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松刚（江苏省作协创作研究室副主任）

　　谈论身为江苏人的徐可的散文，似乎可以从江苏、江南谈起，这是他作为一个作家精神的起点和源头。他的散文集《胸有丘壑》中涉及江苏的篇章并不多，《背着故乡去远行》《月是故乡明》写故乡，写自己的成长经历、写故乡的时代变化，显得克制而谨慎，作者似乎就是要和传统意义上的“乡愁”书写划出界线，而去激活一种早已钝化的乡土感受和故乡思绪。《淮水安澜》写他乡，写自己行走中的见闻，写淮安的历史和风物，写水之于淮安的意义，极尽事理，又满怀深情。《竹园》写老家老屋后面的园子，写园子中竹林一年四季的美，但更为打动人的是对在拆迁中消失的竹园的留恋和感叹。时代在变，时间飞逝，人在流动，但那份诗性的感受依然在心底持续地存活、发酵，并成为一种生命的底色。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24年1月出版

　　徐可散文的底色是江南的。这一江南的特质在第三辑“秉烛夜话”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这一辑中的六篇文章，分别从狂、痴、闲、雅、疵、情六个维度对古代文人进行描述和评析。狂者嵇康、李白、徐渭，痴者张岱、苏轼、欧阳修，闲者庄子、陶渊明、白居易，雅者倪瓒、苏舜钦、李清照，疵者王粲、王维、米芾，情者元稹、陆游、汤显祖，等等。这一群像背后的文化源头，就是定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江南文化。在这一儒释道相互融合的文化中，作者敏锐地捕捉到儒家元素主导下的道家、佛家元素在文人精神塑造中的价值和作用。他们的狂、痴、闲、雅、疵、情，是他们的个性所在，也是他们的可爱之处，更是他们能够创作出独特文艺作品的精神源头和内在动能。其中，很多文人都生于江南、长于江南，也有很多人在江南游历、奔波，但他们的精神内里都是“江南”的。

　　江南是诗性的，江南影响了徐可，也成就了他的散文。在一个满心诗意的作家眼里，一切风景都充满了诗性和诗情。山水有情，是因为人动了情。《山里人家》写的那位老人，活得那么潇洒自如，即便是作者连老人的名字都不知道，但依然会让人不断地想起。《涟水河的深情》写了湘军的代表人物李续宾、曾国藩，写了在这里生活、工作过的钱锺书和湖南名校的抗战南迁，那些并不为很多人知的往事，被一一记取。作者在山山水水中，在一草一木间，自然而诗性地寻觅到一种唤醒于内心深处的美好感受。

　　作者善于写景，更擅长写人。他不仅在历史的回望中写古人，还在现实的激荡下写今人。在婺源与朱子相遇，在安溪与李光地相逢，在余姚见到了虞世南，他写他们的道德风骨，也不回避争议，他要在历史的迷雾中，见文见人、见事见心。因此，他写的是古人，实际表达的是古人精神在今天的继承与留存。他笔下的古人，是安静的、肃穆的，他们被仰望，同时被打量。而今人在他的笔下，则是另一番惊心动魄的普通模样。《硬汉邢爷》中的邢爷，生生死死，淡然而从容，让人看到了生命的乐观和坚韧；《怀念陶然学长》中的学长陶然，言语不多，然而重情重义；《迪爷，你把一团火留在了人间》中的迪爷，热情似火，又疾恶如仇。在今人的身上，我们读出了徐可隐藏的深意——今人的古风。就这样，徐可在对人的塑造中，以他诗意而动人的笔触和思接千载的精神，实现了古人和今人的互照与互动。

　　在作者这里，江南文化不停地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演化、延伸。即便是写江南之外的风物，写历史和时间深处的敦煌，他仍然依托于生命内部的诗性感受，呈现出诗一样的审美洞察和本真抒情。因为感情的率真，他的散文在篇幅和结构上也是不拘一格、自然洒脱的。有一咏三叹的长文，如《敦煌守护神》，有信手拈来的短章，如《爱》，长有长的余味和悠扬，短则有短的喟叹和怅惘。而不管是长文还是短章，内在的力量使得他的散文始终具备一种向上发展的精神属性。他散文的审美，不指向形而上的抽象，而落实为现实的人生和生命。即便是写那些凡俗的事物也是如此，比如《萝卜》《白菜》。散文说到底，是食人间烟火的，而世俗气，本也是江南文化的内涵之一。

　　作者说过：“散文要有学、有识、有情，方能达到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他的散文可以说是自己散文观的具体实践，有学养、有见识、用真情。

　　《光明日报》（2024年06月05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