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秀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后）

　　提到“黄老”，我们往往联想到汉初的“无为而治”。其实黄老之学是一门与现实紧密结合的学问，在不同的时代曾经焕发出不同的精神力量。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曾经这样评论黄老之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黄老之学融合了儒家、墨家、名家、法家等各个学派的理论，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实事求是”。正是因为黄老之学总是从现实出发去思考问题，所以“无所不宜”，无论是在战乱频仍的先秦时期，还是天下初定的汉初时期，黄老之学总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为一代代君主提供了平定天下与治理国家的政治智慧。

　　黄老思想发源于战事纷纭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一时期各国的统治者都迫切地渴望统一天下，诸子理论中也不乏对称王天下之术的探讨。在黄老学相关的文献中，我们也可以找到这种思潮的痕迹。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中，有一部文献根据唐兰先生等多位前辈学者的多番考证，是战国时期的黄老文献《黄帝四经》。其中《经法·六分》篇有“不知王术，不王天下”，可见《黄帝四经》是有意识地探索统一天下的方法的。例如《经法·六分》中出现了大量对称王之道的探讨，“王天下者之道，有天焉，有地焉，有人焉”，“王天下者有玄德”，“王天下者，轻县国而重士，故国重而身安；贱财而贵有智，故功得而财生；贱身而贵有道，故身贵而令行”。针对当时的社会情况，黄老思想提出了非常进步的政治理念，君主想要称王天下，必须重视天时、地利、人和，而这又要求君主具备高尚的德行，超然于一己得失之外，对有理想、有智慧、有道德的贤才给予极大的尊重。如何尽早地实现天下一统，这是春秋战国的时代命题，面对这个命题，黄老之学提出了非常积极的政治理论。

　　此外，战国时期黄老思想还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非常重视战争和兵学理论的建构。《黄帝四经·经法·君正》篇中有“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谓之文；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谓之武。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由此可知，黄老道家提倡文武并行，德刑并举，将“养生”与“伐死”共同作为国家政治职能的重要体现。纷争频仍的春秋战国时期，想要称王天下，不仅要懂得治理国家的方法，还要有赢得战争的高级智慧。因而当我们回顾早期的黄老思想，甚至能发现其与兵家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黄帝四经》的《十六经》，借助黄帝讨伐蚩尤的故事，传递出一统天下的政治抱负。《十六经·五正》所说的“夫作争者凶，不争者亦无成功”，直截了当地表示出了对战争的重视与强调。《十六经》还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兵学理论，比如特别重视对战争时机的把握，我们所熟悉的“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就出自《十六经·兵容》中，就是说如果没有把握好时机取得胜利反而会留下后顾之忧。《十六经》反对主动发起不正义的战争，反对争先、骄纵的“雄节”，坚守处后、谦卑的雌节，《十六经·顺道》中所说的“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穷而因之”，就是以谦卑的姿态等待骄横恣肆者走向穷途末路，而给予其致命一击，这样既可以赢得道义上的胜利，也是战争智慧的体现。

　　当丰盈浩荡的先秦典籍历经了秦火的洗劫，无数文明化为灰烬，汉代初年重生的黄老之学却又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与战国时期有了极大的不同。据《史记》和《汉书》的记载，汉初崇尚黄老之人甚众：盖公、曹参、陈平、乐巨公、田叔、窦后、王生、直不疑、郑当时、汲黯、杨王孙、邓章、刘德、曹羽、郎中婴齐、黄子、司马谈等都曾学习黄老之术。从《史记》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汉代黄老之学的特点。《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悼惠王时曹参治齐，曾问道于精通黄老之学的盖公，“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盖公“贵清静而民自定”一言道出了汉初黄老之旨，统治者无为而治，民众休养生息，曹参以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治齐，齐国因而大治。汉惠帝即位后，曹参继萧何之后成为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依然按照萧何注重休养生息的方式治理民众，在历史上留下了“萧规曹随”的佳话。对于此事，太史公评价曰：“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太史公一言，道出了汉初实行“无为而治”的原因。尽管刚刚推翻了秦的暴政，挣扎于水火之中的百姓仍旧奄奄一息。此时天下处于初定的阶段，百姓们内心向往平静安宁，迫切地渴望能够安定地生活，并且极为抗拒严酷的制度与刑罚。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曹参采取清静无为的治国方式，注重因时以养民生，迎合了民众的现实需求，起到了安定民众、稳定社会、恢复生产的作用，为随后到来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与强势进取、重视战争的战国黄老之学相比，汉代黄老理论注重休养生息，正是因为社会背景发生了变化。这说明了黄老之学作为一种治世目的极强的学问，是可以适应时代发展而产生变化的，可以“与时迁移，应物变化”，随着时间、形势、现实的变化而提出有针对性的政治方略，因而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意蕴。

　　黄老之学“实事求是”的精神意蕴，为执政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是这样评价黄老的，“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在司马谈看来，黄老之术是以道家“虚无”的道论为理论基础，而因顺时势来获得发展的。在这种意义上的“虚无”就是不固执己见、不拘于常法，充分认识到事物发展的情势与形态，以做出最佳的判断与裁决。想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以内在精神的专一以洞悉万事万物的每时每刻的具体情状，正如司马谈所说：“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如果不能安定精神，那么连准确地认识事物都做不到，何谈提供治理天下的方法呢？因此，黄老之学在道家的精神专一之法的基础上，以体道来获得内在光明，由之延及治身、治国、治天下，兼采百家之长，从而提供与时世相应的治国之术，这种治国之术可以随着时间、事物、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道家理论往往高深浩渺，《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经典治国理论，给后人留下了无数遐想的空间。尽管老子已为高明的君主指明了方向，但具体的治国方略，则是由其后的黄老道家所继承并提出的。像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庄子这种远离世俗纷扰的道家，其实是被《汉书·艺文志》称为“放者”的，“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可见庄子着力于寻求内在精神的纯粹，试图独以清虚之法处理治国理政之事，虽然绽放出灿烂的理想主义光芒，但是并不能完全切近实用。此时，与现实紧密结合的黄老道家，秉持道家“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的一贯主张，着眼于“道”与现实的结合，弘扬积极入世的现实精神与深切的现实关怀，以期建构可以指导统治者称王天下的理论体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还说稷下先生田骈、接子、慎到、环渊等人也“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在天下一统的大趋势之下，学者们不再固守门户之见，怀着对建功立业的渴望，热切地寻求称王天下之道，在政治上兼收并蓄的黄老思想因而得以大放异彩，在稷下诸子中流行开来。

　　通观学黄老之术的稷下诸家，申子主刑名，韩非重法，田子贵均，慎到贵因，邹衍论阴阳，其各有所论，学派归属也是不同的，我们常常因此弄不清黄老之学的真正内涵。其实，司马迁说稷下诸子“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正是说学黄老学的诸子各自有所发明，其各言阴阳、刑名、法术、道德，各有千秋。然而他们的学说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这些思想学说产生与发展的根本原因，都是为了提供更好的治世之术，这也就是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中所说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在内容上兼收并蓄的黄老思想，其精神实质是指引着学者们发明新的方法来治理国家。而如果想要提供治理好国家，是一刻也不能脱离现实的，必须随着现实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我们从黄老之学的发展轨迹中，也可以看到黄老思想随着现实状况而不断变化的历史印记，这正是黄老之学在汉代能够重新焕发生机的原因所在。这种与现实紧密结合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意蕴，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不固守僵化教条的政治理念，可以与时代的思潮紧密结合，体现出了极为高明的政治智慧。

　　《光明日报》（2024年05月2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