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少勇（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副教授）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段晴是我的硕导和博导，是改变了我人生轨迹的人。2022年，她领衔的“东方语言文化教师团队”入选第二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2002年，我进入北京大学东语系梵语巴利语专业，跟随段老师从零开始学习梵语这门艰深的语言。该学科的开创者季羡林先生有个著名的“游泳论”，即学梵语就像学游泳，把学生踹到池子里呛几口水，没淹死的就都学会了。这也正是段老师的授课风格，我结结实实“呛到了水”。为了鼓励我们，段老师课后带我们去拜访季羡林先生，进门便说：“这拨学生我很满意。”季先生微微一笑：“能让你满意，那可不容易。”

　　新发现写本的校勘整理是文献学塔尖上的工作，对研究者的要求很高。我国新疆和西藏存有大量梵语和西域古语的写本材料，过去受制于种种条件，常有“材料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遗憾。段老师力主学生研究第一手写本材料，鼓励学生“踮着脚尖学习”。得益于段老师这种人才培养模式，我们的学科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刚学了一年梵语，我就在段老师的鼓励下开始释读西藏梵文贝叶经。经过两年奋战，我完成了以古印度字体学为题目的硕士论文，发现了两部失传已久的梵文残本。段老师极为激动，逢人就说：“我的学生有了学术上的重大发现。”

段晴教授（右）在日本创价大学讲学期间与作者合影。资料照片

　　硕士毕业前夕，段老师找到我，几乎以命令式的语气让我参加当年暑假在伦敦召开的国际佛教学大会并作发言。作为一个入门不足3年的“学术小白”，我倍感压力，不由得有些犹豫。段老师驳斥了我所有打退堂鼓的理由，连旅费都替我安排好了。于是，经过精心准备，2005年夏天，我在伦敦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了会议发言。这次会议成为我参与国际交流的起点，我与多位长辈和朋辈外国学者建立了联系。

　　后来，我有幸成为段老师指导的博士生。临近毕业，我把博士论文初稿交给段老师，她拿起红笔从第一页开始看，几乎每一段都有勾画，翻看了一二十页便忍无可忍，把论文重重摔在地上：“回去改！”我灰溜溜地捡起论文，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几乎全文重新爬梳了一遍，再拿回来给段老师看。这次她笑了，说：“写论文时要提着一口气，往往越到后面越容易松懈，最后必须上点手段‘刺激’一下。”

　　读博期间，我在段老师的帮助下进入日本创价大学，做了两年联合培养博士生。我的日本导师辛嶋静志先生曾在中国攻读季羡林先生的博士，他说他指导我是为了报答季先生的恩情。临近回国时，辛嶋先生希望我留下来工作。我内心坚定地婉拒了，因为，我也要回国报答我的导师。

　　再后来，我留在北大工作，成为段老师的同事。段老师总有用不完的精力，带领我们研读写本、外出考察、开展国际合作、出版系列丛书……未承想，她竟在2022年因病突然离开了我们。

　　回忆20多年来的一幕幕往事，看似零散却环环相扣，在我人生轨迹的每一个关口上，总是有段老师的身影。永远怀念段老师！

　　《光明日报》（2024年04月04日 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