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

　　作者：祝勇（故宫博物院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

　　花三文钱，不但可以把茶喝够，并且有朋友谈论之乐，又可听新闻，又可把一天未曾使用过的舌头同声带尽量地放大使用。也因此故，谈话的人似乎都有点燕赵之士的气概。

　　——李劼人《大波》

插图：郭红松

　　一

　　在成都小住，心里牵挂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李劼人。李劼人姓李，最初的名字却不叫劼人，而叫家祥。1912年，21岁的李家祥在《晨钟报》发表了一万余字的短篇小说《游园会》，第一次使用“李劼人”这个笔名，李劼人才成了李劼人。“劼”的意思是坚定、谨慎、勤勉。“劼人”两个字，透露了李劼人的自我期许。

　　《游园会》是用白话文写成的小说，比鲁迅发表《狂人日记》早了6年。可惜这篇《游园会》已经散佚，否则中国白话文小说的开端，有可能会追溯到李劼人。但这并不妨碍李劼人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24年后，李劼人以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死水微澜》震动了文坛。此后又接连出版了《暴风雨前》《大波》，共同组成“大河三部曲”，构筑起一条叙事的长河，再现了中国自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的历史图景与人间世象，被称为中国的“长河小说”。我曾和刘心武老师聊天，问他受哪位中国作家的影响最大，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李劼人。

　　当年读“大河三部曲”给我带来的震动是难以言说的，它犹如一条宽广的大河，在寂然无声地流淌中，宣示着磅礴的力量，让我想起古老的《诗经》，想起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想起沈从文的《长河》。“大河三部曲”被一条河流贯穿，却并不只是关于河流的表述，这一点与《诗经》、与《清明上河图》、与《长河》一样。被河流裹挟的，是时间，是历史，是大城小邑的废与兴，是天地万物的枯与荣，是芸芸众生的死与生。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人与河的关系，是一种古老的关系，也是一种永恒的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就是人与时间、与历史的关系。

　　在李劼人笔下，死水、微澜、暴雨、大波，不仅映射出大河形态的变化，更呈现出历史的递进关系。大河奔涌流淌，时光一去不返，历史的潮流却滚滚向前。我站在河岸上，看大河奔涌，听李劼人慷慨悲凉的咏唱。

　　成都，是一座历史之城，亦是一座文学之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不知有多少文字与这座城市有关，但在我心里，李劼人的地位无以取代。每一次到成都，我都觉得自己离李劼人近了一点，但李劼人在哪里，我不知道。李劼人先生早在1962年就去世了，他的身影消失了，我找不到他。他变成了文字，融入我的记忆，变成一部装帧考究的全集，安放在我的书架上。

　　二

　　我没有刻意寻找过李劼人故居，我甚至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在潜意识里认为，民国时期城市的规模比现在小得多，假如李劼人有故居，也一定是在今天的二环以内，也就是“从东门至西门直径足长九里三分，从南门至北门直径足长七里七分”（李劼人：《大波（上）》，见《李劼人全集》，第三卷，第33页，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的成都老城墙的范围内。像北京的鲁迅故居、郭沫若故居、老舍故居，一律都在二环——也就是老城墙的范围之内。但在成都市中心，我没有听说过有李劼人故居。

　　果然，如我后来所知，李劼人写作“大河三部曲”的老房子在桂花巷，据说这处老房子有前后两个大院子，共十三间房，院中还有十多棵大树，是一处可以安心写作的居所，只可惜早已不存在了。

　　2024年春，我与友人见面，见面的地点是成都市锦江区融媒体中心。友人说，融媒体中心旁边就是李劼人故居，令我吃惊不小。这里是菱窠路，在东南二环外，靠近三环的地方，是今天的黄金地段。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写出“大河三部曲”的李劼人先生来说，此处却是远离市区的荒郊野地，怎么可能在这里有故居呢？

　　原来，1938年起，日寇开始轰炸成都，桂花巷在轰炸范围内，为了躲避轰炸，李劼人就在郊区菱角堰边买了一块地，盖起了一座简陋的草房子，取名“菱窠”。菱当指菱角堰，是一片水塘，水塘中有菱角，故有此名。

　　菱窠，就是有菱角的水塘边的茅屋，听上去就那么宁谧，那么得自然之趣，那么返璞归真。李劼人说：“自我八世祖入川定居以来，从未有过自己的房子，搬一次家，东西损失不少，特别是书籍。”这所简陋的草房子，让这个漂泊的家族不再有遗憾，也让居无定所的李劼人有了“我心安处”。

　　在成都城西，有一座杜甫草堂，收容了安史之乱中避乱入蜀的诗人杜甫；在成都城东，又添了一座李劼人的“草堂”，在抗日战争的艰困中，为李劼人提供了一张安静的书桌，让他后来的创作在此从容地展开，其中就包括他五六十年代“另起炉灶地重写”的《大波》。两座“草堂”，一西一东、一古一今，有如日月，为这座城增辉。

　　我有时会闲居在成都，居所与菱窠路李劼人故居只隔一条三环马路，我在三环外，李劼人在三环内，相距不到十分钟车程。十几年中，我偶在成都闭关写作，没有想到我崇敬的李劼人先生就在我的不远处，默然相伴。

　　我让友人马上带我去拜谒李劼人。出融媒体中心，过菱窠路，首先要穿过一片绿地公园，靠近路边立着“劼人公园”四个金属制成的巨大宋体字。公园内有绿树草坪，满目的清新爽朗，中间点缀着雕塑小品，上面标有李劼人作品篇目、简介，以及作品里的方言释义，比如“打堆”“伸抖”“背时”，有如立体的词条，夹在绿色的书页间。

　　绕过一片大草坪，菱窠就在眼前。空中开始飘雨，是成都春天若有若无的小雨，仿佛在为我洗尘。跨过雨中的院门，可见一个很大的院坝，视线中心点自然落在院中的李劼人雕像上，它出自雕塑家刘开渠之手。

　　李劼人身后，就是菱窠了。菱窠比我想象中的要整洁，不是我想象中的“草堂”模样。这是因为它后来经过两次改建，升高了屋顶，又加了一层楼阁作为书房，原来的草顶也换成了瓦顶，变得更加体面了。里面的家具都是原件，是用青羊宫旁李家坟园里的楠树制作的，在湿润的空气中散发着幽香。这栋房子，安顿了李劼人最后23年的岁月，让他安然进行《大波》的二度创作，把原来53万字的《大波》改写成97万字的巨著（1962年去世时并未完成）。

　　李白、杜甫、陆游，都在成都留下了重重的生命印迹，但他们终究是过客，不似李劼人，生于此，死于此，“全吃的是成都的米粮，呼吸的是成都的空气”（李劼人：《大波（上）》，见《李劼人全集》，第三卷，第13页），一生都在写这座城，是真正意义上的成都之子，也是这座城市的精神之魂。爱成都可以有一千个理由，但对我这个读书人而言，直到找到了李劼人，我才找到了亲近这座城的真正缘由。

　　三

　　“大河三部曲”是历史之书，但它毕竟是小说。文学不是史学，文学是人学，写大历史，也终归要落实到人的身上，落实到家长里短、柴米油盐。“大河三部曲”的魅力，在于宏大的历史架构，更在于细碎且丰饶的日常。余华说：“日常生活貌似平淡和琐碎，其实丰富宽广和激动人心。”每个看似卑微的小人物，都必定与大历史发生肯定性的关联，就像“大河三部曲”里的五行八作、三教九流。

　　现代小说史上的李劼人，把《三国演义》的大历史叙事和《红楼梦》的精密日常糅合起来，既有历史叙事的雄浑气象，又不失日常生活的摇曳多姿。王朝鼎革的宏大事件，终归会落在市井百姓的身上。大历史就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屋宇，小人物的生活是它的每一块砖。

　　一出李劼人故居，日常生活就来了。不远处是“东门市井”——锦江区精心打造的一片商业街市。“东门市井”，自然是东门外的市井。成都城有东西南北四门，东门叫迎晖门，1938年为了在日军轰炸时疏散百姓，把四座城门拆除了，迎晖门也片瓦无存，只留下一个地名，但东门的喧闹，留在李劼人的文字里。

　　《暴风雨前》写：“东门城门洞正自轿子、挑子、驼米的牛马、载人运物的鸡公车、小菜担子、鸡鸭担子、大粪担子，以及拿有东西的行人、空手行人，内自城隍庙，外至大桥，摩肩接踵，万声吆喝着挤进挤出。”

　　东门市井是一处令人安坐和消遣的地方，只占劼人公园的一隅，并不喧宾夺主。它几乎复制了李劼人小说里的市井空间，按川西传统民居样式打造，大面积的黑瓦屋顶在细雨中泛着亮光，古朴的木质门楼、雕花的窗棂、青石板的路面，把我们带回到李劼人的文学世界。

　　李劼人笔下出现过的手工作坊、铺板小馆、老式茶馆、凉亭水榭，变成了现实中的场景。“市井”中有一家茶舍，里面清一色竹椅，可饮李劼人小说写过的三花茶。茶馆渗透到成都人的生活中，是一种唾手可得的幸福。

　　对成都人来说，茶馆不只是休闲中心，还是交际中心、商务谈判中心、信息传播中心。李劼人先生在《大波》中是这样写的：“花三文钱，不但可以把茶喝够，并且有朋友谈论之乐，又可听新闻，又可把一天未曾使用过的舌头同声带尽量地放大使用。也因此故，谈话的人似乎都有点燕赵之士的气概。”双休节假日，这些菜馆茶舍、非遗小店，宾客迎门，让李劼人不感寂寞，却又不会惊扰到他。劼人公园与东门市井，绿树红尘，一静一动，彼此映衬，相得益彰。

　　全国的作家故居我不知去过多少，能完好保存就已经不错了，能够重现作家文字里的物质空间和生活方式，从而与作品达成一种“互文”效果，我却是第一次见到。如今常说文化为旅游赋能，旅游又何尝不是传播了文化？这些空间不是虚假布景，也不是摄影基地，而是可以走进去，像小说中的人物一样消遣和消费。如此，小说就不再是小说，而是还原为立体的生活。

　　我与友人选了“小雅菜馆”共进晚餐，这家菜馆源自李劼人生前开的小饭馆。1930年，李劼人不甘军阀蹂躏，愤然辞去大学教职，开小饭馆养活全家。菜谱由李劼人定，交给夫人掌勺，仿佛重现了文君当垆、相如涤器的风雅。凉菜有夫妻肺片、金钩萝卜干、凉拌芥菜宽粉皮，热菜有干烧鱼、烟熏排骨、肝腰合炒、青菜头焖酥肉，蒸菜有粉蒸苕菜，汤菜有黄花猪肝汤、冬寒菜汤、豌豆汤，还有“小雅”特制的泡菜，叫“洗澡泡菜”……

　　有人说李劼人取名“小雅”是说饭馆经营四川家常菜，不登大雅之堂的意思，但在我看来，这个“小雅”，应当是《诗经》中的那个《小雅》。《小雅》第一篇为《鹿鸣》，就是一首关于吃的诗：“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麋鹿在空旷的原野上吃草，君王在鼓瑟吹笙中宴请宾客，完全是太平盛世的气象。李劼人在战乱的年代里生存，所谓的太平盛世，可以说是对当时的反讽，也可以说是对未来的期望。

　　李劼人所希冀的太平时光，其实就是今天。

　　生活是一条“大河”，流过曲折的河床，流经无数个昨日而抵达今天。

　　突然想起，李劼人也是好酒的，当年刘大杰到李劼人家中喝酒，酒酣耳热之际，李劼人脱去上衣，赤膊上阵，天真烂漫有如魏晋风流。假如李劼人还活着，不如请来一坐，斟一盏酒，一起谈谈成都，谈谈文学，谈谈将来……

　　《光明日报》（2024年05月10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