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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者说】
作者:乔福锦(邢台学院教授)
2018年12月底,在恭王府“周汝昌先生纪念馆”开馆座谈会上,我有幸获得《周汝昌师友书札手迹》特印本。此后曾就材料取舍及录文辨识等问题,与责编中华书局李世文先生和录文者河北大学赵林涛先生有过交流。去年腊月,伦玲学姊电话告知书札正式面世。收到出版的新书,与先期的特印本相比,正式出版的《周汝昌师友书札手迹》(以下简称《书札手迹》),加了已经捐赠恭王府的部分文献图片,分量更重。捧读这本厚重的出版物,我的第一感觉是她的文献价值、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的重要。实际上,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与艺术代表性,也是学界公认的古籍善本鉴定的三大标准。
周汝昌先生(1918—2012) 图片选自《周汝昌师友书札手迹》
文献价值
1999年冬,在天津师大的一次学术讲座中,我曾提出20世纪红学五代人之说。对于这样的代际划分,自己心中有大致的年龄界限:1890—1910年出生者为第一代,1910—1930年出生者为第二代,1930—1946年出生者为第三代,1947—1960年中后期出生者为第四代,1960年代末至1980代末出生者为第五代。时间节点之所以如此确定,则与时代变革的大背景考量相关。
张伯驹信笺 图片选自《周汝昌师友书札手迹》
20世纪百年,是华夏数千年历史上极为特殊的时代。亘古未有的文化革新,阶段性明显的社会变革,造就了代际特征鲜明的知识分子与专业学人群体。纵观百年学术史,生于1918年的周汝昌先生,自然属于胡适之先生之后的第二代学人。站在新世纪回望过去的一百年,可以说,周汝昌先生是唯一一位以一身而贯穿五代学人的学者。
周汝昌先生不仅与第一代学术大师胡适之先生有过交往,与第四甚至第五代学人也有直接交流。令人称奇的是,周先生的学术交往,还可追溯到胡适之先生再上的一代人,即现代学术确立之前的晚清一辈亦即先生的祖辈学人。《书札手迹》按年龄排序,位列第一的是生于1867年的清末翰林、著名出版家张元济先生,最晚的是生于1930年的陈毓罴和1931年的徐无闻先生。
由《书札手迹》可见的与周汝昌先生有过交往的四代学者,有社会转型前夕的老辈文人,有现代学术开山祖师,有20世纪30年代进入学界的新一代学人,也有1949年之后进入大学读书的新派学者。其中茅盾、冯雪峰、齐燕铭、王冶秋、何其芳等人,还是政治、文化乃至学术跨界人物。作为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周汝昌先生与不同辈分、不同身份、不同领域人物翰墨交往与诗词唱和的原始记录,这部《书札手迹》是考证周先生生平志业的最鲜活的一手文献,也是社会变革与文化演进的历史见证。连年代、单位、形式、材质不同的笺纸本身,也是具有历史文物性价值的特殊文献。
学术价值
回望20世纪红学史,周汝昌先生无疑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大师。周先生关于作者家世方面大量新材料的挖掘与考证,对于《红楼梦》文本解读的意义重大。周先生不仅在版本领域第一次提出“三真本”之说,他也是脂学研究的开创者与版本探佚的突出贡献者。作为现代新红学之集大成者,新红学原有课题之外,在红楼文本研究、红楼文化传播、海外红学研究乃至治学方法探索等方面,周先生均有独特贡献。关于传统“红学”与现代学科体制下的“《红楼梦》研究”相区别的学理分疏乃至“四大分支”体系建构,更是新红学事业发扬光大的特别体现。红学研究之外,周先生在诗词、戏曲等古典文学的诸多领域,都有建树。这般学术成就的取得,在《书札手迹》中多可找到思路形成之线索。当代红学史乃至学术文化史上一些重大事件和论争,如曹雪芹家族文献搜集与考证、《红楼梦新证》编辑出版、1954年《红楼梦》研究大批判、《兰亭序》真伪之辨、恭王府建筑年代之证、曹雪芹画像单册页之考、《红楼梦》新校本整理、1980年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筹备等,在《书札手迹》中均有原始材料佐证。
《书札手迹》中所收的文怀沙先生关于《红楼梦新证》的修改建议,乃是周先生红学代表作出版过程的原始材料。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路线与政策“调整”的大背景下,以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活动为中心的一系列学术文化活动得以大规模展开。《书札手迹》所见学人,有俞平伯、吴组缃、吴恩裕、陈毓罴等红学名家,红学之外人文学术诸多领域的专家也出现在书内。其中既有胡适之、吴宓、钱钟书、陈梦家、季羡林等学术大家,也有周策纵、柳存仁、夏志清、唐德刚、程曦等海外华人学者。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之下,红学成为最早与海外学界取得联系的领域之一。1980年6月在美国召开的首届国际红学研讨会,曾是国内外瞩目的学术盛会,影响巨大。这场盛会的筹备过程及会后海内外学人的交流沟通情况,在《书札手迹》中都有详细记载。
由此而观,这部《书札手迹》既是周汝昌先生学术志业的特殊记录,也是一部以特别方式呈现的现代中国学术史。从中不仅可见学术“细节”,也可见治学历程与学理脉络。
艺术价值
周汝昌先生是一代红学大师,是古典文学研究大家与才思敏捷的诗人,也是风格独特的书法家。《书札手迹》是历史文献载体,是学术史见证,同时也是书法艺术佳品。
《周汝昌师友书札手迹》周伦玲 编 中华书局 图片选自《周汝昌师友书札手迹》
前几年为《周汝昌先生年谱长编》搜集材料,我曾专程去北大档案馆,看到先生早年谨守传统的墨迹,十分震惊。周先生书法宗“二王”,深爱《兰亭序》,年轻时对《十七帖》下过苦功夫。后追初唐书家欧阳询及宋人米芾一路,最终形成其隽秀、遒健、朴拙的书法风格。周先生不仅是书法实践大家,也是书法理论研究名家。1976年秋写于地震棚中的《书法艺术答问》,至今仍是书法研究与爱好者心目中的书学名著。成书于周先生身后的《兰亭秋夜录》,更是书学理论与书法实践结合的艺术佳品。与周先生交往的学人,书法风格多样,随意书写中,亦不乏佳作。
收入《书札手迹》中的函件,有现代钢笔之作,有绘画作品,更多的是毛笔文字。其中以书法名世者,就有叶恭绰、陶洙、顾随、茅盾、徐邦达、启功、黄苗子等多人。出身翰林的张元济先生,虽不以书法名世,墨宝却自带书卷之气。顾随先生是周汝昌先生的业师,书法自成一格。启功先生的书札,不仅有毛笔,硬笔也别具风格。吴小如先生是近代书坛大家吴玉如先生之后,书法妩媚隽秀。最晚一辈的徐无闻,曾出版过书法与篆刻著作,字体娟秀飘逸,功底同样深厚。自此观,本书也是一部具有个性特征的中国近现代书法史。
书法佳作之外,汪鸾翔、潘素、徐邦达、贺翘华等人的画作,个性鲜活且主题明确,是独具艺术价值的作品。书札所用花笺,也是具有艺术品位的版画。中古以降,花笺一直是文人雅士钟爱之物。从明代刻印的《萝轩变古笺谱》《十竹斋笺谱》到1933年出版的《北平笺谱》,历代佳制纷呈,具有个性特征的自制花笺,更是风格多样。《书札手迹》中收入的关赓麟、张伯驹、黄君坦、黄裳等人使用的信笺,或山水,或花鸟,或人物,极具个性特征。作为文献载体的花笺与书法文字相得益彰,艺术价值更显突出。
周先生一生虽屡遭磨难,但他始终把文献保护放在重要位置。先生早年即讲,这批信札“乃极可宝贵之文征,早年已毁无法矣,现时应立着手,不可再毁,此事太重要”。中华书局编辑部特请周汝昌先生女公子伦玲学姊编选本书,收录先生师友翰札及诗笺、画作中较有代表性者近三百通(件),并附参考释文出版,先生夙愿得以完成,可谓功德无量。自《淳化阁帖》问世以来,辑刻书帖渐成风尚。近代名人书札出版品不少,作为学术史料的书札出版更多。然而文献价值、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集于一身的出版物并不多见。《周汝昌师友书札手迹》,经过编辑、校录者的精心加工,四色大开影印,装帧精美,无疑是集多重价值于一身的文化珍品,值得特别庋藏。
《光明日报》(2024年05月1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