过十点，谢过主人，回家去。阿胜叔要儿子送我，我坚决拒绝。

　　路上，星光如水，心里的暖意莫可名状。

插图：李娜

　　《光明日报》（2024年07月19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