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现场脉动观察】

　　作者：宋嵩（《长篇小说选刊》主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与民族精神，塑造着中国人的宇宙观、世界观和人生观。文学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激活与转化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不二法门，是创作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的源头活水，也是新时代文学由“高原”向“高峰”攀登的必由之路。近期的长篇小说创作中，不少作家对优秀传统文化因子或继承，或转码，或生发，努力让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成为小说“主角”。对民族历史进行深情回望，又与生气勃勃的现实生活密切融合，传递出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中国精神。

　　陶瓷、漆器、丝绸、服饰等传统文化器物或技艺，成为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热门题材。图为紫砂壶制作。新华社记者 李任滋摄

　　1.闪耀在“器物”之上的光芒

　　古往今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将日常生活实践与审美实践相结合，逐渐形成以物见人、以物志人、以物蕴美的审美传统。他们将陶器、瓷器、笔墨、纸砚、桌椅等日常生活用具上升到审美的高度，在收藏和鉴赏的过程中，不仅使这些器物成为艺术品，还赋予它们丰富的精神内涵，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人重要的精神寄托。这些器物的生产者和他们的生产活动，超越单纯的、形而下的操作层面而具有形而上的意味，并被有机地融合进器物审美过程中。

　　汪曾祺曾将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研究概括为“抒情考古学”，强调“他搞的那些东西，陶瓷、漆器、丝绸、服饰，都是‘物’，但是他看到的是人，人的聪明，人的创造，人的艺术爱美心和坚持不懈的劳动”。沈从文在《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文中就坦陈“一切美术品都包含了那个作者生活挣扎形式，以及心智的尺衡，我理解的也就深而细”。这种对于器物背后“人”的兴趣与关注，不仅是促使沈从文由文学创作转向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动力之一，同样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近年来出现的一批与“器物”及其制作、收藏、品鉴有关的长篇小说。

　　李清源的《窑变》写钧瓷，徐风的《包浆》写宜兴紫砂壶，两项“器物”工艺在作家们的笔下绽放出夺目的光彩。

　　《窑变》从1895年写到当下，借一个匠人家族在百余年里的命运沉浮，围绕着钧瓷烧制技艺的复兴与传承，折射出中华大地上一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民间匠人翟日新无意之中复活了失传已久的钧瓷“窑变”秘技，却成为封建官僚邀功敛财的手段、富商豪族之间明争暗斗的武器。直至新世纪，工艺的普及使“窑变”不再神秘，市场的不景气又带来钧瓷传承与发展的危机，翟氏后人在“求变”与“不变”的抉择之间左右为难……作者写百年家族史、钧瓷史，同时也以小切口写出一部大开大合的百年中国史。

　　《包浆》讲述主人公钦子厚原本对紫砂壶一无所知，后来一步步成长为“聊壶茶坊”主人和紫砂壶专家的经历，其间串起“宫灯提梁壶”“古希伯匏瓜壶”“松鼠葡萄壶”等众多壶中精品背后的隐秘故事。制壶人之间、藏壶人之间、制壶人与藏壶人之间有家长里短，也有是非恩怨，更有爱恨情仇，人格的卑小与伟大、人心的丑恶与坦荡，以及其中所蕴涵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呼之欲出。如小说中“壶痴”葛家印所说，“包浆”是留在物件上的“过日子的诚意”，而且“那种光亮，是人的精气神”。“包浆”关涉对于时间问题的思考。它既是时间与历史的沉淀，又是人手摩挲的产物，浸润着生命的灵气，残留着人的体温，“温润”是它带给人的最直观感受。有时它又被写作“胞浆”，与古人“民胞物与”观念相契合。作为独属于中国人的概念，它在这个时代闪耀着别样的光芒。

　　2.“比德于玉”的心灵寄托

　　对于中国人来说，富有仁、义、礼、智、信、乐、忠等特征的玉，是天、地、德的象征，是理想人格的象征。因此，“君子比德于玉”。同时，玉又有独一无二的中华美学意义，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中国向来把‘玉’作为美的理想。玉的美，即‘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美。可以说，一切艺术的美，以至于人格的美，都趋向玉的美，内部有光彩，但是含蓄的光彩，这种光彩是极绚烂，又极平淡。”历史上，以玉为题材的中国文学作品不胜枚举，直至今日，作家们仍然在持续书写这一极具辨识度的主题。

　　苏迅的《凡尘磨镜录》，围绕两代收藏家的藏玉经历，慨叹时代浪潮中的人生命运。家道中落的主人公秦家骝，拜同样落魄的贵公子虞焕章为师学习玉器鉴藏，被引领进入一个琐屑日常生活经验之外的未知领域，意识到天地之高远，人生之渺小。梦想读大学考古系、当文物专家的秦家骝先到淮北农村插队，返城后又因机缘巧合，时来运转，成了一方巨富。白云苍狗，时过境迁，唯有对玉器的痴迷不变。虞焕章临终前曾将自己唯一一件存在身边的藏品——半件唐代玉鱼符赠给秦家骝，并寄语他“这个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秦家骝发家后，不惜斥巨资在拍卖会上拍得玉鱼符的另一半，以此告慰虞老师在天之灵。他在双目失明后致力于将毕生收藏经验著成一书，强调“著者”一定要署“虞焕章”之名。师徒二人品性不同，结局也大不相同：为师者学问高深，恃才狷介，却生不逢时，潦倒终生，令人唏嘘；相较而言，为徒者则有君子之风，虽然时时处处显得懵懂、木讷，却自始至终恪守本心，且知恩图报，终成玉器收藏领域有建树之人。

　　在小说中，虞焕章悟出并坚守玉器收藏的“三重境界”——由诚心正意的“入门境界”，至“眼高手低”的“高手境界”，直至懂得“舍弃”的“自在境界”，并将其视为人生修行的过程，不免让人联想到“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再到“看山还是山”的三重境界。这种极富中国特色的哲学思辨，与“玉”这一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崇高地位的意象相得益彰，共同营构出独特的东方美学风貌。

　　3.“匠师精神”的彰显

　　“工匠精神”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这里以“匠师”代“工匠”，一方面是考虑到前者的范围要大于后者且能完全涵盖后者，“匠师精神”更具普泛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汉语中“师”往往指向一个更高的层级。

　　前文所涉及的《窑变》《包浆》两部作品，对“匠师精神”多有体现，尤其是《包浆》中的“壶痴”葛家印，年轻时在紫砂工艺厂担任质检员，经手的产品但凡略有瑕疵，“伸手就把壶嘴掰断了，只说两个字：重做”。对产品严格要求、精益求精，是“匠师精神”的重要内容，但并非全部内容。仅仅做到这一点，或许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匠”，但很有可能达不到“师”的高度。

　　老藤小说《铜行里》中“富掌柜”在收徒弟时所说的“具铜心、辨铜气、结铜缘”九个字，才是成为“师”的必备素质。“具铜心”就是不忘入铜器行的初心，“哪怕深埋黄土之中也不锈不烂，不改不变”。“辨铜气”指的是要识铜性，达到“人铜合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这样做出的器物才会有“灵气”。以上两点可以视为方法论，而“结铜缘”要求“敬铜、惜铜、善待铜”，这是一种对劳动对象的敬畏心，可以归入世界观的范畴。耐人寻味的是，富掌柜还告诫徒弟“做铜匠切忌投机取巧，须知功夫是一錾錾锤出来的”。

　　仔细想来，“九个字”是铜器行当所遵循的宗旨，又何尝不是人生在世所应该坚守的信条？铜行胡同“九佬十八匠”在侵略者面前同仇敌忾、舍生取义，女掌柜赵仪纭不屈从于敌酋而自尽，铜行后人们撇家舍业、远赴大西南支援三线建设，无一不是在“具铜心、辨铜气、结铜缘”的指引下作出无愧于家国的抉择。他们就像两千多年前那个凭一己之力挫败楚国伐宋图谋的伟大匠师墨子，成为“软铜册”上永远不朽的群像。

　　做工如做人。与《铜行里》类似，支撑葛亮《燕食记》中的荣师傅荣贻生成为一代广式月饼大师的，也并非什么秘不示人的诀窍。要想打好莲蓉，“至重要的，其实是个‘熬’字”。他又将这个字传给了徒弟陈五举，并将其一代代传下去。类似的，还有小说中月傅介绍“熔金煮玉”这道菜的做法时所说，“其实简单得很，无非就是舍得花功夫”，以及陈五举十岁进入茶楼学徒，被阿爷和荣贻生指点做人要“三分做，七分蒸”，还有“揉的是面，却也是心志”。无论是“熬”还是“舍得花功夫”，抑或“蒸”和“揉”，都是一种人生态度。对心志的磨炼，是成为“匠师”的必由之路，亦是至真至拙的人生真谛。多年前，葛亮曾以《由‘饮食’而‘历史’》为题，概括小说《北鸢》的创作主旨，指出“饮食有如镜像，映照时代路轨，亦透视人性嬗变”，还借小说中人物孟昭如之口，点明“中国人的那点子道理，都在这吃里头了”。诚哉斯言。

　　4.形式上的探索展现传统文化新魅力

　　近年来，“国风”“国潮”文化产品受到广泛追捧，印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同时也再次提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注重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促使其融入现代传播格局。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也有不少作家进行大胆尝试，取得让人眼前一亮的效果。

　　余一鸣的《十竹斋密码》，借鉴网络小说创作中常用的“穿越”手法，打通古今，让古人与今人直接对话，既逼真重现了历史上金陵十竹斋开创木版水印技艺的辉煌，又如实反映了当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民间工艺专家学者发掘“饾版”“拱花”技艺、复刻《十竹斋笺谱》《十竹斋画谱》的艰难历程。复刻的过程，同时也是男主人公徐开阳在女主人公赵琼波的帮助下逐渐走出童年心理阴影、治疗心理疾病的过程。小说结尾，今人徐开阳和化作孩童的十竹斋主人胡正言，通过电脑网络视频的形式交流对“做旧像旧”和以影印、光雕技术取代手工雕刻的看法，传递作者对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考。此外，作者在叙事过程中还穿插胡正言制墨、造纸的过程，以及大量对明末南京城市生活的描写，呈现出历史题材非虚构作品的某些样态。

　　宋方金的《上元灯彩图》，改编自作者的同名舞台剧剧本。小说故事主干源自明代拟话本小说《喻世明言·范巨卿鸡黍死生交》，其中许多场景取材于明万历至天启年间佚名画家的风俗画作《上元灯彩图》。小说的主旨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约既定，千山无碍；一诺既出，万年无阻”的诚信精神。为了强化表达效果，作者采用“中国套盒”式的结构，除了作为主干的张元伯与孟俊郎的故事外，还嵌套进了白衣书生与黑衣书生、老山贼与小山贼等人物的故事。为了增强叙事的戏剧性与趣味性，作者让历史人物吴承恩在作品中登场。在小说的结尾，作者还特意安排了一场“剧本杀”，对前面的小说文本予以解构。这些带有后现代色彩的拼贴和“网感”明显的写作方式，展示出作者强烈的形式探索精神和吸引年轻读者的努力，也为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经验。

　　《光明日报》（2024年04月24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