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友情与思想共鸣的见证

——写在《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出版之际

作者：王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

　　“世间好事不坚牢，彩虹易散琉璃脆。”杨绛先生92岁时写下的回忆录《我们仨》，将她与钱锺书、钱瑗63年的坎坷和温馨呈现在读者面前，点点滴滴，弥漫在字里行间的忧伤与亲情感动了无数读者。借由《我们仨》，读者走近并喜爱上了这个特殊的学者家庭。

　　那么，这个特殊的家庭在“我们仨”之外有着怎样的故事？“我们仨”之外的那些亲朋好友留下了什么回忆？近日，《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一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通过近三百封信函，呈现了钱锺书和杨绛二位先生工作、生活、心境、交往、论学状况，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更丰富立体的钱杨世界。

钱锺书与杨绛于家中  资料图片

　　杨绛先生晚年最后做的一件她认为很必要的事，就是亲手销毁了钱锺书和她本人的日记，以及某些亲友的书信。

　　终究，还是有诸多不舍。在最后的日子里，杨先生把多年好友，也是亲自认定的遗嘱执行人吴学昭叫到医院，幽幽地说：“这都是我看了又看、实在下不去手撕毁的亲友书信。我近来愈感衰弱，自知来日无多，已没有心力处理这些信件，现在把它们全部赠送给你，由你全权处理，相信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写信人中，不少你都熟识，哪怕留个纪念也好！”

　　吴学昭深知这些信的重要性，信中所提的故人旧事，她大多了解，有些曾经写进《听杨绛谈往事》。在仔细阅读后，许多之前所知的片段，变得更加贯通起来。她越读越投入，越读越感动，也更理解了杨先生何以不忍心销毁它们。“这哪是些普通信件？它们荷载着文化的信息、历史的证据和人间情义，是极为珍贵的文史资料！”

　　如何处置，她颇费心思。思量再三，她最终下定决心，赶去协和医院对杨绛先生说了自己的决定：“您留赠我的书信十分珍贵，您都下不了手撕掉，我更不敢也不舍毁弃。这些具有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的宝贝，不宜由我个人私藏。我的想法是争取在我有生之年得空时亲自将它们整理翻译出版，留给社会，供广大读者研究参考，然后将原件全部捐赠国家博物馆收藏。”病床上的杨先生露出欣慰的笑容。《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一书的“整理者言”所附2016年4月10日的照片，记录下这珍贵的一幕。

　　就像杨绛先生曾言：“出版，是最好的保存。”吴学昭投入全部心力，整理、翻译、注释这些信件，并在完成之后将其交给了钱杨二位先生信任的“不官不商有书香”的三联书店。

华君武先生赠送钱锺书、杨绛的“老鼠吹牛”图（1986年夏）

　　《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共收入致钱锺书、杨绛夫妇的信函277封，以及钱、杨二位先生的若干复函。此外，还有一些重要文章作为信后附录，供读者管窥。信函依第一封信的写作时间排序，最早始于1946年，至2014年止，多集中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

　　逾90封书信中，不少是来自家人，比如钱基博老先生满溢爱子之情的密密麻麻的手谕，比如杨先生的大姐杨寿康讲述的家史往事，以及一直在上海行医的杨绛的小弟杨保俶的安慰和建议。还有钱先生“英文甚好”的妹夫许景渊的“尘梦沧桑、唏嘘百感”，杨先生表妹唐瑞林谈《围城》唐晓芙的“索隐”“考证”信件，以及未曾谋面的复旦大学外文系钱雨润写的对老师杨必（杨绛之妹）的“世纪末的怀念”。

　　《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中收录最多的，是二位先生与中外学人的来信。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向低调沉默的钱杨夫妇好像忽从梦中苏醒，迸发出巨大的活力。杨绛接连写了不少散文，结集为《将饮茶》《杂忆与杂写》等书，还创作了小说《洗澡》。而钱先生走出国门，于1978年9月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代表，赴意大利参加欧洲汉学家会议。会上，钱先生生动地回顾了中意文化交流的历史并介绍了中国文学的概况。他旁征博引，引经据典，中西互证，生动风趣，全程英文演讲，引用意大利作家的话时用意大利文，引用德文、法文亦然，全场欢呼尖叫，掌声雷动。一年后，钱锺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管锥编》出版，甚受海内外博雅明通之士青睐。

　　应该说，钱先生出访顺利，对陌生的海外学术界能应对裕如，钱杨作品能成功推向世界，被钱锺书称为“文字骨肉”的知己好友宋淇功不可没。《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所收的28通宋淇来信，以及钱先生的若干复信，畅述胸怀，评书识人，妙语连珠，精彩纷呈，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细节。

　　1990年，钱锺书在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围城》被老友的女儿黄蜀芹搬上了银幕，央视热播后，全国掀起了钱锺书热。这带来了喜悦，也带来了烦恼，信札中也有不少与电视剧《围城》相关的桥段。

钱基博先生1956年信函手迹。

　　《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中，有不少海外的译者信札，比如《围城》日文版译者中岛碧、《我们仨》日文版译者樱庭弓子等。其中往来互动最频繁的，也是本书中收入信件最多的，是被钱杨夫妇视为“文学女儿”的德国人莫宜佳。

　　杨绛曾说：“钱锺书最欣赏莫宜佳的翻译。他的小说有多种译文，唯独德译本有作者序，可见作者和译者的交情，他们成了好朋友。她写的中文信幽默又风趣，我和女儿都抢着看，不由得都和她通信了。结果我们一家三口都和她成了好友。” 这种“幽默又风趣”在莫宜佳的来信中一览无余：“钱先生引用的德文诗不但适合，而且有点偏僻奥妙，令我有学海无涯之感（而且是德国海）。本来应该来一个同韵回敬，可是我只好改变一下风格，来一个异文更合文化交流。”

　　钱先生去世后，莫的来信，给了杨绛莫大的安慰：“你知道钱先生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是他为我打开了中国之门。1978年，我在意大利听了钱先生的报告后，中国文学才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后来通过翻译《围城》，读《管锥编》，可谓茅塞顿开，开了窍，发现了博大精深又充满智慧的中国文学的无穷魅力，去掉了许多狭隘偏见，读文学也变得满是乐趣。后来去北京，认识了你们俩和郑朝宗、陆文虎他们，我总记得你俩活泼机智的谈笑。和你俩的友谊是温暖而充满亲情的，虽然我们无法常见面，但钱先生给我的是这么多，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无法隔离，也不会随君而去。钱先生给世人的很多，给我的尤其多。”

　　这些译者，为钱杨作品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的传播，都作出了很大贡献。不消说，书中所收录的老舍、冰心、柯灵、苏雪林、胡乔木、陈西禾、许觉民、李一氓、周振甫、苏渊雷、夏鼐、华君武、王岷源、黄裳、夏志清、罗新璋、李黎、黄伟经等众多重要人士的信函，不仅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材料，或可补罅年谱、别传的失载，也是时代的记录，见证着学人之间的友情和思想共鸣。

　　《光明日报》（2024年05月25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