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建民

　　陆游（放翁）之诗，与李白（太白）之诗有许多相似：清丽、畅快，亦豪迈大气。据放翁自己说，他对太白作品颇熟悉，凭着这份熟识，我们大致可以认定，陆游写作曾受到过李白影响。可或许因为熟识，陆游对李白诗作的不足，也比一般人看得深透。他在自己的“笔记”中，就对李白作了并不客气的议论。

　　议论是由王安石所编诗集引发的：“世言荆公《四家诗》，后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说酒及妇人，恐非荆公之言。”王安石曾被朝廷封为“荆国公”，后人有称其为“王荆公”。这里说王安石曾编辑有诗集《四家诗》，四家是杜甫、韩愈、欧阳修，李白。唐宋两朝，真入王安石法眼者不过四人，够苛刻。尽管入选颇为不易，可却将李白排在最后。理由据说是：“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汙（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前两句赞扬有限，后面批评说李白见识低下，理由是诗作十句有九句不离女人和喝酒。这几句话刊载在一个宋代僧人的笔记中，据说出自王安石之口。可陆游有疑：这也许不是王安石所说，或者不是他说的意思。

　　针对传闻的王安石议论，陆游加以辩驳：“（李）白诗乐府外，及妇人者实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渊明辈，亦未为过。”除了部分乐府诗，李白的诗中，言及妇女的并不算多；他的诗涉及喝酒的篇章着实不少，可比起人们认可的陶渊明来说，李白也不是很过分的。

　　这两方面的辩驳，陆游是有实际阅读证据的。他认为有些人这样议论李白，实在是因为不熟悉李白，随意说辞：“此乃读（李）白诗不熟者，妄立此论耳。”陆游的看法是：“《四家诗》未必有次序，使诚不喜（李）白，当自有故。”王安石编辑《四家诗》（放李白为末尾），不见得是按照高低排列的；就算确实不喜欢李白，那也一定有其他原因。这原因在陆游看来：“盖（李）白识度甚浅……”正是因为李白见识，度衡能力有限（甚浅）。这一层表面看是陆游代王安石说出，其实正是陆游的意思。

　　陆游确实熟悉李白的诗作。为证明李白的“识度甚浅”，他一口气举出多个例子：“观其诗中如‘中宵出饮三百杯，明朝归揖二千石’‘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璋紫绶来相趋’‘一别蹉跎朝市间，青云之交不可攀’‘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之类，浅陋有索客之风。”这些诗作都不是李白特别有名的篇章，可陆游随口举证，可见他对李白诗作确实熟悉。这些诗句，表现的都是李白与权贵结交前后的得意情形。“二千石”为郡守一级官员的俸禄。昨日夜半大饮三百杯，可见是与一帮富足的友朋，明天又将去拜会郡守一类官员。好不惬意。“九重万乘主”自然是帝王及皇宫，李白不隐晦自己对帝王得意的“揄扬”。“赤墀”为皇宫中红色的台阶，“青琐”应是刻有连琐花纹并涂以青色的宫门，“贤”，能出入此地的官员。借着帝王面前的得意劲，转脸言语戏谑可接近君王的官员。张狂不计后果之态，溢于言表。

　　“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璋紫绶来相趋”，这两句前面的句子是：“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说自己有幸骑着高贵的“飞龙天马驹”，陪着君王銮驾在京城出入之后，那些王公大人们也把我放在眼里了，高官厚禄，身着“金璋紫绶”者都来向我靠拢。

　　“一别蹉跎朝市间，青云之交不可攀。”此诗前面有比照：“都尉朝天跃马归，香风吹人花乱飞。银鞍紫鞚照云日，左顾右盼生光辉。是时仆在金门里，待诏公车谒天子。”在君王一派行进队伍中，有我李白伺候左右，“左顾右盼生光辉”……不幸后来被“赐金还乡”，落魄在噪攘的朝市中，不说君王，连高官也攀附不上了。

　　“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李白大约还在为自己那篇名文《与韩荆州书》得意。想当年自己头顶高冠，腰佩雄剑，结交者，是荆襄地区一带高官韩朝宗，即韩荆州。

　　由陆游举例的这些诗句读去，李白几乎处处时时，一副沾沐天恩，得意忘形，借势张狂模样；一旦失势，不屑又不得不与底层交往，却心心念念，反复追怀，攀附向往心态，自我刻画得淋漓尽致。陆游认为这些句子，充满攀附权贵风习，见识是非常浅陋的。看来，陆游时代正直的知识人，是不屑于此等行径的，因而他做出对李白的人格判断，甚至影响到对其诗歌地位的安置。

　　此时陆游的判断，表面是推测王安石排李白在杜甫、韩愈、欧阳修后面的理由，其实正表现着陆游自己的见解。陆游后面还有话：“集中此等语至多，世俱以其词豪俊动人，故不深考耳。”李白诗集中这类文字还有很多，人们一般认为李白诗句豪迈清俊，所以并不过多在意这类作品的存在。陆游这样说，确实指出了读者对一个有名人物的评价情形：注重大体，忽略不足。

　　可陆游到底还是看不惯李白的攀附权贵的做派：“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亲。’宜其终身坎壈也。”李白当时由一介布衣，当了个为帝王服务的虚衔官员。陆游以为，这有啥可以炫耀的？可李白却马上写诗给他人，说先前笑话我是个“微贱者”的人，眼下又来与我攀亲联络。对此做派，联想李白的官场命运，陆游毫不客气判断：这等识见，正好对应了他一生坎坷困顿不顺。

　　由此来看，至少在宋代，李白尚未成“仙”，未成为不可评议的角色。当然，从评论一方看，他们并非单凭好恶，任意臧否，而是举例证据，让事实说话，起码陆游是这么做的。

　　《光明日报》（2023年07月28日 14版）