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海燕（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汉代厚葬风气日炽，“起冢茔，立碑颂”（《后汉书·崔骃列传》）以彰孝道的思想和行为，推动着墓碑刻文的发展和繁荣。因着墓碑刻文以颂德为主，故《诗经》中一些颂诗便成为模拟的对象。又因“碑志类者，其体本于《诗》”（姚鼐《古文辞类纂》），加之引《诗》入文自先秦以来便已是常态，故墓碑文引《诗》现象亦十分突出。程章灿曾指出汉碑多引《雅》《颂》，出于十五国风者甚少。（《从碑石、碑颂、碑传到碑文——论汉唐之间碑文体演变之大趋势》）不过《秦风·黄鸟》却被十五篇墓碑文引用，是《国风》中被引用频次最高的诗，即便是在《雅》《颂》中也能排在前列。

　　《秦风·黄鸟》无论从文本内容还是历代解说来看，“哀三良”当是主基调。如《左传·文公六年》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毛诗序》亦云:“《黄鸟》,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司马迁亦言：“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诗以“交交黄鸟”集于荆棘类灌木起兴，营造着哀悼亡者的悲伤情景，诗中又反复诉说“彼苍者天，歼我良人”，质问上天的不公中，饱含着对三良之死的悲怆痛惜之情。这貌似与墓碑文颂德昭孝的主旨有所背离，但却切合了墓碑文另一叙哀的特质。从墓碑文作者的言辞中也能寻绎到《黄鸟》对碑文哀情抒发的作用。如《沛相杨统碑》言：“故吏戴条等，追在三之分，感秦人之哀，愿从赎其无由，庶考斯之颂仪，乃镌石立碑，勒铭鸿烈，光于亿载，俾永不灭。”蔡邕《太傅文恭侯胡公（广）碑》亦云：“故吏济阴池喜，感公之义，率慕《黄鸟》之哀，推寻雅意，彷徨旧土，休绩丕烈，宜宣于此，乃树石作颂，用扬德音。”皆言明受《黄鸟》抒三良之哀而触动，立碑以颂德，以此消解内心追思不已的悲恸。“交交黄鸟，止于棘”“交交黄鸟，止于楚”，这描写哀景以衬哀情的诗句被引用得较少，仅《陈太丘（寔）碑》有“交交黄鸟，爰集于棘”、《费凤别碑》有“黄鸟集于楚”。“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则是被化用次数最多的，共计十四处。这两句不管是质问上天的无情，还是抒写欲活之不得的憾恨，均传达出对作为贤才的逝者深切的惋惜之情。故《黄鸟》被用在墓碑文中，除了叙哀之外，也有惜贤及隐形的颂贤之意。

　　查东汉墓碑文引《黄鸟》诗句者，碑主皆为士大夫阶层，且不乏名臣、重臣及名门之后，如陈寔、胡广、张表、杨统、夏承、胡硕等。除翟先生乃饱学之士没有职官外，最低职位为相府小吏，最高则位列三公。在撰碑者的笔下他们都是忠臣良才，如称张表为“彦良”，言其“宜王臣兮为栋梁”，称杨统“文武备兼”，称胡硕为“英士”，就连唯一没有职官的翟先生也被蔡邕誉为“生民之英”。立碑者或碑文撰写者以亲人、门生、故吏居多，《王舍人碑》乃其弟弟立，《费凤别碑》乃费凤舅舅的孙子石勋所作，《太傅文恭侯胡公（广）碑》为胡广故吏立，门生蔡邕撰写。《陈太丘（寔）碑》较为特殊，乃前来吊唁的高官显贵及社会名流共同所立，此处的碑文乃蔡邕撰写，所引诗句乃河南尹种府君所作的铭文。《翟先生碑》乃乡党立，蔡邕撰写。碑主去世的原因以疾病为多，无寿终正寝者，但皆非三良那般因君王之命殉葬身亡。去世年岁不一，有八十多高寿者，如陈寔、胡广，有壮年早逝者，如胡硕四十一岁去世，五六十岁去世者较多。这些碑主在立碑者及作碑者心中，与《黄鸟》中的三良一样，都是忠心为国效命的难得人才，故会移诗入碑，以此抒发他们心中无限的悲痛和对贤才的不舍之深情。纵然他们祈祷上天，纵然他们想为之赎命，但都无法留住贤良之人的命。这种悲哀恰如《繁阳令杨君碑》所言“国失其良，民望永绝”。贤才是一个国家存亡兴盛的关键所在，“君不独兴，必须良臣”（傅玄《乐府》）“贤去，则国微”（黄石公《三略·下略》），面对东汉末年混乱衰败的政治局面，贤才的价值更为突出，正所谓“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臣”。陈寔，一代名臣，堪称道德楷模，“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的佳话盛传于时，故当他去世时有三万多人于现场哀悼，蔡邕落笔在碑文结尾写下“交交黄鸟，爰集于棘，命不可赎，哀何有极”语，表达痛失宗师良才的极度哀伤之情。“感良臣，哀其灵。”（《竹邑侯相张寿碑》）“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汉乐府《战城南》），东汉碑文引《黄鸟》表达的哀贤惜贤，正切合了那个时代思良臣的普遍风气。

　　不过，在哀贤惜贤的背后当还有着生命无法永恒的哀伤。三良的死亡悲剧归因为秦穆公的不仁，诗中隐含的讽谏意义已被四家《诗》发现。如《毛诗序》言：“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之后张载《酃酒赋》言：“哀秦穆之既醉，歼良人而弃贤。”同样把怨刺的矛头指向秦穆公。而碑主的死亡之悲则缘于不得永生的薄命之感，而非君王的错失。如《冀州从事张表碑》即言：“雕芝华兮歼彦良，伊哲人兮寿不将。”张表六十四岁寝疾而终，作碑者哀叹他寿命不长即已离世。这是因为两汉时期大都以七十岁为中寿，东汉末年则又增加为以八十为中寿。东汉以来，薄命早终更是被视为人生厄运，生命的短暂和易逝的悲情充斥着人的内心。尤其是不管多么贤能多么仁德，都无法摆脱死亡的宿命，寿如金石只是一种期盼和想象，这成了他们心中无法承受之重。虽然说“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但长寿依然是彼时人们最大的追求。如《太平经》言：“三万六千天地之间，寿最为善。”且以一百二十岁为长寿目标。王充《论衡》言：“若夫强弱夭寿以百为数,不至百者,气自不足也。”“冰极一冬而释，人竟百岁而死。”以一百岁为界限。这都还是较为理性的追求。东汉晚期的铜镜和瓦当中，有的铭文为“延寿万年”，“明如日月”，有的则为“千秋万岁”，在他们心中都有一个难圆的长寿梦。《邓椽墓题记》载“新广里邓季星年七十四，薄命蚤离明世”，不是下寿但依然被视为薄命。故即便陈寔是八十四岁去世，胡广终年八十二岁，但碑文中却依然化用《黄鸟》诗句抒写极度的惋惜和不舍的哀情，在这背后实则是生命逝去之后不可重来的哀伤。正如《秦君墓刻辞》所言“力求天命”，却也只能哀叹“年寿非永，百身莫赎”。充满了对永生不得的无奈及憾恨之情。“人之寿也，天命已使生者也。”（班固《白虎通义》）也难怪碑文中会频频出现类似“彼苍者天”与“命不可赎”这样的哀叹了。

　　《黄鸟》中的三良是因秦穆公残暴地要求殉葬而死于非命，是人为造成的悲剧，哀伤中有着控诉及讽谏的意味，而碑文中引《黄鸟》则消解了此意，在融合称美与凭吊之意的背后，更是蕴含着时人的生死观。

　　《光明日报》（2024年07月08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