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昌玉（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1801年，法国植物学家和探险家安东·米肖把在伊拉克南部废墟中发现的一块黑色光滑石头卖给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这块石头后来被命名为“米肖石碑”，今天依然对外展览。两年后，德国学者利希滕斯坦将该石碑上的文字误认为是阿拉米语，对其从右向左进行了错误地解读。19世纪末，法国考古队在伊朗西南部的苏萨遗址发掘，出土大量类似的石刻及碎片，后被巴黎卢浮宫收藏。与此同时，英国考古队发掘出土的类似石刻被大英博物馆收藏。随着1857年阿卡德语楔形文字被释读成功，“米肖石碑”上的文字后来才被学者所释读。根据这些石刻中出现的一个阿卡德语单词，学者们将这一类石刻称为kudurru（对应的苏美尔语为nig2-du），音译为“库杜鲁”。

　　库杜鲁石刻一共包括两大类，即早期库杜鲁和巴比伦库杜鲁。早期库杜鲁特指公元前三千纪的一类石刻，出现于大约公元前3100—前2150年的乌鲁克文化III期至阿卡德王朝时期。这一时期的库杜鲁并没有出现阿卡德语术语kudurru（库杜鲁）或苏美尔语术语na-ru2-a（石碑）。目前一共发现大约50多块，最常见的是正方形、长方形、圆形的板状，尺寸从几厘米高到1米左右。其中，最大的一块是玛尼什图苏方尖碑（玛尼什图苏是阿卡德王朝第二位国王），高1.44米，其铭文于1900年被首次出版，是最早被研究的一块早期库杜鲁。

　　在内容上，早期库杜鲁记载的主要是私人之间的土地买卖契约，包括价格和买卖的术语，主要发现于巴比伦尼亚北部和东部许多城市以及南部的乌尔城。其铭文使用苏美尔语或阿卡德语写成，有些铭文的具体含义难以理解。早期库杜鲁的发现，揭示了公元前三千纪的两河流域存在私人土地现象，改变了之前学界认为这一时期两河流域土地都归神庙和王宫所有的传统观点，对于重新认识早期两河流域的土地制度和经济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根据考古发掘及其相关研究，有5块早期库杜鲁上面刻有简单的图案，多为人物形象，很有可能是土地的购买者，这些图像学资料可以弥补泥板文献无图像知识的不足，帮助我们从图文两个角度来全面认识早期两河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

　　巴比伦库杜鲁的存在时间从公元前14世纪至前7世纪，即从加喜特巴比伦王朝国王卡达什曼恩利尔一世时期（约公元前1374—前1360年）至亚述帝国治下的巴比伦国王沙马什舒姆乌金时期（公元前667—前648年）。目前一共发现有大约160块巴比伦库杜鲁石刻及碎片，其中112块带有铭文，铭文的长度从23行至390行不等。在外观和形制上，巴比伦库杜鲁高度为36厘米至1米之间，多为不规则的、立柱式的、无支撑物依靠的石碑形状。在地理分布上，加喜特巴比伦王朝和伊新第二王朝（约公元前1153—前1022年）时期的巴比伦库杜鲁来自于巴比伦尼亚北部和东部的埃兰地区（苏萨遗址，它们是在公元前二千纪由埃兰统治者作为战利品从两河流域南部运到苏萨），海国第二王朝（约公元前1021—前1001年）时期的库杜鲁则来自于巴比伦尼亚南部和西部。

　　在内容上，巴比伦库杜鲁铭文一般由两部分构成：咒语部分和记述部分，有的铭文还有一个冗长的前言，一般是歌颂神或国王，与两河流域法典的格式类似。巴比伦库杜鲁铭文提供了关于巴比伦尼亚社会经济史的内容，尤其是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在加喜特巴比伦时期，库杜鲁记载的内容大多是关于王室赠予个人土地，或者是国王将土地作为礼物赠给个人，或者是对之前赠礼行为的确认；而在加喜特巴比伦末期，开始出现赋税豁免的内容；在伊新第二王朝时期，库杜鲁的记载内容更为多样，王室赠予土地内容的数量减少，记录赋税豁免以及私人之间买卖行为的数量渐多；到公元前一千纪时，记录王室土地赠予的数量更少，而记录房屋、果园和城市份地的交易活动的数量较多，尤其在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即库杜鲁发展的最后阶段，主要记载的是神庙人员的收益。

　　在视觉上，巴比伦库杜鲁给人最直观的感受是表面十分光滑、有光泽，另外其上刻写的楔形文字的字体是仿古典雅的苏美尔字体。在库杜鲁铭文上方，有诸神象征符号的浮雕图案，包括第一梯队的三位主神（安努、恩利尔和埃阿）以及第二梯队诸神（辛、沙马什、马尔杜克、阿达德等），这些丰富的图案为研究两河流域的神话和艺术史提供了直接的图像学证据。

　　无论是早期库杜鲁还是巴比伦库杜鲁，关于其功能，西方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1994年，意大利学者布切拉蒂提出“库杜鲁双重功能”假说，认为库杜鲁石刻的功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无铭文、无神符图案的天然石头，被立在每块田地之间，作为田地之间的界碑。这种观点可以从词源学上加以解释，库杜鲁的苏美尔语对应词nig2-du的含义是“走路相关的，步测”，这让人联想到，土地测量员通过走路步测每块土地的大小，并且在每块土地之间竖立界碑，将其进行划分，便于分配给不同的土地所有者。另一类是有铭文和神符图案的石刻被立于神庙中，用以在公众层面申明土地所有权，凸显契约精神与法律权威，此为库杜鲁的宗教和纪念功能。不过，“库杜鲁双重功能”假说遭到不少学者的质疑，原因在于，一是迄今为止尚未发现立于田间的石头遗存，二是这类石头材料十分贵重，是从两河流域以外地区进口的，不太可能作为普通土地界碑被立在田地里。

　　相较而言，以美国学者布林克曼为代表的学者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库杜鲁复本说”似乎更具说服力。此说认为，库杜鲁石刻是原始泥板版本的复刻本。根据麦里西帕克库杜鲁记录，“这块石碑是三块加印泥板的复本”，可以推断库杜鲁石刻的复本性质。加之库杜鲁石刻都是在神庙遗址中被发现的，所以说库杜鲁作为纪念碑，被放入神庙公开展示与保存，目的是使其能够处于神的保护下，并且公开土地的所有权。

　　综上，早期库杜鲁和巴比伦库杜鲁虽然在形制、铭文内容、记录风格方面有所区别，但对于史学研究而言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早期库杜鲁产生于两河流域文明早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研究两河流域契约文书的起源与发展。加喜特巴比伦时期的文献数量较少，有的学者称这一时期为古代两河流域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发掘和释读巴比伦库杜鲁，无疑可以推进对加喜特巴比伦和后加喜特巴比伦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学和艺术的理解。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早期两河流域契约文书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的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2024年05月2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