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荣国庆（长治学院副教授）

　　近代学术思潮在今文学家复古的外衣之下，揭开了早期改良主义变法思想。今文经学从魏源到康有为，试图否定“毛序”，综合“三家诗”“诗纬”等资料另寻一个经世致用的道统。而古文经学家刘师培、章太炎等将传统学术“以经为纲”转变为“以经为史”，援史以证经，形成了系统化的古代经学知识体系。

　　今文经学诠释的路径

　　魏源《诗古微》征引三家遗文残句，上承汉代以《诗》谏世的传统。魏源《刘礼部遗书序》说：“今日复古之要，由诂训、声音以进于东汉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于道也。”魏源以“三家诗”为证据，破除传统经学以《序》《传》为核心的传统，是借助其达到“考察微言大义”，实现合经术、治术为一。

　　廖平《诗学质疑》则专以“诗纬”为主，旁及齐诗之说，杂取礼乐春秋等六纬。刘小枫的《“诗言志”的内传理解》指出，廖平“于四始、五际、六情之义，以及篇什配用之理”推阐儒家内学的诗学要义，提出“《诗》者志也”为“空言俟后”，重拾儒家内学“旧法”，以应对西方“异制”的挑战。虽然从文本看来，《诗学质疑》如“村塾诗钞随手杂录，无先后，无照应，无义例可言”，但是刘小枫结论应当比较贴近廖平的真实意图，廖平的诠释策略与魏源并无二致。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破《毛诗》之伪，立三家之真。康有为在《刘向说经足证伪经考》中说：“向《鲁诗》《谷梁》之外兼引《韩诗》《公羊》，而不及《毛诗》《左传》，则《毛》《左》为向时未有，断断矣。”其论学宗旨是批判乾嘉以来汉学“专尚考据”“琐碎破道”。今天看来，康有为破除《毛诗》的目的，在于否定旧的学术体系，借此为维新运动张本。

　　综合分析晚清今文学家的《诗经》诠释策略和结论，不难看出，其重点不在“学”，而在于“微言大义”。侯外庐《中国思想史》认为：“无论今文学派的思想和时务论著的思想，都有一个特点，即是依据中国传统的思想材料而设计中国命运的。”陈文采《清末民初〈诗经〉学史论》称：“晚清今文家诗说，便循着以经议政—阐发今文诗—引三家证伪毛诗的路径。”在今文经学影响下，更多非经典材料进入经学，传统经学的权威性受到质疑。

　　古文经学的努力

　　近代古文经学的重要人物，并不是一群迷失于“乾嘉学派”的旧学人，而是有着强烈“治世”心态的新派学者。在1895年到1910年间，经学被裹挟在洋务运动、实学、西学的浪潮中，晚清政府在全国成立了87所大专院校，先后派出几批留学生到日本、西方国家学习。章太炎、刘师培等倡导古文经学，成为这一时期经学诠释的重要引领者。他们创办《国粹学报》，主要撰稿人有邓实、黄节、陈去病、刘师培、马叙伦、章太炎、黄侃、王国维、罗振玉等五十余人，有着明显的古文经学色彩。其中刘师培、章太炎的《诗经》研究颇有成就，他们把《诗经》诠释置于晚清知识分子的“意义危机”的背景下，努力将古文经学的研究与时代相结合，赋予经学以近代思想的内涵。张灏在《思想与时代》一书中指出：“由于经验主义研究学派和宋学的共同影响，结果在清代中叶的思想界导致作为一种信仰的儒家思想衰落，尤其是在有关它的社会和政治含义方面。”更重要的是，“考据学由于各种理想的失败和信仰的混乱，必然趋向于具有批判精神。”这段论述是对晚清经学思想的总结，经学的努力促成了新思想的出现，正如钱穆评价说“所谓《国故论衡》，犹云批评这些老东西而已。故太炎此书即是一种新文化运动”。

　　刘师培的《诗经》学成就集中在《毛诗札记》和《毛诗词例举要》中。《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周颂·丝衣》篇‘胡考之休’，师培引《载芟》篇‘胡考之宁’，《传》训‘胡’为‘寿’，证此《传》‘胡考’与‘寿考’同义。而明陈奂《传疏》以‘胡考之休’为‘胡不成休’之误。盖师培于训诂之学，研究治极深，故能推彼《传》例，以释诗旨，而正疏家之失也。”《毛诗札记》中刘师培坚守《毛传》为探求《诗经》本义的法门，对后人申“毛说”而致伪者多有辨正。刘师培《毛诗词例举要》系统梳理了不同时期训诂学特点，实现了传统经学知识的科学化和系统化。

　　章太炎《诗经》研究散见于《膏兰室札记》《诂经札记》。章太炎《国学概论》提出“把经看作古代历史，用以参考后世种种变迁，于其中看明古今变迁的中心”。把《诗经》看成是上古时期的史料，对《诗经》的诠释也跳出了经学的桎梏，成为上古时期鲜活的生活写照。据此，章太炎从《二南》的考察中提出了“河朔与楚自古相竞也。”“江河派别，而民异性，寒煖异俗。”侯外庐《中国思想史》总结说“古文家仅言由辞以通道，而太炎建立由文字孽乱以明历史发展的根据，又建立文字起源以明思维发展的理论，故他的文字学已经跳出了古文家的范围。”王长华《二十世纪诗经学价值的瓦解与重建》一文中指出：“章太炎的学术特点就是将传统学术‘以经为纲’转变为‘以经为史’，而这一观念和思路正开启了对《诗经》传统价值系统的瓦解和重建。”陈文采认为：“运用诗经为材料，目的在考察古代社会状况，不仅是经典的文献化，也凸显出考迹异同，以古鉴今的色彩。”

　　刘师培、章太炎等吸收历史语言学、民俗学、地理学等研究方法，推进了训诂学、音韵学、文献学等专学，构建了完备的经学知识体系。

　　近代《诗经》学检讨

　　无论“毛诗”的尊废，今古文学家的诠释策略与路径已经偏离了经典诠释的范畴。在晚清的时局背景下，经学面临的不是内部汉宋之争，今古文之争，而是要直面西学的挑战。1900年光绪颁谕命各省学政等实力奉行《钦定科场条例》强调科举“端正学术以正人心”的作用，又责成陈夔龙整饬学校，准许刘家模“振兴学校、书院以培教本而杜邪趋”之奏，要求在各地实业学堂设置“经学”学科，种种努力都想把经学嵌入现代学术体系中去。但是随着1905年科举废止，传统经学的最后一道保护屏障消失，经学进入了西学分科的裂变时期。

　　今文经学否定“毛序”，就是为了消解已经僵化的“权威”，随之而来的是“疑古”“辨伪”思潮。然而借助于残破的三家诗、诗纬及碎片化的典章制度，想要构建一个逻辑自洽的“微言大义”，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尽管今文经学诠释以塑造孔子“素王之法”为目标，但于《诗经》本旨相去甚远了。古文经学以《诗经》为史料，释放出了文本的历史内涵，构建了体系化、科学化的经学知识体系，但同样面对的是被解构的经学。经学文本的符号化的结果就是“六经注我”，经典诠释的价值和意义完全丧失了。

　　今古文经学是传统学术自我价值重塑的一次尝试，虽然双方都努力寻找发现经学的新意义，试图打破僵死“权威”，实现儒家经典思想与时代同步，然而在当时并没有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没有在经学与现代学术分科中找到合理的平衡点，从源头上失去了经学价值体系和学科框架构建的可能。

　　《光明日报》（2023年09月11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