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万晴川（三江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明中叶以后，以文统武的军政机制基本确立，军事指挥、铨选、纠察之权逐渐掌握在各级文臣手中。于是，一些武将“不娴弓马干戈”，而“人思务文”；而随着国家多事，文人也留心边事，因而形成“武将好文”“文人尚武”的社会风尚，“缙绅大夫好言军旅，而介胄之士则托文艺以为名高”（叶春及《程鉴俞大猷传论》）。从而造成一些武将不务正业、腐儒纸上谈兵以及文武不和等致命后果，但也促进了文臣武将之间的互补，并由此产生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武将诗人群体，为历代之最，成员涵盖从都督到百户各级武官，且有父子、兄弟诗人，他们的诗歌成就不容忽视，并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家国情怀与诗史品格。嘉靖以来，很多名将皆与阳明弟子游并入室王门。如俞大猷、戚继光、邓子龙分别师事唐顺之、钱德洪、罗洪先，万表与钱德洪、王畿、罗洪先和唐顺之等友善。他们的思想和文学观念普遍受到阳明心学和唐宋派的影响，其诗作表现出鲜明的忠君爱国思想和拯世情怀。万表体弱多病，常年在家养疴，但当东南沿海倭乱肆虐，便力疾就道，“但持三尺息兵机”，率僧兵与倭寇大战于苏州杨泾桥。激战中流矢，但他毫不介意，以诗赠子道：“裹疮终报国，先世总忠英。”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七月，俞大猷因胡宗宪诿罪系狱，后经好友锦衣卫指挥陆炳救出，令立功塞上。俞大猷毫不挂怀自己所受的冤屈，急盼带病“手斩楼兰上首功”“扫清俺答尘”。杨西洲南征，俞大猷以血袍相赠，“忠孝连袍付与君”，希望他将忠君爱国的精神传递下去。邓子龙早年即立下“扬帆收拾千江红”的雄心壮志。嘉靖末年随军抗倭，表示“南倭不灭扶桑东，男儿岂挂天山弓？”万历年间，缅甸犯云南，在援滇行军途中，他挥笔作《渡盘江吟》，誓言不辱使命，“愿系莽首报功成”。他曾再三强调，自己征战沙场，是为捍卫国家尊严和百姓安宁，不为博取功名利禄，“直须捣洗黎民恨，挂剑功成一羽衣”；也不为封妻荫子，“丈夫生世间，岂为儿女谋？”在援朝战争中，邓子龙年逾七十，犹奋勇杀敌，为国捐躯。戚继光的诗中也常出现“孤忠”二字，格外照眼。他早年即立下“男儿铁石志，总是报君心”的豪情壮志。在扫平倭寇后，隆庆元年（1567年）十一月，戚继光移镇蓟门，又誓言“丹心誓地天”，“直欲捣祁连”。

　　武将们还心系百姓疾苦。宁德城经过倭寇的数次洗劫，收复后已成废墟，戚继光无限悲愤地写道：“废屋梁空无社燕，清宵月冷有悲魂。”当乱后百姓生活安定下来，恢复生产，他又由衷喜悦道：“乱后遗黎始卜家，春深相与事桑麻。”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海南黎族那燕由于不堪朝廷压榨，发动暴动，朝廷派兵围剿，黎民被杀者五千余人。万表作《闵黎三首》，愤怒谴责官军杀良冒功，“虎兕来，犹可奔，狼师一来人无存。”俞大猷忠君报国和拯济苍生的初心始终未改，“生民疾苦每属心”。出身社会底层的邓子龙，更是对民生疾苦有切身感受，“四海苍生苦困多，何须卧此乾坤老？”他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而锥心：“孤悬村落绝烟火，扛抬堡驿穷膏脂。壮士伤心肉食裂，何为可乐称雍熙？”祈愿尽快结束战争，“何年罢征战？民免竭膏脂。”化剑为犁，“龙池净洗横磨剑，天北天南愿太平”。

　　很多武将都参加或指挥过晚明时期的一些重大战役，他们以诗记事，堪称诗史。如万表、俞大猷、戚继光写有不少抗倭诗，尤其是邓子龙，他的经历非常丰富，先后参与剿灭倭寇、海盗和山贼，抗击侵略等重大战事，几乎都有诗记述，如《爬江血战》记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四月，邓子龙在英德参加爬江血战，因奸人妒功，他身负重伤，血透战袍，鏖战自日出至午时。《东海血战》写隆庆三年（1569年），数量占优的明军在与海寇曾三老的战斗中损兵折将，辎重尽失，邓子龙临危受命，指挥激战，取得全歼敌寇、生擒寇首的重大胜利，但主将却将功劳记在其子名下。邓子龙曾在云南两次参加对缅反击战，《姚关班师宿保场》写攻克姚关凯旋，《再捣耿马老巢三尖山班师》写捣取三尖山班师，等等。明中期以来，受困于北虏南倭，戚继光等有识之士认为，明之大患是北虏。北疆经过谭纶、戚继光和俞大猷十几年的经营，基本已稳定下来，但随着谭、俞谢世，戚徙岭南，士气受到打击，边境形势急转直下。陈第曾跟随戚继光出守古北，居蓟镇十年，他的《送戚都护》《烧荒行》等诗，围绕着谭、戚镇蓟前后面貌的叙写，表达了对朝廷政策的不满及对边境安全的忧虑。崇祯年间，张可大出任登莱总兵，他的《书边事四首》表现出对明军沈阳之败的深沉忧思。上述诗作，对丰富和补充历史记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真气淋漓与英雄本色。复古派在当时有着巨大影响，但有些武将诗人不为所囿，如陈第《论诗》云“应世须唐律，报怀漫自题”，意谓书写个人情怀的诗可以突破唐律的束缚。万表的《闻海警有感二十首》、陈第的《烧荒行》等诗夹叙夹议，则显然是宋诗的风格。

　　唐顺之主张为文须“皆自胸中流出”“开口见喉咙”“如真见其面目”。他和罗洪先晚年都受到“击壤体”的影响，“率意信口，不调不格”。万表在《重题王孝子卷》中说：“不假雕琢，而自然成文，斯天下之至文也”。他的诗真挚感人，如写夫妻之情的《寄内》，抒怀乡之思的《不寐》，叙朋友之谊的《夜坐宝叔塔与周讷溪掌科话别》，痛女婿之死的《哭婿吴子旬二首》，无不直书心迹，真情淋漓，十分动人。俞大猷也主张“欲写心中无限事，不论工拙不论多。”邓子龙《横戈集序》称自己的诗是“口头俗句”，他的诗明白如话，而又想象瑰丽，感情丰富，真实自然。金植《不下带编》中称他们的诗“皆仓卒矢口，匪学而能”。

　　俞大猷豪宕自雄，其诗气势宏伟，力拔千钧。梁章钜称其诗“有拔山挽河之概”。俞大猷欢喜在诗中写“剑”，在现存诗中有三分之一有“剑”字，营造出一种磅礴气势。他的海战诗尤具价值，是边塞诗的新变，如《舟师》写海雾刚散，明军战舰出击，猎猎海风吹动战旗，海水中火光摇动，战歌嘹亮，气势如虹，夕阳西下时，勇士们凯旋。《与尹推府》写在惊涛骇浪之中，战士们镇定自若，谈笑间敌人灰飞烟灭。《四库全书总目》评戚继光“诗亦伉健，近燕赵之音。”戚继光的鹰扬之气体现为铿锵激越、格调昂扬的“燕赵之音”。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至三十一年（1552年）之间，戚继光初出茅庐，戍守战略重镇蓟镇。他作《部兵戍蓟》云：“叱马过幽州，横行北海头。朔风喧露鼓，飞电激蛇矛。奋臂千山振，英声百战留。天威扬万里，不必侈封侯。”《秋日》《抚松亭》《蓟门雨霁》等诗，都表现出诗人斗志昂扬，渴望建功报国，警告敌人不要轻举妄动。隆庆六年（1572年）九月，兵部右侍郎汪道昆视察蓟辽保定边务，检阅部队，戚继光作《汤泉大阅》，全诗泼染出一幅厉兵秣马、气壮山河的雄伟画卷。戚继光的诗通过朔风、飞电、嘶马、长鲸、紫电、青虹等词语，组成宏大意象，格调昂扬，有穿云裂石之声，体现出帝国的雄风威严和作者崇高的爱国精神。由于受到张居正的牵连，戚继光遭到言官猛烈攻讦，先是调为广东总兵，不久又夺俸褫职，悒悒以卒。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惋惜道：“生平方略，欲自见于西北者，十未展其一二，故其诗多感激用壮、抑塞偾张之词。君子读而悲其志焉。”戚继光晚年的诗风变为沉郁悲壮，兼有幽咽感愤之作。如《读〈孤愤集〉》通过为胡宗宪鸣冤，抒发自己“为文法吏所阨，不获行其志”的孤愤。《登石门驿新城望寨》写由于“百舌”进谗，自己壮志难酬。《登盘山绝顶》诗：“霜角一声草木哀，云头对起石门开。朔风虏酒不成醉，落叶归鸦无数来。但使玄戈销杀气，未妨白发老边才。勒名峰上吾谁与？故李将军舞剑台。”全诗悲壮淋漓，雄浑苍凉，王士祯《香祖笔记》评曰“见英雄本色，有文士所不能道者”。

　　邓子龙的诗更有一种强大的势能，他的诗矢口而出，直抒胸臆，洋溢着慷慨赴敌，救民于水火的雄杰之气。无论是登山临水还是行军打仗，莫不如此。如《登塔口占》：“挟山不足勇，登塔岂为劳。人言毛骨耸，我觉眼睛高。江山如图画，冠盖若鸿毛。欲写不平事，将此作挥毫。”《过大庾山》想象自己高擎宝塔，按着山头，为它挽起双髻；山中老猿敬献兵书秘籍，诗人信心倍增，他登山长啸，使百蛮心惊胆战。全诗语言浅俗，气势磅礴，设想奇特。《万松岭风雨催军行》写道：“应怜西事悬民瘼，长呼铁甲灯前著。三程两程昼夜行，千山万山风雨恶。不妨鼓角地中来，自有将军天上落。百战烽尘社稷安，一怒乾坤星斗错。归来烹象饮天河，何代英雄无卫霍。”叱咤风云，不愧英雄之诗！周光斗《横戈集序》云：“今读将军诗，英风飙起，浩气横流，慷慨悲歌，声犹在耳！”吴名凤《横戈集序》称其诗“粗豪而激烈之中自有真气，气既勇往直前，诗亦豪荡自喜”。邓子龙还作有大量山水诗，而与唐代以来王维、韦应物等诗人建立的山水诗传统迥异，奇思妙想，雄丽奇瑰，气吞山河。如《游庐山天池寺和罗念庵先生韵》写庐山瀑布像战鼓擂响，《游宁州南山寺》写横斜水面的虬枝使龙王心惊，《朝天洞》写以马鞭驱使怪石朝天，寄胸襟抱负于山水之间，在历代山水诗中别具一格。

　　一些学唐的武将诗人，也间有佳作。如王世贞称张元凯的诗“有沈深刿刻之思”，其《西苑宫词二十四首》蕴藉含蓄，深得风人之旨。《渔父》写由渔夫捕鱼，联想到宦途风波之险。《索居》云“敢谓闭门深避世，亦知门外有波澜”，描摹出明末党争生态下的官员心态。开国功臣李文忠之后李言恭，王世懋论其诗风有三变，“年少气盛，有触易形，意恒在多；既乃检括为深沉之思，稍稍纵其性灵，时复悠然之思”。他的诗抒发性情，风格柔婉而有韵致，汤显祖云其“有清寒之色”。百户陈鹤的诗“飘宕悽惋”。参将余承恩的《望忠州》情景如画，含蕴委婉，颇似后来王士祯的神韵诗。邱坦的诗也是风神婉丽，其他如张懋忠《送王冏伯》、杜文焕《过天宁寺访朗公禅师步望之韵》、李元昭《送周虚岩归吴》、张通《游西林庵》等，皆颇得摩诘神髓，韵味悠长，意在言外。

　　一些文臣通过与武将的交往，特别是经历战火洗礼之后，其文学观念和创作风格也发生了很大转变。如七子中的宗臣、吴国伦，早年文学创作题材狭窄，诗格纤弱。但自到福建为官，指挥军民抗倭后，诗文内容从模拟转为写实，风格也由纤弱变为沉郁。唐宋派的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皆以不同方式参与抗倭，他们的诗文创作也由早期的内容空洞、堆砌辞藻而变为具有刚健的文人风骨和厚重的历史感。

　　由上所述，晚明武将好文、文臣尚武的风习对诗歌理论和创作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晚明武将的诗歌创作，既受惠于阳明心学和唐宋派，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他们的弊端，洋溢着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的激情，格局宏大，卓然独立，而以前文学史只言复古派、唐宋派和公安派等，这是应予纠正的。

　　《光明日报》（2023年10月16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